解决三农 问题的三大战略抉择
什么是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什么是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何谓“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
1996年以来,农业步入一个困难时期,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
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平在给上总理书中列举了农村中触目惊心的危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
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震动了全国,“三农问题”的危机暴露在公众面前。
为何“三农”问题成为关注热点影响社会稳定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290余人。
严重超编的吃饭人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部分政府机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入不敷出,而这种财政状况正是农村滥收费的根源之一。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增幅过快,也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0.16-0.295)。
能否在20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看“三农”问题能否得到很好解决。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农村发展形势的恶化,诱发的农民反抗时间逐渐增多,规模逐渐加大,出现了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劳动力过剩就业压力大据测算,中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近3亿剩余劳动力。
以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提供的劳动机会,至少在四十年后,中国还依然面临着的劳动力严重过剩的问题。
众多的劳动力农村无法消化,只能向城镇转移,如何解决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困难。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关于“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学者们争论不已,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观点,因为,每种观点都既有说服力又有其难以应答的“死穴”。
浅谈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浅谈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摘要：“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
“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处于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三农”政策在性质上属于农业宏观调控行为。
由于农业宏观调控行为分为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前者具有可诉性，后者则无，因此对“三农”政策的事后规制和救济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
关键词：“三农”政策；农业宏观调控；行为农业宏观调控决策行为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孔祥智[1] 认为，“三农”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农村、农民的范畴，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安全性问题。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2]。
一、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
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
一是土地政策。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
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
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3]，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十六大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班级：09级思政二班姓名：王莉学号：12009244315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摘要：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就业问题严重，以及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缓慢上。
因此，我们应该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从而造福于人民。
本文从“三农”问题的含义、现状及对策出发，探讨解决其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三农问题出路措施政策一、三农问题的含义农业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三是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
农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薄弱；二是城镇化进程滞后，要看到，“三农”问题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城乡经济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城镇化率低，且村镇极其分散，工业企业小而且少，缺乏产业群规模的大型企业的支撑，缺乏规模效益，与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的非农产业出路极其狭窄；三是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无法有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三是农民的文化素质得不到较快提高。
二、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现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
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后还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三农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
所谓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国家安，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一定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积极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
谈三农应对WTO的三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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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农”问题
解读三农问题一、认知“三农”什么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人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偏重点不一，必需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何谓农人？具有农业户口而不具有城市户口的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只要户口在农村就是农人”。
农村居民是指居住在农村地域的人口，而不单单指从事农业劳动人口。
农人问题是“三农问题”之首“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人问题。
”农人发展关系农业、农村的稳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农人生活、生产之地；作为农业生产者和农村居住者，是我国人口最多，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他们的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到农业的进步和农村的稳定。
农业问题，主如果农业产业化的问题。
目前突出表现为农业基础地位薄弱。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
