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论文列朝诗集小传论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七子的抨击及其动因

钱谦益论文列朝诗集小传论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对七子的抨击及其动因摘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七子及竟陵抨击最甚，竟陵不受好评，在当时为学界共识，对七子的抨击却往往惹人非议。

钱牧斋对七子的抨击态度如此激烈，固然有门户之习方面的原因，然联系牧斋所处之环境及其文运系乎国运的观点，则不难理解作为文运转折点的七子何以会激起牧斋的愤激之情。

牧斋以为，七子为文运之转折点，国运盛衰亦从之转变。

关键词：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七子钱谦益对七子的激烈抨击往往为人所不解，论者多指为出于门户之争，钱谦益欲借打击七子来抬高自身的地位。

本文联系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的修史动机，分析钱氏抨击七子的原因不限于埴坫之争，更有身处鼎革的贰臣对国运的反思。

钱谦益本着文运系乎国运的观点，认为七子为明朝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明朝由盛转衰。

一、钱谦益对七子的抨击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七子派抨击不遗余力，对于李、何、王、李四人及其追随者的效法汉唐，钱氏多次使用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词语予以抨击，称之“模拟剽贼”(李副使梦阳)、“窜窃剽贼”(蔡孔目羽)、“讹谬之学”(何副使景明)、“谬种流传”(李按察攀龙)等等。

小传中对七子的抨击于“李梦阳”条的表达最为人所关注：“献吉生休明之代，负雄鸷之才，倜然谓汉后无文，唐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

信阳何仲默起而应之。

自时厥后，齐吴代兴，江楚特起，北地之埴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

呜呼，何其誖也!何其陋也!夷考其实，平心而论之，由本朝之诗，溯而上之，格律差殊，风调各别，标举兴会，舒写性情，其源流则一而已矣。

献吉以复古自命，日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

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日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献吉曰：‘不读唐以后书。

’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说也。

国家当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材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伪种，二百年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岂细故哉!”(李副使梦阳)此段文字，对李梦阳的攻击，模拟剽贼、引据纰缪挂漏，尚在诗文批评的范围之内，至谓粗材笨伯，流传伪种，正始沦亡，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则直可视为人身攻击。

其态度之激烈，确让人难以理解。

对独立于七子之外的特立独行之士，牧斋却多予赞誉之辞。

如杨慎，当李梦阳倡言复古、风靡海内之际，他能够“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杨修撰慎)，故深得牧斋眷顾。

嘉靖初年唐顺之、王慎中倡学初唐，牧斋称之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并赞扬李开先、罗洪先、赵景仁等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李少卿开先)。

李攀龙之同乡于慎行虽“生当庆、历之世，又为历下之乡人”，其论诗却“皆箴历下之膏盲，对病而发药”，因此，钱氏更是对之赞赏有加，誉之“夫惟大雅，卓尔不群”(于阁学慎行)。

此外，归有光“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震川先生归有光)；徐渭“讥评王、李，其持论迥绝时流”(徐记室渭)等等，所有这些人与事，《小传》皆予以详细叙述，其间充溢着赞誉之辞。

牧斋尤其赞赏汤显祖，因为他曾经批评李梦阳之文“等赝文尔。

”“又简括献吉、于鳞、元美文赋，标其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流传白下，使元美知之。

”钱氏为此对汤显祖大加赞誉，认为“自王李之兴，百有余岁，义仍当雾雺充塞之时，穿穴其间，力为解驳。

归太仆之后，一人而已”(汤遂昌显祖)。

上述诸人，皆为反李、何、王、李的旗帜，对上述诸人的赞誉，即是对七子的间接排击。

二、后人对钱谦益做法的评价后人论列朝诗集，多訾议牧斋对七子的口诛笔伐。

举例观之：“空同诗削其摹古太着迹者，余皆卓荦可观。

而虞山诋谟不遗余力，只可诳盲俗耳。

”“李献吉雄浑悲壮，鼓荡飞扬；何仲默秀朗俊逸，回翔驰骤。

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駸駸乎一代之盛矣。

钱牧斋信口掎摭，谓其模拟剽贼，同于婴儿学语。

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

此为门户起见，后人勿矮人看场可也。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自序：“尚书钱牧斋《列朝诗选》，于青丘(高启)、茶陵(李东阳)外，若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济南(李攀龙)、娄东(王世贞)概为指斥。

且藏其所长，录其所短，以资排击。

而于二百七十年中独推程孟阳一人。

而孟阳之诗，纤词浮语，只堪争胜于陈仲醇诸家。

此犹舍丹砂而珍溲勃，贵筝琶而贱清琴，不必大匠国工始知其诬妄也。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最推崇者即为七子，自不满钱谦益的抨击。

清诗话中谈到《列朝诗集》者多此类见解，可见清人并不完全同意牧斋对七子的看法。

钱谦益对此亦甚为明晰，其《题徐季白诗卷后》曰：“余之评诗，与当世抵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弁州。

”则钱氏亦知其抨击七子与世人意见不合，是明知不受好评依然我行我素。

对于明诗，清人并不如对唐宋诗一样仰视，而是站在一定高度对之审视、总结，虽部分清学者不满明七子的模拟，称之为优孟衣冠，然清人在对明诗的梳理之后，仍然认为明诗的最高成就在明初及七子。

仅以选本为例，朱彝尊《明诗综》对七子已多有肯定，不满钱谦益的“概为抹杀，止推松圆一老”(《答刑部王尚书论明诗书》)。

前已提及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对七子评价甚高，除此之外，清代甚至有以七子为样本的明诗选本，如《四杰诗选》，《九大家诗选》等。

