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文学观与文学三元论

若说文学本质上从属于历史，这可能是既无人反对又无人深究的一个问题。

目前论坛的平静，只能说明现代人理论上的麻木。

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争论。

明代的王廷相、杨慎对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都颇有微词，而清代王夫之则更为激烈，他在评《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时写道：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

诗则既事生情，即语绘状，以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

……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

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

[1]王夫之由于主张情感本质观，所以偏执得可爱。

文学与历史虽在形式上判然有别，但在历史真实的高度上，并非没有同一性。

特别是那些有意反映社会生活本来面貌的文学作品，它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程度，常常是惊人的。

杜甫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们留下了形象的历史画面，因而享有“诗史”的崇高名号这本是杜诗极光彩夺目的地方，本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但是由于王夫之受抒情文学观的限制，将这一部分杜诗，视为“于诗不足”，实属偏见。

而且，杜甫“诗史”之名，本是唐人赋予名号，乃民心所凝。

这既是文学现象，又是历史现象，是应当充分尊重的。

王夫之之言，亦失之轻率。

然而，时至今日，关于对杜甫“诗史”名号，仍有人否定，认为杨慎、王夫之等人对“诗史”的批评，是“很可贵的精辟见解”，并认为：“宋人在‘诗史’问题上的错误，是宋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片面强调以文为诗，而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抹煞文学的美学特征之典型表现。

”[2]看来，文学的历史属性，实有认真讨论之必要。

同样，关于文学历史属性的争论，在西方也有发生。

例如，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写道：由此可见，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真实，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因而谁若想把悲剧诗人召唤到历史的法庭之前，并想向他学习知识，真是对悲剧——其实对全部诗艺都是如此——极其缺乏了解。

[3]席勒将诗意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显然是对历史和文学的双重误解。

假如悲剧的创作要以“破坏”历史真实为代价，那么“诗意真实”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悲剧经不起历史法庭的检验，那么，悲剧还有诗意的魅力吗？所以，在西方文论史上，极少有人同意席勒的观点。

相反，文学的历史属性，却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无论中西都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和讨论。

一、中国古代对文学历史属性的讨论中国最早的历史的文学观，一般表现为诗、史混同论。

这可能与中国上古的杂文学观念有关，既然诉诸竹帛者都是文学，那么，诗与史自然为一家了。

关于诗与史的关系，敏泽先生在他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有比较醒目的勾勒，现在，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比较详细地梳理和研究。

最早将文学与历史等而视之并诉诸文字的是孟轲（前372－289）。

《孟子·离娄（下）》有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在孟子看来，《春秋》等史书的出现，乃是《诗经》延续和补充，诗于史几乎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

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不分的文艺观。

其实，这种思想并非孟轲首创，很可能是他对上古诗学传统的总结。

请看，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中的“观”的意思，不就包含着历史的文学观的内核吗？所谓“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所谓“考见得失”（朱熹注），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诗歌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

而这就是文学历史属性的表现。

孔子这样看待诗歌，也非凭空产生，而是从当时官方对待民间诗歌的态度和做法中自然而然地归纳出来的。

孔子之前，许多文献记载了宫廷和贵族“观乐”的活动。

这些都是孟子点破诗与史关系的基础。

在汉代，司马迁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却以《诗经》为楷模，为自己制定写作原则，他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4] 显然，司马迁是继承了孟子的观点，按《诗》的原则去写历史，《史记》成了他的发愤之作。

这样，《史记》中充满了浓郁的诗情，具有鲜明的文学性便不足为怪了。

同时，司马迁写《史记》还秉承了《春秋》以来的史学传统。

他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5]这样他又把“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精神，带进了史传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写实传统。

这种思想与先秦诗学的“美刺讽谏”说合流，形成了《诗大序》的文学观，它对《诗经》作了新的诠释。

其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里将《诗经》之风、雅、颂全都系之于社会生活，称为“四始”，认为它是《诗经》达到艺术至境的原因，明显是一种历史的观察视角。

