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上看阮籍与潘岳人生的悲剧性

从思想上看阮籍与潘岳人生的悲剧性
摘要：阮籍与潘岳同属于中国历史上动荡的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改朝换代让他们无所适从。

他们感慨人生短暂、生死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的他们在险恶现实中同受隐逸思想的影响，心中常怀有深沉的悲哀，从而形成人生的悲剧性的基调。

关键词：阮籍潘岳入世隐逸悲剧阮籍与潘岳都怀有济世之志，追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生的追求。

漫漫人生路，他们从未停止过对理想的追求，但仕途的失意与理想的幻灭，使得他们转而寻求一片精神的栖息地，那就是隐逸思想的萌生。

可是他们不能完全抛弃儒家济世理想，所以不如陶渊明那样惬意与闲适，如潘岳的谨小慎微，中规中矩，阮籍的放浪形骸之外，不拘世俗之理。

一、入世思想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以礼教为纲纪，以忠孝为要旨，以中庸之道为调剂，以帝王师表为目标，追求现世的功业。

这是儒家思想为中国士大夫设计的一条最理想的人生道路。

[1]阮籍和潘岳都认真地恪守这一法则,儒家入世思想贯穿他们生命的始终。

阮籍出身儒门世家，接受了传统儒学的教育和熏陶。

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的理想是儒家的济世，早期表现为儒家正统的“内圣外王”式的人格追求。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到:阮籍他们内心深处还是相信礼教儒学的，并把儒学礼教当作
宝贝来看待的。

这在他的《咏怀诗》十五中有叙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

披褐怀珠玉，颜敏相与期。

”《咏怀诗》十六中讲到：“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

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

”《咏怀诗》三十九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济世思想，“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

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狭鸟号。

明甲有精光。

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岂为全躯士，效命征战场。

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

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儒家是特别强调节义道德和建立功业的。

看到此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慷慨激昂、志在四方，想要建立功业、精忠报国的英雄战士形象。

诗中所表述的思想正是儒家所倡导的“忠”、“义”、“节气”等理想道德的追求。

带着这种儒学观念和济世之志来看世界，这世界也必定被要求为“事物有纲纪、尊卑有次序”，并且“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

他追求的是真礼教，但司马氏政治的黑暗让他痛恨厌恶，“晋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但阮籍并没有完全抛弃其儒家思想人格追求，表面上强烈批判和反对的封建礼法制度和封建士人只是对司马氏扭曲并利用的“伪名教”的一种抗议。

当他的儿子阮浑也想学他的时候，却被阮籍训斥：“仲容已豫吾此流，卿不得复尔！”可见阮籍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家之路，而是坚守着自己内心对于儒家入世思想的理想人格追求。

作为正始之后的太康文人潘岳，出身寒素，缺乏凭藉，他精神之中潜在的自我实现愿望尤显得迫切和热烈。

泰始元年，潘岳写下了表达自己雄心壮志的《沧海赋》，此时适逢西晋初立，百废待兴，潘岳渴望用自己的才情赢得一片天地，他心中沸腾的青春激情，唯有壮阔、雄奇的沧浪方能承载。

泰始四年，潘岳作《藉田赋》，初出仕途的他，亲历新朝盛典，满怀激情，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藉田赋》一出，潘
岳遂名扬天下，但随之而来的是“为众所嫉，遂栖迟十年”，直到咸宁五年，才“出为河阳令”。

三年后，又转迁怀县。

在空间上离当时的京邑洛阳越来越远，这无疑令潘岳抑郁。

实际上“洛阳对于作者而言，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旧游之地而已，那里是政治的核心地，王侯贵族糜居处，也是出身不高的‘英俊’要力争上游免于‘沉下僚’的机会所系的地方”。

[2]因此在此期的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潘岳的频频南顾，屡屡望京：“登城眷南古顾，凯风扬微绡”、“徒怀越鸟志，眷恋想南枝”，但他并没有一味沉溺于此，作顾影自怜之态，而是勤于政绩，忠于职守，获得河阳“一县花”之美誉。

即使“栖迟十年”，仍执着地相信，只要凭借“祗奉社稷守，恪居处职司”，一定会有“齐都无遗声，桐乡有余谣”的功绩。

所以这一时期的潘岳，更多的是表现出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实干精神。

[3]作为一个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即使身在朝野，仍然心怀魏阙。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这本身就含有人生在世须求闻达的意思。

古代文人不仅希企荣达，而且达必居高，职位的高低和兼济之功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功业未就的潘岳怎能甘心还未实现自我价值就让才华荒芜在山野呢？潘岳从不掩饰对建功立业、留名青史的热望，“谁谓邑宰轻，令名患不劭”，仕途不达使其郁郁不平，心中常怀有深沉的悲哀。

阮籍与潘岳都追求儒家的入世理想，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这条路上走得很辛苦。

悲哀、忧伤、愤懑、悲悼等词在阮籍的诗中十分常见，身侍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而潘岳的诗中也多这类表达内心忧愁的词。

