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的悲壮西征

东北抗联的悲壮西征作者：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1年第05期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的抗日斗争出现一个短暂的高潮。

青年踊跃参加抗日联军，伪军起义形成潮流，出现了伪军第二十九团整团、第三十八团两个连那样整团整连投奔抗日联军的事件。

但是两三个月以后，敌人开始对抗联进行更加野蛮的“讨伐”，加上关内抗战初期受挫的影响，局势很快恶化。

到1938年，抗联进入了更加困难时期，被迫进行西征。

漫漫西征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空军后勤部房管部副部长的抗联老战士芦连峰，西征时只有16岁，他对西征的经过感受颇深。

芦连峰回忆说：我们十一军的这次西征路线说来也并不复杂，1938年10月末，在李兆麟领导下，于花马街集结，北上，渡松花江，西折过三江平原，11月中旬，抵达汤东六军老白山密营。

12月初，开始西征，沿岔巴气河西行，中旬至汤旺河而西北，到现在的伊春市联军干校，再沿伊春河西行。

12月29日，到绥棱白马石与先行到达的六军三师王明贵部会师，完成西征任务。

虽路途曲折，但一路向西。

屈指算来，这段路程充其量不过千余里，在今天交通便利的条件下，乘车一天便可抵达，然而在当时荒凉闭塞的自然条件下和艰苦的抗战岁月里，这却是一条极其艰难险阻，充满着危险和死亡的路。

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人迹罕至，山上深涧乱石，倒木葛藤；山脚“闹瞎”灌丛；山下沟塘沼泽，加上一天比一天寒冷的天气和愈下愈深的积雪。

行军在这林海雪原之中，每迈出一步，都要披荆斩棘，费尽全身的气力。

山上的倒木横躺竖卧，人马上不能过，下不能钻，只好绕过树根和树冠，弯弯曲曲地前进。

缠绕的葛藤，带刺的荆棘，稠密的灌木丛更是难于穿行。

最难行的还是山下积雪奇深的沟塘，盘旋呼啸的山风似乎把满山的积雪全都搬到了这里，以至于山上的雪还深不过膝，而这里的雪就有齐腰深了。

为了穿越沟塘，行军时，总是由体力较好的同志轮流在前面破雪开路，其余的同志跟在后面。

山上行军是这样，在河道上走也并非没有危险。

在我们沿伊春河行军时，我们十一军的孙军需就掉进了积雪覆盖的冰缝之中。

当大伙七手八脚地把他从冰河里拉上来的时候，已经落汤鸡似的冻得不省人事，我们急急忙忙把他抬到河岸的树林，拢着了火，烤了半天，这才缓了过来。

刚刚踏上征途时，我们都还是骑兵，有马可骑，或者至少能把枪支弹药、锅碗瓢盆、斧锯粮食放在马背之上。

那时候，我们靠着在密营积蓄的体力和马匹的帮助，一天能走上五六十里。

可后来，马的草料吃光了，冬天小兴安岭白雪下面只有枯黄坚硬的小叶张和带刺儿扎嘴的塔头樱子，马不能吃，一天天地瘦了下来，又一匹匹地累倒，或者被断了粮食的人们杀了充饥。

马没了，五六十斤重的背包只好由人背着走。

马刚没的时候，马鞍子我还舍不得扔，背着走了一程又一程，希望着能有一天重新弄到马匹，再当骑兵，可没背上几天，体力不支，只好扔了。

险要的山路随着积雪的加大而愈加难行，饥饿的征夫随着衣食的恶化而愈加虚弱，每天的行程由原来的五六十里变成了一二十里。

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等到离目的地只有70来里地的六军三师后方密营时，干脆走不动了。

林海雪原中的长途行军最费的莫过于衣服和鞋。

没走上20天，我们在老白山做的新衣新裤就被“闹瞎”撕扯和被篝火火星烧灼得破烂不堪，滴里嘟噜的棉花裸露出来，挂在树枝灌丛之上，棉衣快成了夹衣。

脚上的靰鞡、胶鞋也快裹不住脚了。

大家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在处理马匹时，留下马皮不吃，割成一块一块的，背在身上，4角穿窟窿，再拴上绳子，绑在靰鞡或胶鞋的外面。