这种视角在扬雄、班固那里也有表现。

扬雄（前53－公元18）虽提出“心声”、“心画”说，但却同时承认文学与生活（历史）的联系，他说：“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著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

[6]总之，文章虽为心声，而实际上，它却是历史时空中的客观世界在心灵上的反映。

班固（32－92）首先肯定了司马迁的史学传统。

他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7]班固对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既树立了史学原则，又树立了一条文学原则，而影响深远，几乎贯穿中国文学史。

他在《汉书·艺文志》中，除重申了古代“采诗”、“观风”之说外，还以历史的眼光，论述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

如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8]这里揭示了诗亡而赋作的社会原因，肯定了诗、赋产生的社会根源的一致性，也是对文学历史属性一种发现。

之后，何林在《公羊传解诂》中对诗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本质性概括，王充《论衡》中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再次肯定，都可以看出《汉书》的影响。

魏晋六朝之际，玄理与缘情文学观并起，先后成为主流文学倾向。

而文学的历史本质观，呼声甚微。

惟有葛洪（283－363）尚有某些实录的文艺思想。

他对王充的《论衡》很推崇，又十分佩服司马迁的历史眼光。

其《抱朴子·名本篇》有云：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

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

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

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

葛洪不仅佩服司马迁那种历史学家的勇气，还推崇王充厚今薄古的反传统眼光，他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敢说今诗胜于古诗、汉赋高于《诗经》的评论家。

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刘勰由于主张“原道”、“宗经”，其历史的文学观并不明显。

唯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亦显示了对文学历史属性的尊重。

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表现为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

因而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著名观点。

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历史属性的领悟。

其云：[!--empirenews.page--][1][2][3][4][5][6][7][8][9]下一页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

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

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

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

成汤圣敬，“猗欤”作颂。

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

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

这里叙述了不同的时代便会产生不同的作品，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便会产生什么样的文艺，因此，文学的历史属性在这里是映衬得是很分明的，只是刘勰没有言明而已。

唐代，应当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的历史本质观生成的时期。

唐初，撰史成风，因此，出现了著名历史理论家刘知己（661－721）。

他对中国古代诗、史混同论的大力张扬，对唐代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认为文学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提出“则文之将史”的观点。

其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

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

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

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9]刘知己这段论述大有深意：其一，他将“不虚美，不隐恶”不仅视为史学传统，而是首先视为诗学传统，这可能是唐人以诗为史的理论根据；其二，他所列举文学作品和作家，在内容上是忠于生活，体现历史真实的典范，在人格上是不谄、不谤的忠良正直的典范，这就为唐代作家树立了理想的艺术范本和人格范本；其三，在传统观念中，对历史家充满着尊敬，他们可“以口诛笔伐”使“乱臣贼子惧”，是民族精神的正义的象征，而文学艺术直到汉代还被有些人视为“雕虫小技”，文学之士被视为“弄臣”，刘知己能一反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文学家与历史家一样，都是民族的忠良正直之士，这对历史学家触动也许不会太大，但对文学家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振奋；其四，“则文之将史”的提出，等于为文学树立了一个严格的历史批评标准，这样，我国文学史上许多作品，如《国风》、《楚辞》，如贾谊、赵壹、晁错等的作品，都有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10]的历史借鉴作用。

这已是相当自觉的文学的历史本质观。

显然他在在当时是影响巨大的，就连狂放不羁的李白都受了这种文学观的影响，他在《古风》二首中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里，李白以《诗》亡而作《春秋》的孔子自况，以“志在删述”，重辉“春秋”为己任，承担起书写历史的任务，恢复古道的光辉，俨然是一位历史学家，而其实他讲的是怎样作诗。

这种将写诗和写史混为一谈的做法，看似天真，它却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观，一种以表现历史真实为目的文学观。

只是由于李白的创作个性不合辙，他说得到而做不到而已。

但是，比他小十二岁的杜甫，却认真地向着这一新的方向走去。

杜甫（712－770）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自觉地以诗为史的诗人。

他不仅写下了像《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等高度写实的名篇，还明确地在诗文中反复申述了自己以诗为史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