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三女生状告教育部诉状原文

青岛三女生状告教育部诉状原文行政诉讼状原告：栾倩、姜妍、张天珠（注：实际三人是三份诉状，为简化写在一处）个人情况略诉讼代理人：李强，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诉讼代理人：杨培银，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7号法定代表人：陈至立，部长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所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２、请求法院向被告提出司法建议椋偈贡桓嬉院蟊苊庾鞒隼嗨莆シㄐ姓行为?BR>事实和理由：一、被告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并且作出了违法行政行为被告作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的下属机关，具有对我国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考生录取进行管理、监督的行政职权。

依据这种行政职权，被告在2001年4月16日作出了《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是以教发（2001）23号一个“通知”的形式作出的。

依据《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被告的行政行为与现行宪法直接相冲突，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平等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

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这一点在制定宪法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原告从来就很自豪。

因为我们的宪法赋予了公民如此广泛的基本权利，这其中就包含了平等权和受教育权。

平等作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已经体现在各个领域。

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平等都是宪法的平等原则在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而平等原则体现在受教育权上就是指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平等的受教育权意味着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资格平等，权利能力的平等。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不分财产状况、居住年限、地域、宗教信仰等，在法律上都应该被认定为具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

而这种资格的具体体现，就是一年一度的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高考。

从平等的受教育权原则出发，除非特殊专业需要特殊的身体条件，否则，所有的考生在高考当中只有一样区别，就是分数。

只有分数的区别可以决定考生最终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进入哪一所高校接受高等教育。

平等的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同时也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任何人、任何组织不能以任何形式来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

而被告作为一个长期主管高等教育的行政主体，明知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却以一纸“通知”将原告这种权利限制和剥夺。

被告的行政行为之所以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受教育权，就在于被告在该行政行为中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的限定，这种限定使得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这不同的等级中参加高考。

等级之间分数标准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

众所周知，在中国，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能否上大学、上哪一所大学对原告这样一个尚未完全踏入社会的青年来讲可以说是决定了其今后的命运。

而被告在2001年4月16日的行政行为却使原告以及其他许多与原告有相同命运的考生在未参加高考以前，已经被被告人为地做了区分，这种区分使得原告在高考中对同一份试卷的回答必须比其他的考生（如北京）高出100分-120分才能取得与他们相同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

这里显然没有“平等接受教育权”，造成如此结果的，即是被告的行政行为。

二、被告的行政行为属于可诉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法院的受理行政诉讼案的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条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排除性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而在本案中，被告的行政行为则是每一年分别作出，适用于特定地域对象，并且不能反复适用。

因此，被告的行政行为属于可诉范围。

原告参加了2001年度的高考，分数是××分，这一分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北京市的重点大学分数线，然而，由于被告的行为，作为一名青岛考生，原告却连专科学校都无法入读。

原告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受损与被告的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有权请求法院司法判断被告行为的违法性。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管辖此案。

综上所述，被告做出的行政行为，直接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受教育权，原告因此诉至法院，请求裁判。

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具状人：（略）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签名社会杂感——告状还是作秀——评青岛三学生对教育部的起诉（1）(2006-05-01 19:53:28)转载▼分类：《边缘琐语》三、社会杂感首先我要声明，对青岛三位敢于运用法律手段与高考中的地域歧视相抗争的学生，自己充满敬意；对愿为三位学生作代理人的律师，也没有丝毫不敬。

本文所要评论的，是一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现象，同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利息息相关。

当媒体报道青岛三位学生为了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公状告教育部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希望。

但是，当我看到网上的第一个发布此消息的贴子（当时还没有发布诉状，只是简单地说要求最高法院做出司法建议书），我就有点疑问，于是，我在一个论坛下面贴了个发言提出疑问，但这个疑问没有任何回音。

这个贴子全文如下：关于状告教育部的疑问（求实论坛2001.8.25）我是绝对支持这三个学生的，但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首先，提起的诉讼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据我看，应当是行政诉讼。

