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

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
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在出手应对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对保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反过来，如果为避免打击经济复苏而对目前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就会不断累积加剧，将来出手应对的难度会更大。

保增长任务依然艰巨
2009年，在历史罕见的全球金融风暴冲击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所幸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救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将继续保持8％以上的增长已成定局。

尽管如此，展望2010年的中国经济，诚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严峻，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首先从内部看，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拉动，特别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却仍然不见明显起色。

在大规模投资中，银行信贷的超常增长又发挥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

然而，无论是过高的投资比率还是过快的信贷增长，且不论其所蕴含的风险，其本身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201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单单依靠投资的拉动来支撑增长目标的实现。

因此，消费需求方面能否有切实的改善和提升，就成为明年保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但消费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近十多年来的一个老问题，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很多也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

这些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此消费需求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幅度的提升。

再从外部环境看，尽管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已经走出衰退，实现2.8％的正增长，但其中三分之二也要归功于政府投资，特别是对更换汽车和对首次购房者的补贴政策，距离恢复到依靠市场自身推动的增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美联储以及各大机构大都对美国经济前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甚至一些学者和投资者预测美国经济将呈“W型”走势，即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情形。

可以说，美国经济复苏之路仍然漫长。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其经济真正转好，特别是其国内消费水平恢复之前，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复苏。

综合内外因素，2010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平稳增长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保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

通胀与资产泡沫威胁显现
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状态，但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却不断增强，加上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问题，给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带来威胁，也给宏观经济政策带来难题。

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和资产泡沫膨胀，主要来自于信贷超常增长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

尽管人们普遍预期今年出现的天量信贷现象不会在2010年再度上演，但即便降低到7至8万亿的规模，与历史水平相比仍是不小的规模，近乎2008年水平的两倍。

况且，今年放出的信贷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真正变成投资，而是变成了企业存款，这部分资金形式的转换也将增加明年的流动性。

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或吸收市场过多的流动性，通胀加速和资产泡沫膨胀也将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在出手应对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对保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反过来，如果为避免打击经济复苏而对目前政策不做出适当调整，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危险就会不断累积加剧，将来出手应对的难度会更大，更有失控的危险。

调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
2009年中国经济“保增长”的任务胜利达到，但“调结构”的目标却未能实现，这并不意外，也无可厚非。

因为结构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长期性矛盾，不要说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难以解决，即便在条件好的时候解决起来也并不容易。

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即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来拉动，而居民消费增长缓慢，贡献率偏低。

其他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对外依赖度过大等，都与这一核心问题有关。

投资比例过大、投资增长过快，必然导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国内需求的增长，产生产能过剩问题。

过剩的产能在内需无法全部吸收的情况下，只能向外部寻找需求，靠大规模出口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形成了对外部需求的强烈依赖，进出口占GDP的比重过高。

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从长期看，如果中国经济要在未来几十年中仍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结构性矛盾就必须得到解决，并且现在就必须开始着手解决。

越是往后拖，矛盾越是突出，也就越是难以解决，或许解决起来的代价就越大。

保就业始终是核心问题
就业本身也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性矛盾之一，毕竟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规模，也是劳动力数量最多的国家。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今年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提供的数字，中国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城镇劳动力有2,400万，而在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转移800万到900万到城镇就业，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非常大。

过去许多人批评，中国在宏观政策目标上总是盯着GDP增长，其次是盯着通胀或是通缩，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就业纳入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中。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就业政策其实就隐藏在发展政策之中，“发展是硬道理”，有发展，才会有就业，才会有更多的就业
岗位来吸纳新增劳动力，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因此，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一位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保增长就是保就业。

但是，结构调整，无论是降低投资率，还是压缩产能过剩，以及降低外贸依存度，都可能对就业带来影响。

如何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不对劳动就业产生大的负面影响，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努力保增长、保就业的同时，还要保民生，做好失业救济工作，做好失业人员和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工作。

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与灵活性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果断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调整，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年多来，这一政策组合发挥了威力，成功实现了2009年保增长的目标。

目前，在经济回升基础还不巩固、外部环境仍然严峻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

这一方面是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显示中国将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有助于鼓舞市场信心和稳定预期；另一方面，也是要保证已投项目的后续资金需求，避免投资后继乏力，也避免出现烂尾工程和坏账增加。

同时，面对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问题，在政策执行中还需密切注意情况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措施手段，针对具体问题，在政策措施的重点、力度、节奏等方面做出适当调整，在保增长与遏制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之间取得平衡。

货币政策回归适度宽松
尽管中央提出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2009年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显得过度宽松，出现信贷“井喷”的现象，全年信贷规模比年初的预计高出一倍。

货币政策的过度宽松导致了流动性的泛滥，进而导致资产价格迅蹿升，引发对于通胀和资产泡沫膨胀的忧虑，也引发对货币政策收紧的担心。

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回归“适度宽松”，在执行中真正落实“适度宽松”的方针。

在短期内不对利率政策做出调整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保持信贷的适度增长，另一方面也要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并采取措施逐步回收过多的流动性。

特别是要针对热钱流入和“存款搬家”等问题，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等措施来对市场流动性进行有效管理。

保增长应以财政政策唱主角
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政政策的执行却显得不够“积极”，截至前三个季度，财政支出仅完成了年初预算的七成，财政收支仍有大量盈余。

虽然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但在危机年代中国能将财政状况保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也是一件好事，为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政策空间。

2009年在货币政策回归“适度宽松”的情况下，应该切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让财政政策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保增长的主角。

在将财政赤字和负债比率控制在警戒水平之内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可以进一步推出一些税收减免和增加支出的措施来带动经济增长，确保增长目标的实现。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调结构的需要，应当兼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

一是在投资的方向上，重点应为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持，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打下基础；二是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应当经济建设与改善民生并重，拿出更大比例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刺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