何以牧斋对七子派态度会如此偏激?多有学者谈及此问题，严迪昌先生《蒙叟心志与列朝诗集》认为：“《列朝诗集》，乃钱氏晚年以其诗学观所构架之明诗之史，关涉着树帜立坛坫，开宗派。

是集专注于言诗，有意避开气节一类的因素，虽欲留一代诗人之精魂，然此‘精魂’已被汰洗。

‘万物盛于丙，成于丁’，以已逝之程嘉燧冠列一代，即示一代之诗大成于此，究之实际亦‘成’于钱氏本人，‘茂于戊’则蕴有‘非我莫属’之意。

”周建渝《列朝诗集小传的明诗批评及其用意》：“本文认为，钱氏通过《小传》的编撰，全面否定明代李、何、王、李及其追随者，并以此为标准，褒贬明代弘治以后诗人。

通过这一褒贬，旨在削弱或消除‘四子’及竟陵诗人的文学影响，从而增强自己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也有学者提出，钱氏作此传记的批评立场，旨在恢复馆阁之文权以及维护吴中地区之文学传统。

以上学者皆认为牧斋沿袭了明代的标榜与门户习气，他的目的无非在于增强自己在明末清初诗坛上的地位，或提升本土地域文学之地位。

总之，他们认为钱谦益这样做的目的是私心作怪。

三、钱谦益抨击七子的内在动因：怀恋故国，关注国运与众多进入新朝的旧朝人一样，牧斋对故国念念不忘。

这种对故国的怀恋之情，于投降新朝之后充满愧悔之心的牧斋而言尤为深切。

对故国的怀恋，促使牧斋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不断反思历史，总结明亡的原因。

作为不幸成为贰臣的文坛领袖而言，牧斋一方面将国运的盛衰归之于文运；一方面不愿接受明亡的现实，以一种近乎自欺欺人的态度期待明室复兴。

由此可见，牧斋对国运的关注异乎寻常，因此，牧斋对被其认为文运转折点的七子，态度格外激烈。

1、文运系乎国运我们不否认牧斋抨击七子有意气之争的成分。

但作为身仕两朝的两截人、贰臣，钱谦益在编选有明一代诗歌总集之时，与全身人清者又有诸多不同。

处于特殊情境中的牧斋，亦有其良苦之用心。

其于“李少师东阳”条表白：“…而又念西涯北地升降之间，文章气运，胥有系焉，不得不详切言之，非欲与世之君子，争埴坫而絮短长也。

”此处表白值得注意。

虽牧斋抨击七子难逃门户之争之诮，然牧斋此论，亦可理解。

盖牧斋认为国运系乎文运。

牧斋的这一认识，在其文章中不止一次的表达过，牧斋对竟陵派的抨击即从此种论调出发：“其所谓幽深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

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撼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

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

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哉!”(钟提学惺)之所以不得已昌言排击，原因盖在于此。

《施愚山诗集序》中亦曾表达文运关乎国运的想法：“昔者隆平之世，东风入律，青云干吕，士大夫得斯世太和元气，吹息而为诗……欧阳子日，乐者，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也。

地气不上应日雾，天气不下应日雾，天地之气不接，而人之声音从之。

”在《列朝诗集》中，牧斋以李东阳为代表的和雅之音为太和元气，而李梦阳等七子派则被斥为北郡云雾。

两种力量的彼消此长，构成了有明三百年文运的盛衰之势，而国运盛衰亦随之矣。

丙集李少师东阳条更进一步阐释：“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

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其先正，以劫持一世。

”丁集中冯琦条重申：“东里西涯，前辈台阁之体，于是乎澌灭殆尽，而气运亦滔滔不可复返矣。

”在钱谦益看来，李东阳时期的国家休明之运，正是因为七子的出现才被打破，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中国自古即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观点，明末清初之人，本末倒置，把国运的下降归咎于文运之衰落。

钱谦益对竟陵的批评，被时人接受。

例如，“迨钟、谭出，《诗归》一书，流毒海内，诗亡而明社以墟。

士习文风之盛衰，可以占国运矣”。

朱彝尊亦云：“诗归一出，而一时纸贵……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

”2、钱谦益对国运之关注(1)《列朝诗集》之编排寓意。

牧斋在《列朝诗集》的编排上亦煞费苦心，一部《列朝诗集》几乎可看作一部明代国运盛衰史。

其《列朝诗集序》表其心迹：“元氏之集，自甲迄癸；今止于丁者何居?曰：癸，归也，于卦为归藏，时为冬令。

月在癸日极丁。

丁，丁壮成实也。

岁日强圉。

万物盛于丙，成于丁，茂于戊，于时为朱明，四十强盛之年也。

金镜坠，珠囊重理，鸿朗壮严，富有日新，天地之心，声文之运也。

”《列朝诗集》体例仿元好问《中州集》，但不如《中州集》一样结束于癸，原因即在于牧斋在其中暗寓了自己的期待国运中兴之意。

丙集以李东阳冠其首，呼应其盛于丙之意，茶陵之后有李梦阳、何景明，以见国运凌替，丁集上以高叔嗣冠之，《小传》曰：“子业少受知于李献吉，弱冠登朝，薛君采一见叹服，诗以清新婉约为宗，未尝登坛树帜，与献吉分别淄渑，固已深惩洗拆之病，而力砭其膏肓矣。

其意微见于《读书园稿序》中，约之为疏通证明，畅言其脉络，世之君子，堕落北郡云雾中，懵不知返，亦可以爽然而悟矣。

李中麓曰：‘何、李虽似大家，去唐却远。

苏门虽云小就，去唐却近。

’蔡白石、王岩潭以苏门为我朝第一。

其言虽过，要之未可尽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