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研究之创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_士绅_基金支持热词逐年推荐_【万方软件创新助手】_20140805

2009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科研热词 虚而满 薛焕 荒政 自然灾害 湖南 普鲁士 晚清 张謇 对外交涉 亨利克·特来克 中德关系 《通海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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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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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科研热词 革命党 袁世凯 社区联结 王锡彤 村户制 旌德 宾兴 家户经济 官绅互动 同治年间 乡村治理 推荐指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推荐指数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013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2012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科研热词 晚清 重要作用 酉阳 道德楷模 评析 西北干旱内陆河区 科举 社会秩序 社会反应 现代性 灌溉水管理制度 清末 法律权威 水规 民国 民主政治 村落社区建设 权力关系 晋冀鲁豫边区 明清时代 明代士绅 明代前期 新文化地理学 徽州文化 徽学 开明士绅 基层社会 基层共同体 地方政治 地域社会 国家政治权威 团练制度 四十年代 吉安 卫生检疫 南昌地区 农民 农村 伦理道德权威 乡绅 乡村联盟 乡村社会 个体品质
关于私塾教育的几点思考

关于私塾教育的几点思考李鹏读经教育推广二十年,于教育体系和教学法探索之功,可谓大矣!而今实践已久,先行者总结经验,反思得失,又推动了回归私塾、传承古法之风潮,或以为将一改平地拔起,自创新法之局面,使读经运动再上台阶。
予以为读经之前景固然越发乐观,然现状依然堪忧,笔者不揣浅陋,将近日思考所得,草成此稿,愿就教于读经圈诸同仁,尚祈不吝赐教为是。
第一、传承与创新之辩今之时风,以创新为上,此风源自西方工业文明之兴,而科技与理性精神之胜也。
然历史之发展,乃周期性变化之动态平衡,数千年不变不可,时时言变亦不可,国人受亡国之辱,乃念念不忘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之抨击,痛学西方,于是人无分老幼,事无分其理,壹是皆以创新为荣,传承为耻,深陷历史虚无主义之黑洞。
而人云亦云、不知而作之风盛行百年,斯入下愚之境矣。
有伪创新乃有不继承,今之时髦,不翻书而言批判继承,不研究而言去粗取精,于国学西学皆然,自以为古今中外皆在其掌中,而愚者好自用、贱者好自专,道听途说之言,因循陈旧之语,如“封建残余、愚昧落后、礼教杀人、迂腐顽固、脱离现实、愚弱民众、为虎作伥”等皆可引证为大骂传统文化之根据,如此代代相循,丧失反思与判断之能力,我华夏民族危矣!予非否定创新者,但欲依道而行也。
该创新则创新,该沿袭则沿袭,不可作非此即彼之对立观。
予之抨击创新者,何也?过犹不及也。
科技类以创新为主,然无传承与人文基础之创新,亦为无根之谈,故国人谈创新者多,真有创新者几稀。
人文类、教育类应以传承为主,奢言创新乃人文与教育之大忌,无根之创新,愈为人文与教育之贼矣,其于创新实为伪创新也。
故依道而行,创新无过,而何需强调?背道而行,创新无功,徒惹人笑耳!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其斯之谓矣!国人之功利、浮躁,无他,背道而行也,故奢言创新之风可以休矣!吾人之欲回归私塾,传承旧学,亦非仅止于此而已,未真正传承而言批判继承,我无是也;未悟道而言创新,我无是也。
多思无益,不如勤学,何况既不学亦不思而空言创新者乎?第二、教育之道教育之道无他,人性也。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

士绅与商人对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研究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士绅与商人的贡献。
士绅与商人在不同领域以及各自的责任范围内,为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将依次从士绅与商人的教育、农业、工业和慈善事业几个方面探讨他们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
首先,士绅与商人在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作为当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推广。
他们通过自身的学问和经验,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生,推动了新知识的传播和创新。
同时,商人作为社会中的实践者和创业者,也对教育事业有所贡献。
他们捐资办学、设立奖学金,为社会培养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其次,在农业方面,士绅与商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士绅作为地方的知名人物和乡村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知识和社会地位。
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先进的耕作方式和技术,引导农民创新思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商人方面,他们通过种植业和农业生产的投资,改善了农村经济,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士绅与商人的共同努力,使得中国农业得以传统方式的基础上,朝着一种更加先进和高效的发展方向。
第三,在工业领域,士绅与商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士绅是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工业发展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他们积极向西方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将其引入中国,并传播给其他人。
商人们则在工业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他们积极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提升生产力,并在制造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士绅与商人的携手合作使得中国的工业逐渐崛起,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最后,士绅与商人在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士绅和商人作为社会的精英,具备较高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
他们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为贫困地区捐款捐物,建设学校和医院,改善了社会的教育和医疗水平。
同时,他们也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资助、捐赠、赞助等形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综上所述,士绅与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译文

