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老这一辈子

邵老这一辈子——记一位革命老人戎马倥偬的前半生和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后半生春节后，受文联郭主席的委托，我采访了一位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和老建设者。

老人叫邵生荣，生于1929年，是右玉县白头里乡张化村人，老人干了半辈子革命，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场上奋战了半辈子，退休后，一直在右玉的家中和在北京的儿子家中穿梭居住。

采访老人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两个上午，但是，得到的故事却是非常的精彩。

老人经历丰富的一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过往的窗口。

艰辛的童年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邵老就生在了一个穷苦人家。

父母都是终日在土里扒食的农民，但是，值得欣慰的是，穷则穷，双亲的品行却是非常的好，拥有着中国农民所有的一切传统美德，邵老的父亲邵贵，秉性勤劳，毕生给人当长工，辛劳了一辈子。

母亲李二女，是本县肖村人，温文贤良、勤俭刻苦，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家庭妇女，一辈子主内，操家持业，抚养大了四个子女，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邵老说，为了让他们兄妹四个尽量少挨饿受冻，母亲曾经日食一顿，在寒冷的冬天还穿着单薄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邵老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也自然最早开始为家庭分担责任，他从六七岁开始，就开始为家里搂柴、拾粪。

十岁那年，父亲送他去本村私塾拜师学习文化，一共只学了两个冬天。

拜师的场景是十分正式和有趣的，父亲拿着馍馍和黄表（做供奉圣人用的），领着他依次给孔圣人和先生磕头，分别要磕满三个头，才能正式入学。

学习的内容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如何种庄稼等。

从12岁开始，邵老就正式步入了打工生活，当时叫“当长工”，这要是搁在现在，12岁还是一个孩子，是刚上初中的年纪，大人是舍不得让多干活儿的，可那时的邵老已经开始要扮演一个成年人的角色了。

他跟着本村一个姓王的成人，来到本乡西史村的东家，做一名小长工，为东家送饭、送粪、耙地，每次送粪都要一个人赶着三四个毛驴，每头驴子驮着两个篓子，从粪场子装上粪赶到地里去，这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今天的农村，仍然有人使用骡马和毛驴搞运输，但一个人是同时驾驭不了好几个牲口的，而那时十岁出头的小邵却能，看来，这功夫还“真不是盖的！”13—15岁，邵老继续在西史村为东家做长工，工期是每年的农历二月上工，十月场了（liao）后下工。

工资不多，但却是年薪，头年是32块白洋，第二年34块，第三年36块。

16岁，邵老开始挎上粪笸子抓粪，做一个壮劳力，锄田、打场都是分内的事。

因为当年（1946年）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涨工资运动，下工的十月份，工资被涨了6块洋钱，东家没给，用三四张羊皮给顶了。

在做长工的岁月里，“小邵”人虽在外，身边没有父母的监督，却始终没有独自乱花过一文钱，每年都把挣下的工钱悉数交与母亲，由父母来安排全家的开销。

所以，在老家，人们至今都称道邵老是个大孝子，说他打小就知道生活的艰辛，懂得体贴父母。

走上革命的道路1945年冬天，邵老辞掉了当长工的工作，回村参加了民兵组织，主要工作就是打“顽固军”和“黑摸队”，顽固军是指盘踞在右玉的国民党傅作义部，黑摸队是指在土改中跑掉的地主老财们，他们心怀不满，经常乘着夜色的掩护，跑回来报复共产党的农村干部和分了他们财产的贫农们，干的事儿有抢牛羊、绑架农会主任和民兵等，是邵老他们村民兵组织重点防范的对象。

当时，邵老们使用的武器是每人两颗手榴弹、地雷和大刀片子。

邵老说，在村里当了一段时间的民兵后，他又去参加了武工队。

这时已经是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了。

据邵老介绍，1946年到1947年之际，右玉县临时解放了（后又被占），当时，张荣怀（右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还在任地方游击队的指导员，同一时期在右玉县境内还有三支武工队在活动，分别为：西山武工队、南山武工队和东山武工队，队长为张生春、李英文（朔县人）、耿跃仁（右玉县十里铺村人），邵老去的是南山武工队。

