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发展的3D框架_以武汉城市群为例_周沂

第２２卷第２期２０１３年２月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１３城市群发展的３Ｄ框架———以武汉城市群为例周　沂１，沈昊婧２，贺灿飞２，３（１．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５５；２．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３．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１）摘　要：城市群发展是当今世界竞争的主题。

基于２００９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构建的城市群发展３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框架，以武汉城市群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１）对于武汉城市群，在城市群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影响中，经济密度最重要；（２）距离对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还较小；（３）整合在省内城市群影响不大，因此，现阶段增加城市群内经济密度和缩短城市群内各城市间距离比整合内部资源更为重要。

３Ｄ框架为我们审视我国城市群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我国城市群发展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武汉城市群；密度；距离；整合中图分类号：Ｋ９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２２７（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３６－０７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城市群间的竞争。

这些城市群集中了该国绝大部分的经济产值、人才和技术，是该国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以东京都市圈为例，占日本国土面积不到４％，产值却占到了１／４。

城市群往往由核心城市和周边区域组成，这些区域在经济上被视为一个整体单元，合理分工，高度一体化，空间外部性显著，产生了极高的生产效率［１］。

国务院最新批复的多项区域发展规划，如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均以城市群为依托，也体现了对此的高度重视。

目前对城市群发展的思路主要强调一体化，方法上多用繁杂的指标评估［２，３］，但片面的强调一体化可能会抹杀城市群发展的个性因素。

为更准确地刻画新时代的世界经济地理格局，世界银行２００９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框架下提出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以及整合（Ｄｉｖｉｓｉｏｎ）①３个要素从不同地理尺度刻画世界经济地理格局。

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提升自身经济产出实现集聚经济；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衡量在空间上接近程度；整合（Ｄｉｖｉｓｉｏｎ）衡量经济组织产品的流动等方面。

３Ｄ框架提出后受到了较高的认可，已经用于大量的实证研究，Ｃｏｎｒｏｙ［４］结合研究区域实际针对每个“Ｄ”选择有代表性指标通过回归分析研究拉丁美洲福利状况，Ｒｏｂｅｒｔｓ［５］运用相似的方法，用最小二乘回归对重庆生产力差异进行研究，Ｊｉｎｈｗａｎ［６］认为城市化过程需先后经过初期的密集集聚１Ｄ状态，城市化中期多个密度聚集区间距离缩减２Ｄ状态，以及成熟城市化阶段的多个城市密度区整合的３Ｄ状态。

现有研究大多只是借助“３Ｄ”框架概念内涵进行区域发展状态的描述，视角广泛涉及经济、区域差异等各类问题，但针对不同的尺度，刻画的指标与实用性均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在城市群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个“Ｄ”对于城市群的发展作用也可能不尽相同。

本文以武汉城市群为例，将３Ｄ框架率先应用于我国内陆城市群研究，以期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１　３Ｄ框架构建１．１　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密度指每单位土地上经济活动强度，较高的密度能够更好地利用聚合经济效应带来的生产优势，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１４；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２８基金项目：国土资源部公益性科研专项经费项目（２０１０１１０１８）“中国多目标国土空间规划支撑技术研究与应用”．作者简介：周　沂（１９８８～　），女，四川省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ｈｏｕｙｉ３０８＠１６３．ｃｏｍ＊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ｈｅｃａｎｆｅｉ＠ｕｒｂａｎ．ｐｋｕ．ｅｄｕ．ｃｎ①Ｄｉｖｉｓｉｏｎ本义为分割，此处反过来翻译，使用整合便于直观理解．由此将会带来较高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城市群中与密度相关的理论源于产业集聚经济。

马歇尔早在１９世纪就提出了著名的“三维解释”，即同一产业内企业集聚能够使企业更好地分享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进行上下游贸易联系以及便于企业之间的信息溢出，从而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

集聚经济随后被区分为地方化经济（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和城市化经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Ｆｕｊｉｔａ等［７］将集聚经济的成因总结为完全竞争下的外部性、垄断竞争下的规模收益递增以及博弈条件下的空间竞争。

Ｄｕｒａｎｔｏｎ等［８］则将产业地理集聚的微观基础归纳为共享（Ｓｈａｒｉｎｇ）、匹配（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以及学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企业聚集可以共享不可分割的产品或设施、分享多样性和城市专业化带来的规模效益递增、分享个体专业化的好处以及分享风险等；大量的企业聚集在城市中可以显著提升相互作用各方的匹配质量、匹配机会以及减少等待问题，从而降低成本；产业集聚促进知识的创造、扩散和积累。

国内外存在大量密度重要性的实证研究。

Ｃｉｃ－ｃｏｎｅ等［９］发现美国区县就业密度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提高６％。

随后，Ｃｉｃｃｏｎｅ［１０］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５个欧洲国家做了相似的分析，结果显示就业密度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提高４．５％。

Ｔａｂｕｃｈｉ［１１］使用日本数据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增大一倍，劳动生产率提高４．３％。

Ｂｒüｌｈａｒｔ等［１２］在基于欧盟国家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人口密度和劳动生产率显著正相关，人口密度对生产的弹性为１３％。

中国制造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逐步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过程，大多数产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聚，这种“密度”提升了所在城市在城镇体系中的地位［１３，１４］。