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译文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译文内容如下:一、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主权国家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将近150年了。
就学术问题生命周期而言,这是一个“经典”问题;但对其考究,却不单纯为得到肯定或否定。
围绕它的争论横跨历史、政治等数个学科,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及政治概念的界定上,都帮助人们完善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的认识。
其中,关于春秋时期诸侯国的性质界定,尤其是对其“主权”属性的探讨,是特别值得深究的。
二、从历史上看,这一问题肇始早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
晚清的知识阶层士大夫从一般的政论角度,提出救国之方,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领域。
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开始成型,大批法官与职业外交官进行了严谨的学理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由于国家研究大多集中于阶级分析,对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独立主权讨论就停滞了下来。
新一轮热烈讨论接续于改革开放,由于研究范式的创新与研究对象的深入,学界围绕着春秋诸侯国的主权属性,展开了全面的争论。
三、从时间上看,将春秋诸侯国同现在民族国家等量齐观的风潮,自晚清才得以发端。
1842年以前,清王朝的对外关系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共同管理,其重心在西北、北部具有传统威胁的少数民族治理;对南部地区,包括自东南沿海登陆的葡萄牙人,是比较懈怠的;同时,对国际政治局势几无认识,美国人高理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批评:“华人不好远游,致我西国之光彩规模,渺无所见,更不知海外更有九州。
”①汉学家理雅各在《左传》英译本的序言中,也严肃批评中国人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多国。
②但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南京条约》、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辛丑条约》均强迫清王朝废除传统的朝贡模式,而以平等的外交礼仪同列强相处。
不仅如此,士大夫的外交官化,直接将世界政治局势与国际格局知识带回母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明士绅以春秋列国和欧洲列强的共同性为基础,议论国际政治形势——继严复将春秋列国与近代国际政治加以比较之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重专对议》又将海外诸夷同春秋各国做比较,其依据有二:一是当时世界诸强林立,彼此角逐;二是诸国之上有国际法,诉诸战争之前,两国必有出使和辩论。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革新与创新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革新与创新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革新与创新方法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突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些常用的革新和创新方法,并分析其对研究成果的影响。
一、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一种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异同和演变趋势。
该方法通过将多个案例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各个案例的特征和规律。
比较分析法可以用于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如教育、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
通过对比分析,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社会现象的原因和影响,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深入的视角。
二、实地调研法实地调研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非常常用的一种方法。
通过实地走访、观察和访谈,研究者可以直接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获取第一手的信息和数据。
相较于通过次生资料进行研究,实地调研法可以提供更加真实和全面的研究结果。
实地调研法广泛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为研究者提供了与被研究对象直接接触的机会,使得研究结果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
三、模型构建法模型构建法是一种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
研究者通过梳理和整理相关研究,提出一种理论模型,进而对现实进行解释和预测。
模型构建法主要运用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思考方式和分析框架。
模型构建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思考社会现象的内在机制,发现规律和潜在关联。
四、大数据分析法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法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
通过利用庞大的数据集和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研究者可以挖掘出隐藏在数据中的规律和趋势。
大数据分析法广泛应用于社会舆论、市场研究和公共政策等领域,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思路。
借助大数据分析法,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和准确地了解社会现象,从而做出更加科学的研究结论。
总结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革新与创新方法包括比较分析法、实地调研法、模型构建法和大数据分析法等。
这些方法在各自的领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分析工具。
晚清辽阳士绅研究述评

晚清辽阳士绅研究述评作者:于道文来源:《西部论丛》2019年第07期摘要:晚清辽阳士绅群体的发展、崛起过程,正是奉天地区在晚清变局中发生激烈社会变革的过程,也是内外危机压力下,东北边疆社会由传统固有的状态向近代状态阔步前进的过程。
在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势力扩张过程中,成长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到了辛亥革命之时,士绅群体甚至已经成为决定奉天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之一。
绅士阶层的研究,对于研究社会史,尤其是基层社会史非常有意义,时至今日,绅士研究的成果已经臻于成熟完备,在区域史、地方史研究方兴未艾的新时代,更多的历史学家选择将个案研究与宏观理论相结合印证的方式开展工作。
正如周锡瑞所言:“中国社会的宽泛的一般性描述不如细致的地方化研究。
中国的地理、经济、社会结构、地方文化是如此多元,不可能概括在一个简单陈述里。
”[1]就目前而论,在地方化的绅士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对象多集中于我国的南方地区,如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些省份的士绅以保守派、立宪派、革命派等各种姿态参与地方政治,更进一步影响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
近些年来,之前未被重视的北方省份的绅士研究渐入佳境,与辽阳绅士研究有关联的其他边疆地区的绅士研究成果较多,如西北的甘肃,同为边疆地区,其绅士研究已经步上正轨,取得成效,也为我们开展边疆地区的绅士群体研究提供了借鉴。
国内有关辽阳士绅的研究,以袁金铠、于冲汉、徐珍的研究文章与著作为重,金毓黻曾为袁金铠作“别传”,评述其一生事迹与功过,资料完整系统,可供参考。
除此之外,东三省后世的地方文史学者也多有著作,载于各地文史资料中,到今天已有至少八种,较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对于袁金铠从政晋升的过程叙述都颇为简略。
笔者认为,如果能够结合袁金铠早年的日记,文集等各种资料,以此为线索考察袁金铠仕途崛起对东三省政治的影响,将会有效地分析出各个历史事件中袁金铠所持立场的思想缘由,有助于我们厘清这段历史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与价值。
中国古代士绅阶层的死亡研究