1947年2月，右玉县境内的三支武工队合并为一个独立营，原武工队领导安荣转为地方组织部长（右南县）兼独立营政委。

应县人刘子荣任独立营营长。

黄土坡阻击战1947年阳历三月，盘踞在右卫城的国民党顽固军约300多人出城前往黄土坡村（位于牛心乡西北部），独立营接报后出动150多人，从大小蒋屯出发进行截击，战斗于上午11点钟在黄土坡村附近打响，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钟。

此战成功地将敌人击退，并缴获一枝轻机枪。

战斗中我方牺牲了一名独立营战士，名叫杨焕，是右玉县耿家沟村人。

三月后，邵老被派往当时的朔县五分区司令部教导队接受政治培训，并学习战斗技术，政治课内容讲得是贫苦人民的翻身闹革命。

4月14日，邵老返回右玉，此刻，惨烈的首次右卫城解放战已箭在弦上。

首次解放右卫城受阻1947年4月16日下午，五分区部队在北十里铺吃饭后，即开始向右卫城进军。

当时，邵老跟着分区司令部教导队随行，按照预定计划，五分区司令部下辖七团负责攻打东门和南门，来自陕西方向协同作战的一个九团负责攻打西门和北门，两部队同时发起作战。

晚上九点，分区部队到达右卫城后，打起信号弹，即行攻城，很快，三营和一营就打到了东门的瓮城，然后，破门冲入东街，在快到十字街的时候，遭到守军数挺机关枪的重火力阻击，部队一时无法前进，战斗陷入胶着状态。

非常不幸的是，九团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战斗地点和发起攻击，使四门同攻变成两门行动，城内敌军全部压向东街和东门，特别是东门，敌人居高临下，将火力倾泻而下，一时间，手榴弹和拔去引信的炸弹像雨点儿一般落到我军阵地上。

邵老回忆说，当时敌人的手榴弹大的有两三斤重，是纯粹的山西造，可见当时阎老西在山西发展军工制造业还是颇有成就的。

在敌人的合围攻击下，我军伤亡惨重，被迫开始撤退。

五分区司令部在战斗开始前就随二营驻扎在东门外封神台，其中还包括邵老所在的教导队、通信员和卫生员等，在攻城部队开始撤退后，司令部也开始了撤退，终因部队受损严重，撤退几乎变成溃退。

部队一路撤到常门铺和威远一带才重新驻扎。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部队正准备吃饭，敌军恶友三（音译，此名不详）的骑兵就追来了，我军被迫在常门铺村的山梁上架起机枪进行阻击，才将敌军击退，第三天，敌机又来袭击。

战后总结：此次右卫城解放战，我军共牺牲700余人，攻城的一营和三营基本打光，是一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

导致战斗失败的原因除了友军协同不力，使我部孤军作战外，还有情报不准的问题。

16日当天，正值敌军守城部队换防，城内的驻军除了原来的七师外，又来了九师，当天夜里城中实际上有两支敌军在驻防，实力大增，我军却不知，造成盲目攻城，又遇协同不力，失败是必然的。

可见，情报工作对于战争具有多么高的重要性。

“十里长滩”袭击战五分区部队在朔县经短暂整顿后，又开始攻击绥远（今呼和浩特）辖下的清水河县十里长滩，当时，这里驻扎有国民党傅作义部的一支军队。

我军于夜间埋伏在敌军活动地点南面的山上，第二天临晨，敌军出来早操，我军发起突然袭击，敌军猝不及防，很快溃散，此战俘虏了敌军全部出操人员，并缴获轻机枪5挺，重机枪3挺，上百枝步枪，是解放右卫城行动失利后的一次干净利索的漂亮仗，大振我军士气。

重返独立营在五分区司令部教导队学习一个月后，邵老又返回独立营。

1948年的春天，随着国内敌我形势的改变，国民党在各大战区开始采取守势，盘踞在右玉县境内的傅作义部队也开始自南向北地往绥远方向退却，一路退到内蒙古境内，我县全境获得解放。

