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批判

中国教育批判教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一开始便问这个问题显得我自己很傻逼，因为在我看来，教育不是一句话就能解释得清的东西，或者说，能一两句话解释得清的通常都不会是什么好教育。

而我之所以不做这种解释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学校经常热衷于做这样的工作。

好比说，我记得自己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的教学楼的外围墙壁上便挂着一排排金光闪闪的四字成语的东西，排在最靠前的一个写着的是，学会做人，后面跟着的几个都是学会什么，学会什么之类的，至于后来几个都学会了什么，我已不记得了。

这几行训导式的句式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它的内容是不容置疑的，你若想前程什锦，照着我说的去做便可以了。

客观的说，学会做人这四个字似乎也没多大的错，关键在于要学会做什么样的人。

做人二字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意思，好比说我妈经常也教导我要学会做人，但她说这句话的意思多半是在告诉我要多拍拍别人的马屁，多耍些小聪明，别整日那么木讷，以后别想着能在社会上生存。

换句话说，这种做人方式的精髓恰恰不在于让你去表现你之所以为人的高贵品质，而是让你明明是一个人，却要收起你之所以为人的一切证明，好好的干着做牛做马的工作，好像是在告诫你，要小心翼翼的把你人的特征隐藏起来，否则便会有危险。

我估计，我们的学校领导在想出学会做人这句话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想要说明什么。

但我敢肯定，他们最终要我们成为的，便是那干着做牛做马的工作，但却有着人的一切特征的人。

我一直都以为，学校不是最适合学习，最适合一个人去认知自我的地方，换句话说，真正的学习其实最终的都是自学的过程。

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更是如此，因为教育到最后都是在培育统治者希望我们学生成为的那一类人。

我们的学校似乎很喜欢向学生强调团队协作以及领导能力的重要性，这些概念本身都没有错，美国的学校同样很看重学生的这两点特质。

但正如其他国家好的东西再引入我国之后便完全变质了一样，团队协作在我们的学校异化成了集体主义，领导能力异化成了要对某人，或某个团体的绝对服从。

在班里，我们要对班长服从，在学校，则要对学校的规则绝对的服从。

规则制定出来要遵守，乃至服从，都是对的，但前提条件还得看规则的制定者是谁。

在美国，学校的规则是学校的管理层，学生家长的代表以及真正代表学生的学生会共同制定出来的。

但我国的学校，大的方面由教育部一并包办，小的方面，由学校的高层制定，但都别指望学生能有机会从中插上一脚。

经由这样的途径制定出来的规则，不遵守往往是对的，遵守了，反而只能说明你盲目服从。

从小，我们便被灌输要有集体主义的精神。

而班主任便是这一主义的精神导师，全体同学都要紧紧的环绕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班集体中。

一个老师，一旦当上了班主任，便自然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老师的道德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假如你怀疑老师的道德观有问题，只能说明你本人道德有问题。

反正，说什么，老师的道德都不会有问题，说什么，老师的道德都不能有问题。

一升格为老师，便自动占领了道德的高地，可以随心所欲的对学生进行道德的说教。

还记得自己的初中班主任对某一个即将误入歧途的学生进行道德说教的场景，即使所谓的歧途仅仅只是连续两天没交作业。

她通常会在早读的时候走到该生的座位前，眼睛直直的盯着该生，忧心忡忡的对他说这样下去会怎么怎么样之类的危言耸听的话，直至教该生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必要再在这样世界上生活下去为止，但最后，该生都无一例外的活得好好的，且多半都遵循着自己之前的做事风格。

道德说教虽说收效甚微，但我们的老师似乎都能一如既往得将其贯彻到底，除了真的是处于好心的原因，大概还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能获得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所带来的快感吧。

我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放学的时候都要集体排队，得等全班人都到齐的时候才能集体出校门，这种做法除了增加学生的反感之外，对学生的团队精神似乎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记得自己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到中午，全体幼儿都要被强制午休，一天中午，我实在睡不着觉，便试着睁开了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正好被监督的老师看到，并被她狠狠的盯了一下，吓得我连忙闭上了眼睛，至此，一到中午，我便不敢再尝试去睁开眼睛，好像到了这个时段，整个幼儿园都务必去遵循某种宗教仪式。

我们的学校似乎很善于去提炼一种行为规范供学生无条件的遵守，违反它便等同于违反整个宗教仪式的神圣性。

好比说，我们会被规定在早上打铃的某个时间，集体到操场，集体听从广播，做一套由教育部规定的集体操。

据说这种规定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但学校的领导却可以轻而易举的取消体育课，也不会轻易暂停每天必行的广播体操。

我还记得初中的操场前面就是篮球场的位置。

而校队的训练时间跟我们做操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些非校队的学生每天在操场上做操的时候，眼睛就正对着球场的位置，无论自己愿不愿意，都得看着篮球场上的队员训练时的英姿，脸上挂着的是一种由衷的快乐，反观操场上的我们，各个愁眉苦脸，某一个动作，本要求要将手臂张开到90度的位置，但最后都普遍张了仅仅只有一度，还能张开一度，也算是给足了学校领导的面子了。

对中国的教育批判，只有永远的开始，没有永远的结束，此一篇，便是我的开始。

这个社会已开始进入说谎话不脸红的时代，从过去50年代开始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开始，这个国家便开始惯常流行种种的口号，种种的标语，虽说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它所留下的痕迹依旧随处可见，可以说，现在大陆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在经过政治运动的洗礼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就是说，大陆人的生活方式跟建国前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跟台湾的中国人也是不一样的。