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不同。
农人问题，目前突出表现为农人增收问题。
二、“三农”问题现状及分析一、农业问题：主如果规模小，结构不合理，市场化程度极低，经济效益低下。
二、农村问题：主如果长期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村社会发展严重不足，现代文明功效难以进农村寻常百姓家，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尤其突出。
3、农人问题：主如果农人就业和农人增收问题，这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4、“三农”中存在的问题（1）农村小规模的分散经营方式造成农业效益低，从而使农人收入低下。
（2）农业人口过量、素质太低。
我国“三农”问题最深刻的本源在于过量的农村人口与过少的农业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人的自由流动。
城乡二元结组成因：①由于城市承载力低，资源稀缺，工作职位有限，粮食需要配给，客观上要求有必然数量的人口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
②户籍制度将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类。
现实情况促使修宪，以法律形式将城乡二元结构固定下来。
（4）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
解决“三农”问题的五个关键
解决“三农”问题的五个关键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人增收困难。
这不单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进展长期积存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
增加农人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咱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依照统筹城乡进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
一是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坚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依法保护农人的土地承包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
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增进农人增加收入假设干政策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的实施意见，认真兑现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人实行直补和购买农机给予必然比例投入等政策，补助资金要足额及时到位，绝不能滞留或挪用。
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钱持续上升，群众反映强烈，经委、物价、工商等部门要尽快采取方法，调控平抑。
二是要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利用水土光热资源，依托科技，突出特色，踊跃推动建设农业优势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品基地，壮大支柱产业。
要高度重视粮食平安，坚持以省内大体自求平稳为目标，依照爱惜耕地、增加投入、调整结构、依托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思路，安排好明年的粮食生产，确保面积不减少，单产、总产增加。
进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也是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要大力培育经营实体和龙头加工企业，形成科研、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大力进展农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推行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和农户联结的模式，进展农牧产品深度加工，发挥规模效益。
要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效劳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当前要针对大宗农产品运销困难的问题，踊跃组织引导运销大户和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渠道开拓市场、寻觅销路。
三是要全力以赴打好扶贫攻坚战。
甘肃省农村贫困人口量大面宽，扶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
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狠抓各项政策方法的落实，尽力实现今年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使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三农问题[1]
![三农问题[1]](https://img.taocdn.com/s3/m/74b39a6daf1ffc4ffe47ac97.png)
和谐社会之和谐农村——三农问题近几年，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
在农村，和谐乡村的建设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求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而在农村，最重要的莫过于重视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
据统计，中国现在农村人口有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
解放以来，我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经过50多年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用世界上不足7%的耕地养育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农村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调整了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产量，逐步缓解和根除了我国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的局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国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其它领域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低，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矛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关于三农问题
关于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
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
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
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
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
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
近年米，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1 “三农”问题的症结(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效率低。
在我国，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
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
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
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
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定的经济根源。
当前大多数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
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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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战略抉择
经过多年来广大农民、农村基层工作者和一部分学者的呼吁，中共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最近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把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提到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是一件十分可喜之事。
