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吏部和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古代六部的名称和职责

中国古代六部的名称和职责
在中国古代,六部是指中央政府的六个部门,每个部门负责不同的职责和管理不同的事务。
这六个部门分别是: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和户部。
吏部负责管理官员的选拔、考核和晋升,以及管理官员的任免、派遣和养老等事务。
吏部是皇帝直接掌控的部门,对于官员的选拔和考核有着重要的影响。
礼部负责管理朝廷的礼仪和外交事务。
礼部负责制定和管理朝廷的礼仪制度,同时也负责处理外交事务,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和交流。
兵部负责军队的组织、管理和调动。
兵部负责招募士兵、编制军队、管理军械和军需物资,同时也负责调动军队,指挥军事行动。
刑部负责处理司法事务和刑法执行。
刑部负责制定和执行刑法,处理犯罪案件的审判和刑罚执行等事务,确保社会的治安和秩序。
工部负责工程和建筑事务。
工部负责修建宫殿、城墙、道路和桥梁等重要工程,同时也负责管理水利、冶炼和制造等工业生产。
户部负责财政和人口统计事务。
户部负责征收税收、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同时也负责统计人口、土地和财产等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这六个部门在古代中国的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司其职,共同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稳定。
它们的职责和功能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政府体系。
通过这个体系,古代中国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国家的繁荣和稳定。
这些部门的存在和运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史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史
在古代,由于技术力量落后、社会结构不稳定、无法满足企业扩张需要,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也仅停留在很轻微的阶段。
从古代到近代,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很多阶段,这些阶段也代表了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历史发展历程。
古代的人力资源管理主要以家族企业为背景,以家族责任的原则为基础,以家族式的组织为模式,采用家族式的管理方式,以家族财产的分配为激励。
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家族式的管理逐渐发展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社会形式,这种形式的管理体系仍然依靠家族的传统法规来保持员工的作息,但同时也加强了管理的规范性。
到清朝,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入到向外部扩展的阶段,清政府越来越注重实施劳动纪律,提出“一家一政”的劳动制度,从政治上对劳动进行规范,同时配合“押城押寨、名城名寨”的劳动分配法,把农民的劳动组织、分配和约束规范到市乡二级以下。
中国古代人力资源

才 " " 则指一个人有学识 , 有胆量 , 善谋 断等品性体现在个人的观察 ,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上 .在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中 ,
德才兼备 的人总被视为是完成目标的最合适人选 , 或是组 织首要培养的对象 .我国古代政治家唐太宗曾 说 :" 为政之要 , 惟在得人 ,
德才兼备仍是现代人才选用方面的一个重 要衡量标准 . 所谓使用人才要" 尚贤任能 "即指任人唯贤 , , 要重用那些真才 ,
实才 ,做到唯才是用 ," 内举不避 亲 ,外举不避仇 "只要是贤才 , 不管亲疏远近 , 不 , 管出身贵贱 , 都可以任用 .
终无补于治理耳 . 这表明人的 " " " 德" 才 与" 在治理国家中发挥着不同的重要作 用 ,品德与才能二者兼优 , 才有利于管理国事 .
对 现代社会来讲 ,拥有高尚品德和真才实学的人 , 同 样是当今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点对象 , 也就 是说 ,
旧有奴隶制的宗法职官制 度走向绝境 ,产生了一整套新型官僚机构 , 将所有 官员分为两个大类 ,即文官类和武官类 ,
以相和将 为首脑 ,分别管理行政和掌握军权 .这种文 , 武分 类法 ,适应了政务和军务分工的客观需要 , 有利于 提高管理效率 ,
使文才武略各司其职 , 各尽其能 , 充分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人力资源 .因此成为后 来历朝历代官僚制度的基本方法 , 一直沿用下来 .