士绅阶层的死亡随着乡村复兴战略的提出,近年来,振兴乡土、重建士绅的论调流行起来。
例如:作家阿来在吕梁文学季的演讲中提到:乡村重建与士绅传统。
他追溯了中国古代“士”与“绅”在乡土建设中的作用,感慨士绅在历史大潮的冲刷下渐渐没落。
无独有偶,学者杨念群在《读书》2014年四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
但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
”围绕士绅的讨论,过去往往局限在价值层面,有人激赏士绅的道统作用与德行,有人批判士绅容易演变为地方土豪劣绅的幌子,但如果暂时放下价值观的成见,仅从历史和实践角度来讲,重建士绅阶层也是不可能或者说徒有其表的。
因为中国的士绅阶层首先依附于科举制度,其次享有大量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土地上的特权,士绅阶层的没落,是和中央政权对其特权的免除相伴相随的,科举制的废除,以及近代以来土地流转和阶层的大洗牌,彻底宣告了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的死亡。
我们现在也许还能看到士人的遗风留存在某个人身上,但要说重建士绅传统,恐怕只是一场虚妄。
1士绅崛起于贵族消亡之际所谓士绅,往往泛指地方士人、居乡官宦及其亲谊,需要澄清的是:士与绅是两个有重叠但不同的群体。
绅在明清时期又叫“缙绅”、“衿绅”,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指出:“清代缙绅(或称乡绅)不仅专指退居乡里的官员,而且还包括本籍的现任官员……甚且,清代文献中的乡绅范围还扩大到尚未出仕而家居候选者。
”“作为居乡官宦的特指,缙绅与普通士子(包括获得最低功名如生员者,古人称作“衿”)分属两个不同群体,其特权、地位、声望、影响等均有较大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士绅与贵族也是要区分的概念。
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士绅与贵族的区别突出表现在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上。
文化权力与士绅研究: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

