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的现在与未来_赵博艺

金融危机后，一时间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众多基于智能手机客户端、被称为分享经济的互联网经济业态。

有人说，分享经济一直在“烧钱”，相关企业玩得是靠钱闯关的危险游戏。

然而，与其说“砸钱”补贴替代了传统广告成为开拓市场的全新营销手段，倒不如将其归入分享经济那令人着迷的“分享”特质。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人们普遍接受了金钱与便利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现实。

而在互联网经济业态的推动下，分享正在介入到金钱与便利二者之间，努力搭建通往美好生活的桥梁。

分享经济的前世今生如今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如此的迅猛，以至于时代这样一个大跨度的时间度量标尺被频频使用。

在众多的时代界定中，信息时代与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当下两大鲜明的标签。

当代表科技进步的信息技术与标识经济运行的金融危机被置于同一视平线上时，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便应运而生——分享经济。

何为分享经济？其实，从分享经济众多的别名中便可见一斑。

早期的对等经济、协作经济、零工经济等这些名称，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重对分享经济做1分享经济的现在与未来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DOI:10.16619/10-1264/d.2015.35.002Theoretical Frontiers前沿理论出了阐释。

其中，对等经济看重提供服务者和接受服务者的对等关系，二者可以进行对等关系上的角色互换；协作经济从社会分工角度进行定义，注重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分享协同；零工经济则基于提供服务者的视角，更多地强调其短期、兼职和不够稳定的特质。

从事零碎的劳动并不是种新现象，分享经济的概念更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而相互分享更是相伴人类社会演进，但这一切都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它使得分享经济进入了广泛实践的繁荣期。

在科技的催化与移动应用的包装下，分享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伴随金融危机的持续消极影响“倒逼”而生，逆势成长。

危机之后的经济萧条使得“不花钱等于赚钱”的观念深入人心。

这就为闲置资源的分享使用提供了原动力。

而“零工收入比平工作收入”的现实更是成为强有力的利益驱动。

此外，“线上决策、线下体验”的消费模式也迎合了分享经济对于发展环境的要求。

C2C这种重要的分享经济实现模式向我们诉说着“复兴”的力量。

正如数字化产业研究专家姜奇平撰文所言：“原始社会是一个只有C没有B的典型C2C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性化的C2C的兴起，将意味着高科技‘原始社会’的‘复兴’。

”现今的分享经济之所以可以纳入经济范畴，形成一种新的业态，关键在于其运营模式遵循有偿分享。

不同于早期的分享经济理论旨在解决现实经济中工资与资本对立矛盾，当前的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技术和生态文明催化下的新经济业态。

简言之，当前分享经济赖以生存的两大资源是互联网和闲散资源，而西方国家又恰恰同时占有这两大资源。

20世纪90年代，Mosaic浏览器及World Wide Web出现在西方的“旗手”——美国。

至今，西方在互联2网技术上仍然处于领头羊的地位。

此外，伴随产品更新换代的频率加快，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民众长期以来的高消费习惯，从而导致西方家庭存在大量的物品资源处于闲置状态。

这就为分享经济中大多数的企业元老从西方国家起步发展做足了准备。

2011年，分享经济模式被美国《时代》周刊列入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5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分享经济的产值将从目前的150亿美元增至3350亿美元，上涨超过20倍，可与传统的租赁行业平起平坐。

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层面，2015年初有报道称英国政府决心“把英国打造成分享经济的全球中心”。

正如英国商务部负责商业和企业的国务大臣马修・汉考克指出：“分享经济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英国要确保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

”分享经济的“三重门”一重门：政府监管。

分享经济是否应该被纳入政府监管范围，已然不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运行新模式，分享经济公司都在以搭建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来逃避政府监管，或者说是，他们以鼓励理性经济人的个体自由来弥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局限。

对于分享经济发展而言，最初的政府监管——准确的说是“封杀”，其背后的动因多是触碰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同时也脱离了约束市场经济传统参与主体的法律规章的监管。

然而，伴随分享经济的快速扩张，这种新经济业态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

在美国，已有22个州、市通过立法支持拼车共乘。

在荷兰，经济大臣坎普近日表Theoretical Frontiers前沿理论示，将修改法律出台更多“技术中立”的法规，以推动住宿、交通等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