台湾的中国人遇到公共利益可以大声呐喊，而待人处世却是彬彬有礼，慈眉善目，大陆的中国人则恰好相反，遇到事关自身利益的，恐惧于权势，而息事宁人，待人处世上则更趋于咄咄逼人。

当然，现在大陆的年轻人开始逐渐与前者靠拢，这多半是靠了互联网的启蒙，要是没有互联网的出现，现在的年轻人多半还是不成摸样，何故，皆源于如今主导整个社会，制定社会规则的人多半还是那个历经政治洗礼的那一代。

不是说那一代什么都不是，而是说他们已惯于口号以及标语的环境，所以到了现在，依旧只知道喊着他们的口号与标语。

说这些并非脱离本文的主旨，因为这恰恰是中国教育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

君不见，每次教育部信誓旦旦的说要改革教育的时候，首先要做的都是发一个改革的草案，而这个草案的开篇多半都是废话连篇的政治语言，阅读通篇，不知道教育部到底想对教育改些什么，革些什么，本该一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东西，非得把他说得不知所云。

这让我想起大一那年的开学典礼，典礼的前天我们被告知，要在7点钟准时到操场集合，通知的最后依旧加上“不到记旷课”之类的属于恐吓言语的话，典礼当天才知道，早早起床竟然只是去听院领导的讲话，话里通篇都是号召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建设和谐社会，三个代表，该领导的话还未讲完，场下便已开始骚动不断，若是此时学生手头上有鸡蛋和剩菜剩饭之类的东西，估计这领导就得下不来台了。

读书十几年，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会议成百上千，每周，以及每星期开始得升旗仪式是例行的公事，从每次坐的位置必能看出谁是校长，中间者便是，也可从发言者顺序看出谁是校长，最后压轴演讲者便是。

我们的学校领导，擅长多此一举，化简为繁，一两句话便能说清的问题，他能给你托出一个多小时来，似乎不这么去做，不足以表明他的态度。

而演讲的内容多半都是在列举学校前年所取得的丰功伟绩，伟绩的背后都是学生模糊的血迹。

初此之外，演讲者都会不止一次的提醒同学们要珍惜时间，与会议的浪费时间对比，这句提醒显得异常讽刺。

一直以来，我都能佩服我大学的一位同学，他因恐惧于会议不到会被记旷课而不得不参加会议，但同时又会给会议设定出自己的时间，到了他的时间，无论上面的领导讲没讲完，他都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乘乱破门而出，扬长而去，他也曾多次怂恿本人模范他的行为，但因本人天性胆小，故记忆中仅有一次是这么做过的。

记得年级大会的主持人正准备说出会议解散这几个字，全场同学还未等他说出，便已离开了座位，朝门口涌去，那场景，像极了逃生，且个个脸上露出一副解脱的喜悦，那刻，我明白了，快乐其实很简单。

我宿舍有几个宿友是学生会的干事，分属不同的部门，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每天似乎都很忙，但仔细追问，无非也就是忙着开会，每次宿友X接到今晚要开会的短信，都会破口大骂，“X，又要开会。

”，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厌恶开会，相反，有会开说明今晚有事做，有事做今晚就不用呆在宿舍，不呆在宿舍证明本人很忙，很忙是一种光荣，当他开会回来，你问及他开会都讲了些什么，他都会回答，无非就是那些话。

我知道，那些话指的是废话。

那可以不去吗？我问。

他答，可以啊，很多人都没去。

那你干嘛还去啊，我问。

他答，反正也没事。

我们宿舍的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次次会议皆不落下，因为一落下，就说明这人不积极了，不积极还怎么入党啊。

哪怕开会者多半都视演讲者为透明物，径直低头玩他的手机，但领导依旧热衷于开会的形式，且次次不忘提醒旷会者将以旷课论处。

一个短信便能将明的事，领导绝不采用，仿佛不用到会的形式宣读他的废话，不足以增加废话的宗教仪式感，而废话皆着这种仪式，便一朝间出人头地，化为神圣宣言了。

开会本身没错，美国国会多半时间都在开会且电视直播，哪个议员赶在上面讲废话，浪费时间，估计选民就得让他下台走人，试问，我们的学生，能因为学校的领导在台上讲废话，浪费大家的时间而让他们收拾包袱回家吗？若是有学生敢这么做，大学里的会商制度以及心理辅导室在等着你。

美国的大学其实也开会，但他们一般不轻易开会，不得不开会的时候都是事先准备好讲什么，开会时便直入主题，且与会者都有得到公平的发言机会。

我也不能说我们学校的会议没有学生发言的机会，但多半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代表才有机会上台发言，名曰学生代表，但却只代表他个人，代表身份并非得到全体学生的授予，讲白了，就是属性与我国人大代表基本相同。

近十年来，跟教育有关的口号吹得最响亮着莫过于教育经费要占GDP的4%，这个数字其实是跟国际的标准接轨，但该口号自93年提出，化了将近十年时间，才在2012年接上了轨。

判断一个承诺是否实现，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而是实现的过程。

任何承诺拖到了世界末日，都无异于是在违背诺言。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清华大学再次提出口号说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但建立一流大学的前提是首先得是大学，或者，得像个大学，真正的大学不会在发布建校以来的有名校友海报的时候，按照校友的官阶大学从上之下排列，而那些民国大师却只能屈居其下，假如清华方面承认自己的身份只是一间衙门，自然没人对你说三道四，但如若是一间要建立世界名校的大学，就不免要为世人耻笑了。

当有人指着中国的某一间大学给你看的时候，请你不要愚蠢的相信这真的是一所大学，它不过是碰巧长得像个大学，且名字里刚好有大学二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