古代的吏部和人力资源管理

古代的吏部和人力资源管理吏部属中国古代官署,简单说就是负责人事的部门,其性质和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部差不多。
西汉尚书有常侍曹,主管丞相、御史、公卿之事。
东汉改尚书常侍曹为吏曹,后又改为选部。
魏晋以后称吏部,置尚书等官。
隋唐时列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一称大宰,冢宰),副长官称侍郎。
历代相沿。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下设四司。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长官称为郎中(司长),副长官为员外郎。
明清时的四司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
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的责任内阁设立制诰、铨叙等局,吏部遂撤。
吏部四司的职能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其实也相当于招聘、培训、薪酬、绩效、员工关系。
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之事(相当于招聘);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相当于员工关系和职业发展);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其实都是档案管理);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事务(也就是官吏的绩效考核)。
历代官吏的薪酬基本都是固定的,所以古代薪酬跟现在人力资源的工作无多大关系,反正都是“老板”皇帝说了算,再者除了海瑞等清官之外,有几个官吏靠俸禄的?古今人力资源职能的一个差别还在培训上,古代官员的培训工作在礼部进行。
礼部下设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军礼及管理学务、科举考试事,其中科举自然是礼部的最大业务。
其实,古代的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人力资源经理。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古代吏部尚书不就是个部长嘛,上面还有大学士(相当于现在企业的经营班子高管)和宰相(相当于总经理,老板自然是董事长)。
可是古代的吏部权力非常大,它最大的权力在于:文选和考功,也就是招聘官吏(文选清吏五品以下)和绩效考核(京察、大计)。
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唐朝针对人事制度的

唐朝针对人事制度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繁荣和强盛的朝代,其人事制度对于唐朝的治理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下是唐朝针对人事制度的相关内容。
首先,唐朝设立了一套严密的官员选拔制度。
唐朝的科举制度是其官员选拔制度的核心,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科举分为省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通过严格的考核选拔出优秀的士人,使得唐朝政权能够得到高素质的官员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科举考试相对公平公正,实行举人、进士和状元的评选制度,为广大士人提供了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
其次,唐朝实行了官员的汰换制度。
唐朝规定,各官员任职一定时间后需要进行换岗,以实现官员间的轮岗和流动。
这种汰换制度方便了优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使得政府中能够有更多的人才涌现和施展才华,同时防止了官员利用权力过度积累财富和地位。
另外,唐朝实行了官员的考核和奖罚制度。
唐朝政府设立了巡察制度,不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以评估其政绩和表现。
考核结果直接关系到官员是否能够得到晋升和晋级。
同时,唐朝政府也非常注重奖励和惩罚机制,为有功之臣进行表彰和奖励,同时对不合格或者不称职的官员进行黜退和降职处理,以保证政府的高效运行和官员的积极工作。
最后,唐朝还对官员进行了考核和升迁的审查制度。
除了考试之外,唐朝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审查官员的品德和能力,以保证官员的廉洁和清正。
只有在这种审查制度下,官员才能获得晋升和升迁的机会,使得政府能够得到廉洁和有能力的官员管理。
总结起来,唐朝针对人事制度的完善使得政府能够选拔和培养出大量的人才,保证了政府的高效运行和长期稳定。
这对于唐朝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唐朝还通过考核和升迁制度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约束,保证了政府的廉洁和清正,保障了国家的良好局面。
唐朝的人事制度为后世所借鉴,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及方法

(四)“见素抱朴”的人性说
在人性问题上,老子主张复归于璞,这是与他崇尚的“自然”、 “无为”的逻辑相吻合。老子的“见素抱朴”(《十九章》) 的人性论是“明自然之道”和“守自然之德”两个相互联系的 观点构成。什么是“朴”呢?老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朴”有 三个特点。其一,内心无利害则外物不伤害;其二,柔弱道之 用;其三,心气平和则精气充足。老子的人性论的主要特点是 人性自然,人性无善恶之规定,人性没有先天的道德属性。人 性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或善或恶,都是叛逆了人的自然本 性,是人自然本性的异化。正是在这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他 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从而返璞 归真的成长之道。
有德有才的人,往往也是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这类 贤才,瞎指挥或命令式的管理是不能奏效的,因此墨子讲 “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 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孔子也提出“君子不 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 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杰出人才虽然不是 惟命是从的人,但只要以礼相待,即尊重他们,就能充分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管仲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而争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 意即高明的统治者应甘心居于贤人之下,这就是“礼贤下 士”。他还说:对贤者要“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 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这里所说的“仁、义、德、 信、礼”主要是指对人才要关心、要尊重、要信用。老子 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认为善于用人的人,待人必谦 下,不盛气凌人。孔子也说:“群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认为只有国君做到了以礼待臣,臣子才会忠心地辅 佐君主。 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以礼招才”思想,已被历史证明是非 常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礼遇、尊重比高官厚禄更能 吸引人才。