其次，如果是行政诉讼，那么，诉讼标的是什么？应当是撤销教育部划定录取分数线的行政行为，而不是司法建议书。

再次，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国务院各部委为被告的行政诉讼，管辖法院应该是中院，高院和最高法院都不会受理。

我的疑问是，这本来是一件极好的案例，而且有代理律师，难道律师连法院的管辖权都不清楚吗？后来，我又陆续看到了诉状的原文和媒体关于撤诉的报道，使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这不是告状，而是作秀。

这个案件，与刘燕文状告北大的案件完全不同。

刘燕文是实实在在的打官司，而青岛这个案件，不是真正去打官司，而是一种借助媒体的炒作。

只不过炒作的内容，是确确实实的权利被侵犯。

最明显的问题出在管辖权上。

可能三个学生对管辖权的法律规定不清楚，但律师不可能不清楚。

应该说，明明是应该到中院起诉的，却绕开了中院和高院，一下子就把诉状捅到最高法院。

这种做法，明摆着就不是真的想打官司，只是想把事情捅大。

看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纸诉状之所以递给法定的非管辖法院，起始就打主意不是给法官看的，而是给记者，给新闻媒体，甚至是给一切同情这些遭到不公正对待考生的大众看的。

果然，记者跟上来了，媒体频频显示了，借“告状”而炒作的目的实现了。

根据网上公布的诉状，这一诉讼是行政诉讼。

而我国的行政诉讼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规定，就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能提起诉讼。

因此，教育部关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规定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就成为能否起诉的症结。

按理说，诉状应该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定问题做出尽可能有力的说明。

而在诉状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告申诉的重点并不在行政行为的认定上，而是在宪法关于受教育权的平等规定上。

稍懂诉讼常识的都知道，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宪法条文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大量关于宪法的引用阐释，而不引用行政法规的条文，只会给自己在法庭辩论中造成麻烦。

至于关键性的行政行为认定问题，诉状只是用一句“被告的行政行为则是每一年分别作出，适用于特定地域对象，并且不能反复适用”来说明，并回避了“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辨析，连这两个术语都没有出现。

特别是关于抽象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对象问题，仅仅以教育部的通知“适用于特定地域对象”为由，认定其为可诉行为。

而“特定地域”显然无法从逻辑上推论三个原告就是“特定”的，地域和人员是两个明显不同的概念。

在诉讼请求中，不是用法定的“撤销行政行为”（行政诉讼的判决只有撤销、维持、变更行政行为三种，而且变更行政行为只适用于行政处罚），而是用“判决违反××法”，更是同打官司的法律规定不相符合。

根据这些内容来推断，诉状之所以用普通人都知晓的宪法作为法律依据，而不用行政诉讼中更为直接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作为法律依据，只能说这是一个给社会看的诉状，而不是给法院看的诉状。

我们无意责怪三位原告和律师，我们只能进一步问自己，原告和律师费尽苦心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稍微思考一下，我们不难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中国，是法院厉害还是媒体厉害？从法律规定来看，自然是法律具有无上权威，但老百姓却从生活实际中看到，媒体的力量，可能要比法院大得多。

不信你试试看，一个经济纠纷，上法院打官司会费尽你的九牛二虎之力，即使法院判决了，三五年执行不了也是常事。

但是如果上一回《焦点访谈》，对不起，比法院灵光得多。

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上媒体比上法院，解决问题可能要有效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岛三位学生和她们的代理律师的选择，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要不然，当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时，按照法律规定他们应该到有管辖权的法院去起诉，但她们却就此罢手，宣布“撤诉”（实际上没有受理立案就不存在撤诉），理由是达到了预期目的。

以打官司开场，却根本没有打官司，被侵犯的合法权利依旧被侵犯，情况和未告状之前一模一样，“预期目的”何在？只有用诉诸媒体来解释，我们才能看出这个“预期目的”的真实含义来。

看了这个案例，不知道我们的法学专家怎么想。

作为一个法学的门外汉，我总担忧，这种以媒体代替司法的趋势，会把中国的法治化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