不同的是，阮籍一直是醉眼看世界，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故作猖狂。

而潘岳则更像个天真的孩子，顽强地投身在杀机四伏的政治旋涡里，努力寻找任何可以攀援仕进的机会，甚至“望尘而拜”。

他固执地以为能实现自
己的理想抱负，殊不知西晋只是一个腐败老朽的官僚集团，在这种环境下，西晋文士“人未尽才”便成为必然。

二、隐逸思想
老子的思想是自然无为，庄子的思想以老子为依归，探求个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如何实现自我解脱和自我保全的方法，否定黑暗现实，绝圣弃知的政治观，顺乎自然、无为的处世之道，超然物外、旷达的人生观。

但逢乱世、仕途不顺，道家思想便被士大夫所推崇，玄学的发展以及佛学的兴盛，隐逸思想也就应运而生。

侍宦不达而有江湖之思，这本就是士人惯常的思维模式。

而“一当仕途顺利，出世思想便让位于入世思想。

这种思想的换位，是整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潘岳之前的阮籍，之后的陶渊明乃至李白，概莫能外，非独潘岳为然。

”[4]
目睹了现实的残酷与司马氏的不择手段残杀之后，阮籍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开始了对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

现实世界已走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阮籍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返回自身，阮籍由积极用事变为消极避世，关照自身生命与生存的意义。

他选择软性的反抗，与虚伪的礼教保持距离，在《大人先生传》中，对虚伪的“士君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士君子”为了功名利禄，整日生活在惶恐之中行为不敢越雷池半步，身心极度不自由。

阮籍早期的“内圣外王”理想在此时已走不通。

他要的内心的安宁和生的自由，于是他开始毁坏礼教，不避嫌疑与兄嫂告别；为母亲守丧时，淡然自若地喝酒吃肉，在吊唁中散发；在晋文王面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他的狂放不羁，他的任性而为，他在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对封建礼教进行无声地反抗。

他笔下的大人先生“与木石为邻”、“与造化为友”，大人先生是其理想的高度体现。

阮籍对老庄哲学的研究极为透彻，但却没有走向老庄
的理想道路，他的失路而哭，为兵家女死而哭，这是一种有力的哭泣，他借酒来逃避政治的迫害，他的心中郁积着愤懑，他想要逃离现实。

潘岳的《闲居赋》中流露出的隐逸之思，通过全篇中的淡泊恬静之趣，家庭的人伦之乐，只给作者以暂时的欢怡，他对“宠辱之事”始终未能忘怀。

赋作之序言与结篇都表现了作者对大用的热衷，对现实处境的怨愤，贯穿于赋作的是作者处于思想的矛盾、痛苦与挣扎，是由“出”而“处”，“处”中而不忘“出”这样的尴尬之中，赋作十分真实地反映了一代文人士大夫淡泊自持的隐居行为下面那复杂而不平静的心态，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5]倘若潘岳真的“览止足之分”，“退而闲居于洛之涘”，再配上“高情千古”的《闲居赋》，就堪称完美了。

但他偏偏没有归隐，不久又和贾谧来往。

作为一个文人，他不忘自己肩上的使命，他的理想、抱负，《秋兴赋》中以“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自许，其实未必真放旷、真逍遥,只是仕途不顺后聊以慰藉的幽微的江湖之思。

阮籍与潘岳都未能做到真正的出世，他们的隐逸思想宛若空中楼阁，他们无法做到完全的忘我，在仕途中，阮籍借猖狂与统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使他得以保全自身性命。

而潘岳只是在宦海浮沉的痛苦中萌生过隐逸山林的高情，一心想要建功立业，最终招致杀身灭门之祸。

无论是阮籍的放荡不羁、藐视功名，还是潘岳的谨小慎微，祁求宦达，都是身心的极大不自由的外在表现。

在魏晋这个不讲义的朝代，阮籍和潘岳的政治理想抱负终未能实现，隐逸思想终未能使其身心得以安顿。

阮籍、潘岳人生的悲剧性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出”与“入”的困惑，在这种被压抑的人生困境中进退两难。

这是一种被压抑的生存状态，他们在混乱的世界里寻求人生的解脱。

阮籍想一醉解千愁，
却更增加他心中的悲苦，他一次又一次的哭泣正是对他不能把握的人生境遇最沉痛的诉说。

而潘岳，他所能依傍的权贵则相继倒戈，他噤若寒蝉，战战兢兢，在黑暗的政治漩涡中，他的身心俱不得安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上下求索。

他们在进退之间徘徊，儒家的济世思想为他们指明了一条理想的人生道路，但在这条路上他们走得很艰辛，他们的内心是孤独的、痛苦的。

潘岳的犹豫不决的矛盾复杂的个性和阮籍的失意之后故作的猖狂之态更表现了这种悲剧性,在整个魏晋时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
[2] 廖国栋：《试探潘岳<闲居赋>的内心世界》，《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三辑）文津出版社 1986年版
[3] 潘啸龙：《潘岳人品论》，《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安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4]胡旭：《潘岳隐逸思想初探》郑州大学学报 1995年第5期
[5]王洛贤《六朝赋论述》河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