发展分享经济，除了安全、技术问题外，如何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勇气。

然而不管怎样，正如Airbnb创始人切斯基的请求所言：“请不要在不了解的时候就扼杀了一件好事。

”二重门：运营模式。

兴趣和商业模式无法直接画上等号，构建分享经济运营模式的关键在于对“剩余”资源的占有。

在分享经济中，服务提供者非常看重独立性与灵活性，而对于其碎片时间与剩余精力方面的考虑，也同样是分享经济持续规模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类似于打车软件公司带来了更少的交通事故和拥堵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分享经济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诸多益处，但是分享经济公司难以在未来的“剩余”资源占有中保持稳定。

伦敦大学劳动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教授指出，劳动力中介鼓励人们从事偶然性的工作，而不提供基本的员工福利或保障。

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人们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从而不得不去打零工。

然而，当这些“无领劳动者”（参与自由劳动却几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人）想从公司要得更多的薪资和保障时，分享经济公司就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文化、科技与工作研究中心负责人斯坦利・阿诺维茨甚至批评道：“这些不是就业。

就业岗位应该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些只不过是零散的、没有商量的工作。

这可能更应该叫做工资奴役，消费者或中介公司都是雇主，话语权全在他们一方，科技就是帮凶。

”随着Airbnb和Uber这样的公司日益成熟，它们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维持交易集市的治安上，以确保平台的安全、可信。

这种平台的维护成本会伴随服务规模的增大陡升，同时企业还必须考虑服务提供者复杂多变的自由度。

此外，一向激烈的市场竞争更加剧了人们对于“剩余”资源能否支撑这些市场平台当中企业运行的担忧。

三重门：参与乐趣。

Uber公司打出的旗号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而面向加盟司机的口号同样充满解放者的意味，“随时随地上线，摆脱乏味工作”。

实际上，不仅是在分享经济的企业宣传中存在弱化商业气息的现象，在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之间也同样如此。

他们不仅是在完成交易，同时也在分享乐趣。

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这种超越单纯的支付消费与提供服务的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心理需求。

外出旅行时选择住在当地民居而不是商旅酒店，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

当旅行的乐趣得以延展至停留期间的住宿场所后，游客与当地人的交流也变得更加亲近，从而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

Airbnb的成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国内方面，继各种专车之后如火如荼发展的顺风车业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超出基本出行服务的乐趣需求。

当前，分享经济公司间的合作日益紧密，并在逐步构建产业发展的生态圈。

他们在努力运营新业态的同时，也在积极培养民众的一种习惯。

从分享经济的概念内核上看，最大的挑战就是将提供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模糊的界线彻底擦除，使民众更加认同作为分享者而存在。

由此可见，分享经济发展的困难程度绝不仅仅停留在有钱烧得起的阶段，更在于思想观念或是生活习惯的养成。

中国与分享经济的未来3当分享经济到来时，在创新发展的浪潮中，我们并不Theoretical Frontiers前沿理论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

截至2015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占比提升至88.9%，而5年前的规模仅为2.77亿，增长了一倍多。

分享经济会在中国找寻到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适于生长的土壤。

中国具备其无法比拟的三方面特质：一是人口优势，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时全面铺开的城镇化建设迅速拉升了城市人口的密度，从而既扩大了潜在的居民消费市场，又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文化积淀，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塑造了民众朴素的友善互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精神品格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从而为分享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精神保障；三是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以全新姿态展现在世界舞台上，而“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开放式发展道路，不仅锻造出30多年经济发展的奇迹，更使得跨越式发展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入人心，从而促进了分享经济的快速扩张。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后，西方就在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

除去残留的冷战思维，对于利益格局已然固化的西方国家而言，崛起中国的地位就如同现今的分享经济。

当处境颇为类似的二者相重合时，似乎也在预示着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分享经济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实世界，已然成为一个令人痴迷的“谜”。

不管分享经济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三重门”，当下的实践也已然给民众生活带来切实的改变。

人们在享受分享经济带来的便利，却只用负担更低的花费，同时还可以增添一丝乐趣。

（执笔：赵博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