就是这样，我的最后一双靰鞡还是在没走出大山的时候，脚后跟就漏了。

冰冷的雪灌了进来，化成了水，又冻成了冰，脚被冻伤了。

开始时，我没吱声，拄着大棍子挺着走了一两天。

这下糟了，冻坏的地方溃烂化脓，直到露出脚后跟的骨头，疼痛钻心，只好踮着脚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

隋德胜团长见状，问明了情况，宿营时，给我上了点儿黑瞎子胆汁，又把他露营铺的黑瞎子皮割给我一块包上，我这才勉强没掉队。

如此狼狈的不仅有我，多了，特别是最后的十几天，整个队伍中，靰鞡烧破，脚冻伤，而一瘸一拐走路的人差不多有一半。

那些没冻伤的同志就发扬互相帮助的友爱精神，搀扶着，或者两人用木杆架着我们这些冻伤了脚的同志艰难地往前走，实在走不了还有留在途中“碓营”的。

为了给这些鞋烂了的同志垫脚，隋团长的那张黑瞎子皮只剩下一条条，李师长的一件皮袍子也变成了短褂子。

说了行和衣，再说住的。

茫茫原始林海，根本没人家，整个西征路上，我们只碰上两三个“老山狗子”蹲的“碓营”。

所谓“碓营”，那也只是间能装十几个人的地窨子房。

伤员和女同志尚且住不下，根本轮不到别的同志。

当时我们又没有行军帐篷，所以，整个西征路上住的全是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篝火露营雪筑墙”。

就是山里人说的“打小宿儿”。

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天太阳快落的时候，找好背风树密的地方停下，分成6人一组，每组再分成两伙，一伙放树截柴，两米一段截好堆好；另一伙用既做饭又洗脚的搪瓷盆子（或铜盆）收雪筑墙，垒起半间房子大小，中间空地，四周一人高的雪窝子。

火拢好后，再立起3根湿木棍，支上盆子，开始化雪烧水、洗脚、做饭。

再把被汗水打湿的衣服、鞋帽、包脚布子加上絮鞋的靰鞡草或羊胡子草烤干，絮好，穿好。

然后，就是检查武器弹药，随时准备战斗，最后才允许睡觉，这就是“篝火露营雪筑墙”。

火大生风，篝火熊熊。

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下，身体朝着火的一面，冲腾的烈焰能把人烤焦；背着火的一面，刺骨的寒风能把人冻僵。

人睡着了，身体变冷，越冷越往火堆跟前凑，忘记了前面熊熊燃烧的烈火，更察觉不到飞落到身上的火星。

衣服、鞋帽,甚至武器因此而被烧着、烤响的事时有发生。

一位名叫韩臣的同志，睡觉时，身上的子弹被烤响，胸口被炸得血肉模糊，痛苦得大叫不止。

因伤重实在跟不上队伍了，领导就把他托付给了碓营的老人，后来也没听到他的音信。

为防止此类事情发生，露营纪律严格规定：小组6人，不能同时睡，必须留人值宿。

值宿人一要看火加柴，二要防止人靠火堆过近和火星溅落到身上。

还有一条就是在准备篝火木头时，一定不能混进那种灰皮、带点、烧起来噼啪作响、火星四溅的暴马子木头。

如有违此规定烧坏鞋帽者，是要受军纪处分的。

为保证露营的安全，战士们睡觉了，领导还要到处检查纪律执行情况。

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篝火露营，实在是困了，也只能睡一个或半个小时，冻醒了或让值宿的同志拨拉醒了的时候，浑身都僵直得不听使唤了，只好站起来活动活动，转过来调过去，把身体烤热了，才能继续睡。

许多同志的手脚就是在露营时冻伤或冻掉的。

所以说，西征的艰辛，抗联的艰辛莫过于冰天雪地的露营。

由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编写的《露营之歌》就是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其中描写冬季露营的第四段歌词就是在我们这次西征途中诞生的。

除行、衣、住以外，西征路上的艰辛就属缺吃的了。

我入队的1936年前后，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桦川、富锦、宝清以及整个松花江下游地区，鬼子伪军只能占领城镇和交通线，而广大农村则是抗日联军的天下。