中国古代人事制度

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国古代官吏的铨选和治理制度。
铨选要紧解决官吏的来源,职官的治理包括对官吏的任用、考绩、奖惩、品秩、俸禄及休假、退休等制度。
铨选制度中国古代官吏铨选的途径专门多,有世袭、纳赀、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制等。
要紧有三个时期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
世袭制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
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显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
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
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
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荐举制是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
举荐的标准要紧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
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显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说明其走向衰败。
察举是依照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举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
它也是荐举制精髓所在。
察举分诏举与岁举。
诏举是皇帝下诏选取专门人才。
岁举是地点长官定期定员向朝廷举荐人才。
察举的科目要紧有贤良方正、孝廉、太学博士弟子及特举特科等。
有时皇帝关于贤良方正等用“计策”、“射策”的方式进行考核。
征辟是皇帝及公卿郡守选拔任用属员的一种制度。
皇帝特点、聘召人才为“征”,公卿郡守聘任幕僚属官为“辟”。
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
曹魏时,魏王曹丕同意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
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并博采舆论,从上上至下下分九等品评地点士人,供朝廷按品级授官。
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进展,它将选官权由地点收归中央,人分九等在人才学分类上是一种创新,选才标准趋于周密。
魏、晋时期门阀统治的加强,至东晋后此制弊端丛生,中正权重,品评随意,世族门阀把持中正,操纵选举,至后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
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把人力称为资源,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观念中,就一直存在。
故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说。
现代的社会中,不过是把其中的名词改了一下罢了。
就是:学成数理化,聘与企业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研究所谓人力资源的管理,只是因为古代中国传统上是个内陆国家,土地肥沃,重视农业,政治上轻商重农,所以现代工商社会就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化中,许多在管理上的精义。
是故“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观乐玩好之说胜,则奸民在上位;请谒任举之说胜,则绳墨不正;谄谀饰过之说胜,则巧佞者用。
”所以说,中国文化并不是没有管理理论,而是现代的人们没有把老祖宗的东西领会和发扬;中国管理理论并不是落后的,恰恰相反,中国文化是王者之道,只是因为人们难以窥其全貌,而误认为如此。
再或者有其它的什么缘由。
“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
理不正则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
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
为事之不成国之不利也,使无贤者则民不能自理也。
是故辩于爵位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
为之有道。
”不论是企业、集团或是国家,其理皆可用之。
如果一个单位只有领导,而没有办事的人,就如前几年春节晚会中的那个“小偷公司”了。
苏东坡有篇文章叫《论养士》,(“养士”这个名词,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点像是现在的“参谋”,唐宋元明清的“幕府”。
)文中提到了该重视和培养哪些人。
苏轼提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两种人,用头脑的和用力气的。
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常提到的人才、专才),用头脑非常行,让他去劳动就总会出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来。
反之,也是如此。
苏东坡说这四类人,往往需要人家来养他,不能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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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吏部和人力资源管理
吏部属中国古代官署,简单说就是负责人事的部门,其性质和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部差不多。
西汉尚书有常侍曹,主管丞相、御史、公卿之事。
东汉改尚书常侍曹为吏曹,后又改为选部。
魏晋以后称吏部,置尚书等官。
隋唐时列为六部之首,长官为吏部尚书(一称大宰,冢宰),副长官称侍郎。