在敌军退却的过程中，将大量的生活物资和军械装备四散丢弃，邵老他们在马营河里捞过国民党扔掉的子弹，在河里，他不小心弄伤了脚，河边还扔着一辆敌军丢下的汽车，一路上经常能见到被敌人扔掉的米面，撒得到处都是。

接下来，邵老他们部队就出了内蒙，开始追着敌人打，在和林县榆林堡，又遭遇了一次恶友三的骑兵袭击，也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军陈世富排进行阻击，其余部队撤退，最后，陈排长被俘，我军撤到凉城北围楼。

在凉城，丰凉支队、大左支队与独立营合并为一个团，即23师64团，张英武为团长。

随即开始打丰镇，战斗非常顺利，敌军全部用火车撤回绥远，再接下来就是解放重镇集宁。

集宁解放战集宁是今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首府所在地，当年也曾是傅作义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在解放集宁之战中，邵老担任64团侦查员，此时我军装备已经大为改善，侦查全用骑兵。

对集宁的敌军布防情况一共进行了三次侦查，第一次在集宁北，邵老清楚地记得，当时同行的侦查参谋叫刘汉，他在延安时弄坏了耳朵，路上遇到一支敌人骑兵，邵老先听到敌人的马蹄声，向刘汇报，刘说不可能，然后躲在了河滩的垅地，敌人果然路过，我方开枪袭之，敌人回头大骂。

在此次行动中，我方一名侦察兵被俘，战后被发现牺牲在集宁东城。

解放集宁的战斗一共打了两天一夜，是我军22师、23师与晋察冀部队共同参与的一次集体作战行动，战斗从头天下午开始，一直打到第二天的深夜。

此战是一次大胜仗，彻底消灭傅作义的战3军第4师，俘虏六七百人，其中包括营长以上21人，其余敌人溃逃。

也有大收获，共缴获各种枪支500百余枝，山炮、迫击炮、小钢炮50门，马匹、骆驼200头，汽车两百辆，打死打伤敌人1800余人，缴获军需库2处，一处存放着枪弹，一处存放着被服。

我军在战斗中也伤亡1000多人，烈士归葬于集宁卧虎山。

战后，100多辆汽车分给晋察冀部队，这支部队是跟着林彪入关的东北军，司机多，自己开着就走了。

余下的100多辆归邵老所在的西北部队，由于自己没司机，不得不使用俘虏的国民党司机，这些人趁机将车开往仍为敌占的兴和、商都一带，致使我军损失一部分人员和军品。

绥远起义解放集宁后，邵老所在部队在集宁休整月余，驻扎在一个叫“布二合邵”的地方，在此地，我军22师、23师与另一个师合并，成立一个军，董厚为军长，23师的师长姓罗。

此时，东北军已经开始攻打张家口，邵老所在部队也开始攻打骑下营，在完成合围后，敌人急忙用火车撤回绥远。

当年的大年三十，部队是在骑下营斗金山村过的年。

1949年，傅作义准备起义归降，骑下营就成了策划绥远起义的敌我双方进行谈判的地方。

当时，傅作义在北平，绥远军政由董其武主管。

谈判在北京和绥远之间进行，邵老记得，经谈判共订下九条起义条约：一是免去傅作义的全国第八名战犯罪名；二是对起义军和原绥远政府官员一律既往不咎；三是起义军保持原编制不变，按单位派驻我方政工人员；四是不虐待起义人员；五是如有反叛，严整；六是去除一切反动标语；七是中小学更换解放区课本；八是起义部队服从我方组织调动；九是一切起义人员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诸事谈定后，北京方向开来了我方的铁甲车（类似装甲车，走铁轨），准备在骑下营接受投降，我军事先在山上架了枪，铁轨旁也埋下了炸药，以防不测。

9月19日，敌方自绥远方向开来铁甲车，车上挂着白旗，在骑下营举行投降仪式后，绥远正式解放。

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邵老所在部队在绥远帅家营开荒种地。

10月份，收获庄稼后，将余粮全部送给老乡，便开始剿匪，匪兵主要是国民党的炸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