由于群众的大力支持，部队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

可自从1937年秋后，由于鬼子实行“集团部落”、“匪民分离”、经济封锁等各种毒策，我们的衣食来源断了。

敌人疯狂的军事“讨伐”，又使我们的活动区域从农村转移到了山区，粮食愈来愈困难。

所以，此次西征自集结以来，虽然我们也像积极筹措寒衣那样筹集粮食，但收获不大。

等到了老白山密营时，靠着我们携带、密营的积蓄加上袭击鹤岗兴安台伪军后勤仓库的缴获，好歹吃了半个来月饱饭。

临出发时，每人还发给半小口袋粮食，可没吃上几天就见了底儿。

路上也遇到过“碓营”，也得到过他们热情的帮助，可碓营那点儿吃的，对我们这百十来号人的大队人马说来只能是杯水车薪。

眼瞅断炊的时候，就吃马。

先吃饿累倒下的死马，再吃不得不忍痛杀死的活马。

把马身上凡是能吃的东西——肉肠肚心肝肺全吃得干干净净，骨头也要煮上一遍又一遍。

与此同时，我们还满山遍野地挖雪找松籽、橡子、核桃，到倒木圈里拣冻蘑菇，把这些东西和马身上的东西搭配在一起吃。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扒红松里层的树皮吃。

具体的方法是：先在树根下拢火烧化和除去外层表皮，再把里层扒下，剁碎后用水浸泡以减少粘液和松树油子味之后，加上用木灰淋出来的木碱水,再加水猛煮成粥状食用。

西征前我们吃过这种东西，这回别的东西没了，就只能拿这个东西充饥了。

就这样，一直维持到了岔巴气北边的王肇庆密营，队伍因无粮和风雪太大而停下休整。

正在此危急之际，六军的耿殿君团长雪中送炭，把西征先遣队袭击日本开拓团缴获的粮食、牛马送到军中。

每人分了十几斤粮食，每队分了几头牛马，队伍又继续前进。

好不容易又走了十几天，到了汤旺河边，我们又第二次绝粮，只好再使用上面的那些老办法，甚至把穿漏舍不得扔的皮靰鞡用火烤去了毛，煮着吃了。

如此，一直维持到月底才来到小兴安岭西麓的绥棱，到了六军三师后方密营，见到了在此迎接我们的六军同志。

这时就无论如何也走不动了，只好送信给王明贵师长，要他带着粮来接我们。

当时的情景，王明贵是这样描绘的：“在密林里，我遇到了一群战士，衣服破烂，棉袄露出了一团一团的棉花，羊皮袍子破得一片一片的，有的披着破棉被子，有的披着口袋布，脚上有的包着黄狍子皮，有的包着红马皮，有的包着麻袋片，脸色黢青，两眼无光。

他们一堆一堆地正围着篝火取暖。

我们的战士一喊：‘喂,同志,给你们送粮食来啦!我们是三师的,你们辛苦了!’他们抬起头来,声音嘶哑地喊着：‘我们有粮啦！三师来人啦！’于是踉踉跄跄地走过来和战士们拥抱到一起，满脸热泪横流。

战士们又把我们领到一个昏暗的伤员养伤的地窨子。

一进去，烟呛得喘不出气来，睁不开眼睛，炉中一尺多高的火苗子代替了灯光。

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屋内床铺上躺着那么多人。

仔细一看，立刻像有一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我的心。

零下40多度的严寒，夺去了好多战士的手、脚、鼻子，由于缺乏医疗器材和药物，他们就用灰色的旧绷带缠头，用破布片包手，伤势和病情正在恶化，有些人已经奄奄一息了。

他们挣扎着坐起来，一瘸一拐地走来，有的伸出肿得粗粗的紫茄子色的手，摸触着我；有的手怕碰，就用两臂抱住了我的胳膊，几个披头散发的女战士，已经泣不成声了。

他们让我坐下，听他们诉说着西征路上的遭遇。

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线，没带一粒粮食，痛苦地在深山密林里西征，从秋到冬，夜宿时铺冰盖雪，行军时匍匐爬行，饿得杀光战马，吃尽了皮骨，最后煮靰鞡，啃树皮，嚼草根……一路上，胖的瘦了，瘦的病了，病的死了。

深山的白雪，不知埋葬了多少好同志。

特别是当了母亲的女战士，更承受着肉体上和感情上的双重折磨。

在途中，有的女同志抱不动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不相识的老百姓，有的因为孩子啼饥号寒，恐怕招来敌人，就……”王老将军的这段回忆和老首长于天放的诗一样，如诉如泣，字字艰辛，句句悲壮，令读者触目而惊心，临文而泪下，他以历史亲历者的真实为我们缩写了抗联西征的艰苦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