历代相沿。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下设四司。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长官称为郎中(司长),副长官为员外郎。
明清时的四司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
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的责任内阁设立制诰、铨叙等局,吏部遂撤。
吏部四司的职能
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其实也相当于招聘、培训、薪酬、绩效、员工关系。
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之事(相当于招聘);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相当于员工关系和职业发展);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其实都是档案管理);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事务(也就是官吏的绩效考核)。
历代官吏的薪酬基本都是固定的,所以古代薪酬跟现在人力资源的工作无多大关系,反正都是“老板”皇帝说了算,再者除了海瑞等清官之外,有几个官吏靠俸禄的?古今人力资源职能的一个差别还在培训上,古代官员的培训工作在礼部进行。
礼部下设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军礼及管理学务、科举考试事,其中科举自然是礼部的最大业务。
其实,古代的吏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人力资源经理。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古代吏部尚书不就是个部长嘛,上面还有大学士(相当于现在企业的经营班子高管)和宰相(相当于总经理,老板自然是董事长)。
可是古代的吏部权力非常大,它最大的权力在于:文选和考功,也就是招聘官吏(文选清吏五品以下)和绩效考核(京察、大计)。
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古代的招聘官文选司
文选清吏司是明清时期吏部下设的机构。
掌考文职官之品级与其选补升调之事,以及月选之政令。
司之下分设有:求贤科:承办双月官员注册,进士、举人截取,拣选举人,并恩、拔、副、岁、优贡生就职、就教,考取御史、誊录,考补中书并管八旗各省道府以下各官注册、验看、分发、引见等事项。
(关键点:一、双月;二、京官为主)。
开设科:承办单月应补官员注册、验看、分发、引见。
并各省题补、升调、实授、试俸、添设裁汰官缺。
各省督抚奏请兼衔,并管各省候补、官员注册、销册、知照官员过班。
并选拔人员分赴各省委用,服满应补人员选补各缺。
(关键点:一、单月;二、地方官吏为主)
升调科:承办各项议叙,各官添铸更换印信,各官恩诏加级,颁发奏奖捐生执照。
册库:存储京外各员履历官册,承办大学士以下京堂开列请简各衙门题补各缺,京外各官升转诸事之入册、销册。
题稿房:承办满洲大学士以下翰詹等官升补,查核考试中书、御史。
笔帖式科:承办京外各衙门笔帖式及各旗印务笔帖式照咨补放、铨选笔帖式各缺。
此外,还有缺科、典吏科、凭科、都书科、派办处、投供处、大捐处、单双月议选处、绅处、缮折处、收发处等机构。
介绍完文选清吏司,我们的关键核心在于阐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储备干部(举人)的培养,一般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就可以做官,当然是候补。
这支储备干部队伍很庞大,人口基数众多,梯队优势明显。
第二,求贤科和开设科分单双月执行选拔任务,互相有所监控和比较。
而且单双月的选拔,平摊了任务量,不至于出现集中一个科室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形,毕竟管理全国那么多的候补官吏(储备干部)实在是很烦的事情。
第三,补缺的职位其实都是五品以下(按照企业级别来说,就是科室主管级别的干部,中层以下),而求贤科管中央部委,开设科管地方部门,这样差异化明显。
事实上文选司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举人,具有一定学历(乡试筛选)、有一定社会地位(比如见了官不必下跪,可以不服徭役)的人,最关键的是文选司还可以收取报名费(捐官)。
换到现代人资管理中,这就是储备人才的选拔培养,当然我们现在是不允许收钱的。
绩效考核还看考功司
京察
京察是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
明代规定六年举行一次,清代改为三年,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
“四格”为:守(操守态度面指标)、政(政绩量化考核指标)、才(才能指标)、年(年资、经验等指标)。
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合格)、勤职(良好)、供职(优异)三等。
列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
其实这和我们原来的“德能勤绩”是一个道理,只是现代加入考勤作为一个替换年资的指标,熬资历的说法从这里就能看出。
“八法”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
犯此法者,分别给以提问(就是警告)、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
“八法”后来去掉贪、酷,改为“六法”。
大计
大计是考核外官的制度。
规定三年举行一次,每逢寅、巳、申、亥年,由县、州、府、道、藩、臬等层层考察所属官员,申报督、抚审核其事状后,造册送吏部覆核。
对于才、守
均优者称为易“卓异”,经引见(即朝见皇帝)后得加一级回任候升。
劣者劾以八法(后改为六法)。
其处分与京官同。
不入举劾者称为平等(这个比较有趣,也就是说,外任官员只要未被中央检举,就能混过去,所谓的山高皇帝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企业的绩效考核中,京察是针对集团机关的各个职能部门,而大计则是针对各个子公司的各级干部(比如江苏巡抚不就是江苏分公司总经理嘛)。
京察的优点在于,给京官们一个外放的机会,到地方去锻炼锻炼,然后再从大计中获得优异成绩回京提拔。
两者结合的结果是:京官其实收入不高,靠地方官吏供养;而地方官吏又需要中央有人事关系。
彼此互换岗位,有利于人才流动。
此外,干部长期坐机关,一来关系会狭窄,无事生非;二来,消磨意志,不利于成长。
而长期在地方,又容易养成山高皇帝远,自作土皇帝的“大不敬”可能。
一般来说,京官不容易出成绩,外官不容易套近乎。
京官总也可能见到上头,起码能混个脸熟;外官也很实惠,只要肯干活会做人,业绩很快就突出。
京官里面最麻烦的就是言官蜒御史们(专业骂人者),这个和企业的部分稽查监督岗位相近,所以在组织系统内部也有制约:你言官不是老是抓辫子,搞稽查嘛,那么到京察时候,就好好考你,尤其如果采取满意度调查时候,越是骂人的人越可能被打差分(前提是要匿名调查)。
这样也就避免了一支独秀的问题。
无论京察还是大计,对干部的考核是分阶段的。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一次的考核兼顾到一种情况——做事多的人往往会在短期考核(就是一年期)吃亏,尤其是困难的事务。
当涉及到比较大的项目时,一年往往不足以出成绩。
假设今年有了亏空问题,有三年考核期的话,可以努把“空”追回,盈利好的,则以丰补歉。
这不同于普通员工的尽职考核,不能为了及时性而采取短期行为。
可见老祖宗也是深知“代理风险”是如何防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