现在一方面，要切实加大政府投入，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合作重点首先向“三农”倾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并继续做好农村扶贫工作。
另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并着手解决几个长期拖延未决的战略性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基层政府的建制与自治，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机制。
（一）
许多城市居民和城里的干部没有意识到解决农村土耳其产权问题的紧迫性，是因为他们误以为，农村改革以来所建立的以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体上能够保障农民的各项土地权益。
事实却不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土地开发商通极其廉价甚至无偿征地的方式，从农民身上取得的城市化“原始积累“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几十年间用“剪刀差”获取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总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一金额少于2万亿元。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绝大部分牺牲都
要农民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
50多年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土改到初级社。
农村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实行土地改革后，农地的占有状况趋于平等，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土地出租和买卖现象。
在农村合作化的初级社时期，农民以土地产权入股，一方面按劳分配，另一方面也按股份分配。
第二个阶段是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从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意味着农民无偿地把土地产权奉献给集体，这是土地缺席变化中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人民公社会化初期的土地产权是最不确定的，先是公社（乡）所有，之后退为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最后定为“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
第三个阶段是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撤队建村”以来。
所谓“双层经营体制”，就是把土地产权划分为使用权、占有权和所有权，或者说田面权和田底权，前者归农户，后者保留给集体。
人们常常忽略了在“撤队建村”过程中的土地产权变化。
在撤队前，土地的所有权是在生产队（相当于后来的村民小组）这一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
”在撤队后，多数地方的土地所有权被上收到行政村（相当于以前的生产大队）。
既然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个集体的范围有多大至关重要。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说得很清楚：“任何共同目标的完成或共同利益的满足，意味着一项公共或集体财产的产生。
”“愈大的团体愈不容易生产最适量的公共财。
”“大团体或者说潜在团体根本没有生产公共财的诱因，因为无
论该公共财对团体整体而方是多幺有价值，都无法有效地促使个别成员愿意支付达成潜在团体利益的组织费用，或去承担必要集体经济的各种成本。
”一个十几户、几十户的集体还是一个百余户、几百户的集体，农民从中体认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权益以及为维护这些权益而愿意付出的代价是大不相同的。
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集体所有，产权模糊，农民缺乏抵抗基层政权及其利益共同体的巧取豪夺、保障自己的土地权益的明确法律依据，而且很少的一点征地补偿也不一定能完全落到农民手里。
第二，农户的田面权既不能长期稳定（许多地方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调整），也做不到“流转顺畅”（承包权尚水被确认为物权，出租、转让、抵押均无法可依）。
第三，当农民因为迁徙而退出集体时，原来属于他的那一份田底权的转让得不到任何补偿。
隋唐以后的中国诸王朝，对县以下农村的治理，主要靠乡绅和胥吏，而不是靠官员。
乡绅属于一种志愿服务者，胥吏则是一种劳役，是被强迫的无薪服务者。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进城读书做事和家属向城镇的迁徙，以及战乱与繁重的政府摊派的挤压，乡绅阶层逐渐从农村隐退，胥吏则逐渐被国家公务员取代。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实现了区级政权的公务员化，到1950年代中期，实现了乡镇政权的公务员化。
人民公社实行所谓“政社合一”，阻碍了农村基层政权完全公务员化的实现，为胥吏制度留下了一个最后的尾巴。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下，生产队干部主要负责生产经
营方面的事务，生产大队干部主要负责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但是，由于后者直接插手集体收的分配，他们的行政胥吏角色被生产经理人角色掩盖了。
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除了少数保留和发展了村办企业的地方，村干部的胥吏身份无法再遮掩。
村民委员会成员执行的乡镇政府委派的任务，而不是村民自主决定的事务。
因此，所谓“村民自治”的主要寓意便是村民自己掏钱来养为乡镇政府做事的人，而这正是胥吏制度的特色。
县以下农村基层政权建制不合理，乡村干部胥吏化、非正规化，是当前农村负担重、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制度创新才能摆脱在这方面的恶性循环——农民负担重，征收不容易，需要非正式人员协助征收税费。
而为了维持日益膨胀的非正式人员队伍，又导致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
关于县以下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建制与自治问题，在学者中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徐勇提出的“县政、乡派、村治”。
“县政是指县成为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
“县以下的乡成为县派出机构，接受县政府的委派，专事县政府委托的任务。
乡的财政支出由县政府编制预算，由县财政开支”。
村治是指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机构不是政权机构，而是政权体系外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另一种意见是党国英提出的“缩乡、废村”，“建立大农村社区”。
其基本想法是：“在取消村一级组织及其管理职能以后，可以适当缩小乡镇管辖范围。
”在新的乡镇社区实行“民主选举、议政结合”制度。
由乡镇居民直接选举3—7名政府委员，作为乡镇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政府委员再选
出乡长或镇长，作为乡镇最高行政首长。
乡镇不设人民代表大会，不设政治协商会议。
此谓“议政结合”制度。
还有一种意见是沉延生提议的，在“实地（地区和地级市改名为府或州）、虚县”基础上实行“乡治、村政”。
肯定各地已经或正在进行的撤并乡镇工作，在扩大后的乡镇范围内设立基层政府并实行社区自治，由选民直接选举乡镇长；在现有的行政村设立村公所，村公所人员由乡镇自治政府派出，实行公务员化。
以上各种意见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与交锋，并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实施。
（三）
一种选择是扩大开放，通过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来满足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对粮食不断增加的需求。
用比较委婉的话来说，就是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在国际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善于用全球战略眼光，从更大范围和更宽视野想问题、办事情，提高应变能力，增强风险意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如果按照这条思路，逐渐扩大对粮食进口的依存度，就必须通过富有活力的外交工作和积极稳健的内政改革，保障中国能够长期享有一个和平、友善的国际环境。
同时，要拟定一个粮食进口战略，尽早与几个相互竞争的粮食出口另签订长期稳定的供货合同。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粮食净进口的较大幅度的波动总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