案例研究或者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企业确实能够从产业集聚中获益，一些采用城市或产业等截面数据的定量研究也发现了密度与生产率存在正向关系［１５～１９］。

在诸多文献中，对于密度的测度多数是从经济视角以产值密度和就业密度来衡量经济密度。

但针对中国实际，人口密度、资源密度、基础设施密度等对我国经济密度具有重要影响，也应纳入该研究框架。

１．２　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距离指到达某一经济密度区所耗费的成本，体现产出与活动中心距离的负相关关系。

距离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学第一定律：相近者趋同，相远者趋异。

较近的距离一方面有利于要素之间的相互流动，对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距离是空间外部性（这里主要是指信息外部性和金钱外部性）发挥作用的关键媒介。

复杂的知识和信息不能通过简单的文本来传递，而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以促进它们的传输［２０］。

在某种程度上，距离发挥作用的微观机制可与密度相重叠，因为一个高密度本身意味着个体之间距离的最小化，他们都依赖集聚经济发挥作用。

空间正外部性会随着距离增加而降低。

Ｄａｖｉｓ等［２１］通过研究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专利引用考察了美国的总部企业的集聚效益，发现区县尺度的溢出比更大尺度的溢出效应更大。

Ｏｒｌａｎｄｏ［２２］发现４位数产业的知识溢出在２００ｋｍ之外变得微乎其微。

而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等［２３］发现在他们研究美国的６个产业中，集聚外部性在周边几英里范围内降低的很快。

Ｒｉｃｅ等［２４］以英国的ＮＵＴＳ３区域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距离经济中心４０ｍｉｎ车程内生产率最高。

Ｈｅ－ｒｉｎｇ等［２５］研究表明在控制工人属性后，市场可达性是工人工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对距离最直接的衡量就是直线距离，而对于城市群城市间要素的流动，交通距离可能更恰当（如公路距离，铁路距离），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也可从侧面反映城市群城市间要素流动障碍，更具体一些还可以借用市场可达性；另外，时间距离和金钱距离也可以纳入这个框架。

１．３　整合（Ｄｉｖｉｓｉｏｎ）世界银行报告中用整合（Ｄｉｖｉｓｉｏｎ）来测度影响商品和生产要素地域流动的非距离相关的障碍。

城市群内部经济、行政、基础设施等的不整合，造成城市群资源的大量损耗以及整体实力受损，城市群内部的低效博弈阻碍了我国城市群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

城市群整合，是指在城市群经济发展过程中，依靠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循环，形成一种分工合作与协作的发展格局。

刘静玉［２６］提出城市群经济整合包括城市群经济系统整合（产业整合和市场整合）、城市群经济支撑系统整合和城市群区域协调制度建设。

目前，对于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整合模式、整合机制及途径上。

研究表明，长三角正通过网络城市进行经济整合［２７］。

珠三角的经济整合模式可以概括为产业转移与互补整合模式、点轴联网辐射整合模式、城市职能整合模式、集群化整合模式等［２８］。

我国城市群经济整合面临一些列体制和制度问题，可能需要包括刚性行政型跨区的行政组织和柔性协商型的非行政组织的整合７３１　第２期 周　沂，等：城市群发展的３Ｄ框架———以武汉城市群为例机制［２９］。

整合主要表达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体制障碍，比如限制内部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的政策。

但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宗教、种族语言的差异也可以阻碍跨越地理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经济上的孤立，对生产力和幸福指标的负面影响。

“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在次国家级内部层面，更多关注密度和距离的作用，整合更多用于国家间政治制度差异的研究，但是我国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用以支持地方财政收入和经济绩效［３０］。

这些证据表明地方保护导致了中国贸易的碎片化［３１］。

除市场障碍外，产业协调障碍也是整合要协调的经济行为。

“３Ｄ”框架抓住了最为核心的经济地理要素，三者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经济整合背景下，经济密度与经济距离具有因果循环效应，经济密度越高，吸引范围越大，经济活动趋于缩减与经济密集区的距离；经济密集区集聚力会因此进一步增加，吸引范围进一步增加，经济密度也进一步增加。

基于“３Ｄ”框架分析城市群经济空间及每个Ｄ对于城市群发展的优先作用，为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有效途径。

２　武汉城市群３Ｄ框架２．１　武汉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是由以武汉为中心及其１００ｋｍ半径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９个城市组成，处于我国“中部之中”的经济腹地，是中国东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武汉城市群为湖北省经济密度集聚地区，总面积仅占湖北省总面积的３１．２３％，却创造了６１．９６％的ＧＤＰ。

其中人均ＧＤＰ高出湖北省平均人均ＧＤＰ１２．７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占到了湖北省的８３．７７％，如表１。

表１　武汉城市群经济发展概况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土地面积（ｋｍ２）年底总人口（万人）ＧＤＰ（亿元）人均ＧＤＰ（元）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亿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武汉城市群５８　０５１．８１　３　１７４．０６　８　０３０．８２　２　５３０１．４１　５　１８２．２　４４５．８３　９８４．２９７　６　３９２　７２５湖北省１８５　９００　５　７２０　１２　９６１．１　２２　４５０　８　２１１．８５　８１４．８７　２　０９０．９２　４６８　８００占湖北省比重（％）３１．２３　５５．４９　６１．９６　１１２．７０　６３．１１　５４．７１　４７．０７　８３．７７注：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年）． 武汉城市群是我国典型的政策主导型城镇群，如表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