关键词 : 士绅 ; 文化权 力 ; 《 江南士绅 与江南社会》
中图分类号 : C1 2 2 . 4 文献 标 识 码 :A 文章编号 : 1 0 0 8 — 8 4 5 8 ( 2 0 1 4 ) 0 1 — 0 0 2 5 — 0 3
国家政权与地域社会的桥梁的作用 ,是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缓 徐茂 明所 著《 江南士绅 与江 南社 会》 一 书是 中国近代社会 史研 究的力作 之一 , 作 者现 为苏 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本 书是 由其博士学 位论文修 改而成 , 史料 丰富详实 、 见解 独到 、 观点 新颖 , 是士绅研究的佳作 。 作为 一名受过 专业学术训练的年轻学 者 ,作者运用政治
层 ,士绅阶层在隐性 的层面 上扮 演了国家在地方社会 的代理 人的 角色 , 是国家权力渗入地方社会 的一个触 角 , 起 到了维护
① 收 稿 日期 : 2 0 1 3 一 l l 一 2 6 作者简介 : 陈海斌 ( 1 9 8 6 一) , 男, 江西抚 州人 , 在校研 究生, 主要从事客 家与 中国文化方向研 究。
陈海 斌①
( 赣 南师 范学院客 家研 究 中心 , 江西赣 州 3 4 1 0 0 0 )
摘 要: 士绅作 为一个地 方精英阶层 , 长期 以来一 直受到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士绅研 究也相对 比较成熟。 《 江南士绅与江南
社会》 是 士绅研 究的佳作 , 文章以文化权力为核心概念和 主线 , 围绕 着士绅文化权 力的兴衰来探 讨士绅与 江南社会 变迁
江南社会的变迁。
“ 文 化权力” , 在本书包括两层含 义 : 一是文化本 身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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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研究之创新
[摘要]就历史研究而言,区域史是国际史学研究的一种主导性趋势。
苏州大学徐茂明博士撰著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对江南地区的深入研究,无疑成为我们关注的一大热点。
作者在广泛涉猎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抓取其中的不足之处,在史学理论、写作方法和论点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区域史江南地区士绅研究述评
苏州大学徐茂明博士撰著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12月出版发行。
该书本是作者的一篇博士论文,后来经过两年的修改,最终成书。
该书的出版对于丰富和深化社会史,尤其是对士绅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就历史研究而言,区域史是国际史学研究的一种主导性趋势。
而其中,就区域地方史而言,江南、华北、华南、东北地区等又是研究的重点,本书的作者徐茂明同志所选的江南地区无疑是一大热点。
作者从热点中选题有其有利的条件但是也面临创新的难点,对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或是政治制度,还是宗族等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与研究思路。
但作者在广泛涉猎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抓取其中的不足之处,在史学理论、写作方法和论点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一书除绪论外共有五章。
首先,作者对与论题相关的学术进行回顾,涵盖了日韩、美、加和中国(含香
港和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并对此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他认为这些已有成果“偏重于中短时段的研究,轻忽于长时段的整体考察”,大多“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和晚清时期”。
他还指出这些研究成果“偏重于士绅的政治角色,轻忽于士绅的文化功能”。
以往的许多学者曾长期使用阶级分析的理论来看待中国的士绅阶层及其职能。
而中国的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以家族伦理性的“礼教”文化为精神的社会,文化在维护统治和保持社会秩序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此,作者在绪论中就提出了贯穿全文的线索“文化权力”,一是文化本身的规范性,是组成一套行为的准则;二是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
在以下章节中从各个角度诠释和深化了这一创新性概念。
第一章论述了江南士绅与明清专制皇权的关系,从纵向阐明了士绅与国家的关系。
通过明初、明中后期、清初和太平天国时期士绅力量的变化,阐明了士绅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与皇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
第二章是写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就对明清时期三大基层组织系统官方基层组织、半官方基层组织和民间基层组织的论述,给士绅划定了一个较准确的定位,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民间基层组织的形成,承担了官民共建组织的基本职能,而且逐步渗透到官方基层组织,从而真正成为基层社会的控制主体”。
第三章论述了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利与社会保障职能,这也
是本文的核心部分。
一方面,士绅阶层通过内省、自律和诗文结社等强化阶层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
对非本阶层的农、工、商则通过乡约、办社学以礼化俗,维护社会的伦理文化秩序。
另一方面,在以血缘关系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举办义庄、捐赠义田保障自己的宗族地位和利益。
第四章以清代苏州大阜潘氏为例剖析了江南士绅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的关系,论证了士绅在互动中起的作用,他们使得作为移民社区的江南的文化具有了多元色彩,并且江南士绅阶层的观念意识对其他区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是对士绅文化权力的横向论述。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近代社会的江南士绅,从纵向论证了士绅文化权力的丧失,点明了他们在近代江南社会秩序重建,也就是江南近代化中的作用,充当了西学传播的角色。
作者纵、横向相结合,使文章论证既全面又深入。
徐茂明同志鉴于以往学术多偏重于中短时段的研究的不足之处,在该书的写作上采用了中、短、长三时段相结合的方法。
既有清中后期急剧变化时期的论述,也有具体事件的论述,同时也有从明到清500多年来的阐述。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被传承下来的文化,没有十分分明的界限,中国的传统和近现代是相互融会贯通的。
作者将中、长、短三时段结合起来,使我们对江南士绅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更能认识到他们在文化互动和传承中所起的作用。
作为本书的闪光点和核心的“文化权力”的提出,是作者在理
论上的创新。
“文化权力”最早提出的并不是徐茂明同志,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就提出过,是从“道统”与“政统”来论证的。
但是作者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说明,立足于社会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区文化之间,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探讨了士绅在社会中担任的角色。
所谓士绅的文化权力正是体现在他们对基层社会生活的参与和控制上。
该书的论述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之上,参考的各类论著有几百之多,并且加以比较(如对江南关于剪辫等谣言的使用),态度严明。
本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分析充分得当,在理论等的使用上有独到见解,从“文化权力”的角度深化了对士绅的了解,从江南的地域范围出发则避免了以偏概全。
然而,我认为该文章还有不足之处,作者在撰写这本书时忽视了江南士绅的经济地位,只是从“士商相混”来论写,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没有过硬的经济实力是不会有如此之大的文化解释权的。
[参考文献]
[1]《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徐茂明,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2004年;
[2]《中国思想史》,葛兆光,商务印书馆,2007年;
[3]《文化与权力》,【美】戴维?斯沃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第三高级中学湖北恩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