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转型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结合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深圳大学考试答题纸(以论文、报告等形式考核专用)二○一四～二○一五学年度第二学期课程编号020******* 课程名称(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主讲教师钟坚评分学号姓名专业年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结合诺斯的新制度题目：经济学理论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
当现有制度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实，中国经济若要有所突破，创新制度是必然选择。
关键词：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新1 道格拉斯•诺斯与新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经济史分析中，成为新经济史学界的代表人物。
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上，诺斯创建了制度变迁理论。
他认为，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制度的产生是有代价的，除非其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则这种新制度不会出现。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
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在看待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时，诺斯认为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
诺斯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来研究，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使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更为成熟和完善，为人们思考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问题开阔了更广阔的视野与更深刻的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提升，然而由于制度上的不完善和不足，导致了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具有着在这个时代下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是什么呢？一、制度改革必须是全面的，协调的对于权力分散的市场来说，稳定和公平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排除了与不确定性有关的成本，从而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可预测性。
因此，制度发展必须是整体性的和协调的。
在中国，我们需要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同时我们还需要改善企业规章制度，实行透明化的制度改革。
二、寻求制度变革的可行性新旧制度之间的的转变完全是不同制度之间的权力交替。
为确保实行可行的制度变革，必须使现有制度的利益和我们期望的新制度完全一致。
制度改变的时间、内容、程序和范围等方面都不应该超出现有制度的承受能力。
三、制度改革必须具有完整性和稳定性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制度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遵循稳步推进改革的原则。
不断改革瓦解了社会的制度，这会导致新旧变革的阻碍，因此在制度改革中，既要考虑到总体进度，又要制定长远的规划。
四、完善市场机制的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市场机制最炙手可热。
制度设立建立完成的市场机制包括：完善市场退出机制，避免遇到失误时市场垄断的消极效应。
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和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保证市场效率和效果。
五、构建市场竞争的制度将市场竞争机制作为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发挥它在提高效率和创新方面的作用，要着力构建起符合国情和现代制度要求的竞争体制，以更好地激发企业活力和发展潜力。
总的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和指导性的意义，特别是在推进制度化改革，促进有序市场竞争等方面，为社会经济的改革发展带来了更加科学的方面和道路。
这也让我们更加清晰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自身制度以及合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部分改革，让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可持续和前景光明。
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方向探讨
【 基 金 项 目】区域 和 行 业发 展 战 略 环 境 评 价 财 政 专 项 （ ２ １ １ ０ ２ ０ ３ ）
必 然遭 遇挑 战 ． 直至 二者 协调 一致 。
同信 仰 个体 共 同追求 的终 极 目标 ，是 人 类各 种 行
为背 后 的根本 动力 ． 也 是人 性 中最积 极 的因素 。历
强 化 和 维护 作用 。最终 ， 通过 普 适 价值 、 内 在制 度 和外 在 制度 的协 同作用 ，社 会 秩序 才 能 得 以确 立 和维持 （ 详见图 Ｉ ） 。 如果 外 在制度 违 背人类 普适 价 值， 或 者 与 大多 数 社会 群 体 的 内在 制度 相 冲突 ． 则
制 度 经济 学 将 群体 内 自然演 化 形成 的规 则 称 为 内在 制度 ，主要 表现 为 各 类道 德 规 范 和行 为 准
普 适 价 值
内
集 权 社 会
涵 结 果 内 涵
二、 对 两 种 典 型社 会 的 对 比分 析
不 同社 会 对 普 适 价 值 的理 解 存 在 较 大 差 异 。
史早 已证 明 ， 制 度设 计 必须 基 于 普适 价 值 ， 否则 难
以得 到 社会 认 同 ．最 终 成 为 束缚 生 产 力 发展 的桎 梏。一般而言 ， 普 适 价值 包 括 了对 自 由 、 平等 、 安 全、 民主 、 公正 等 目标 的追 求［ ７ １ 。表 １归纳 了集 权社
从 而导 致 了完全 不 同 的制度设 计 。其 中 ， 集权 社会
和 民主社会 的差 别最 为 明显 ， 也 最具 代表 性 。 （ 一） 普 适 价值
会 和 民主社会 对普 适价 值 理解 的 主要差 异 。
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政府职能转型
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政府职能转型内容摘要：从知识论角度探讨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假设问题，指出对知识论的认识差异导致制度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派别的观点分歧，并以“有限理性”、“现实的人”假设构建起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重点探讨作为其重要构成的国家职能理论，指出中国政府转型的目标模式是契合制度经济学的理念的。
将制度经济学纳入对中国政府转型的路径分析中，以期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型提供理念启示和理论借鉴。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知识论政府职能政府职能转型将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学科的努力，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始终。
[1]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制度学派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对事物的深入分析在经济学学科中脱颖而出，占据显要位置。
制度学派产生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美国，其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 世纪末至20 世纪30 年代的老制度经济学，其创始者和代表人物为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创了以交易成本和产权分析研究制度问题的新思路，被世人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派”。
本文首先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重点探讨作为其重要构成的国家职能理论的一般理论，并将其纳入到对当前中国政府职能转型的路径分析中，以期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型提供理念启示和理论借鉴。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内核，包括资源稀缺性假设、均衡理论（价格、供求理论）及微观经济学基本方法论，修正了“经济人”假设，以哲学——知识论为中心假设，引入信息、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产权、国家等分析要素，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问题——知识论——有限理性、“现实的人”假设笔者以为，新制度经济学较之于其他经济学科的主要分歧在于哲学理念的不同，即知识论——对于知识的本质、起源和范围。
古希腊先贤以其高度的抽象思维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将万千复杂的问题分为三类：一是，关于世界的本质、本源；二是关于我们如何知道或认识真理的问题；三是，关于生命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
中国转型模式：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２１ ｌ 专项 基金项 目 当代 中国社会转 型期核心 价值 构建 》 《 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
／ 瓤． ２２第 期 、支 参 ０年 ３ １
爱 主义 ” ④ 。
枯拉朽 的改造 ， 市场原教 旨主义 的转轨 战略 与政策 导 向得 到实施 ， 并在 大约十年 中初步建 立起 一个资 本 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的框架 。
◎ 刘 燕
内容提要 本 文从分 析苏东 国家 社会 转型所依 据 的理 论 、 实践政策 与转型绩 效 出
发， 探讨 了“ 转型困境” 的形成 机理 ， 出制度 变迁 “ 提 惯性原理 ” 确定 的初始条 件、 权 阶 特
层与谋 利集团的干扰 影响、 国家转 型战略选择 的决定性 因素是产生转型制度 混乱 的主要
化运 动在缺少制度约束 的“ 真空” 中运作 ， 出现 了大
规模 经济滑坡 和社 会动 荡 ， 会 陷入 到转 型 困境 。 社
１７ ９ ９年再度集权化则被视之 为“ 将公 有制和市场
具体表现可以从经济 、 政治 、 社会三个层面去分 析。 经济层 面 ， 表现为混乱 的体制秩序 ， 私有化并未 带来 高效率 。集权式计划经济与 自由化 市场经济两 种体 系的快 速转换 ， 未给制度 博弈 主体 留下适应 并
原 因， 主张转型战略与执行 策略并 重。文章主要从 中国社会 变革 的政 府导 向、 渐进性 与 秩序性导 向、 稳定 性与平衡 性导向等三个 方面论证 了中国转型模式 的主要特征及其 实践
价值。
关键词 转型 困境
制度 陷阱 渐进 变革
［ 中图分类号 ］ Ｏ９ ８ ［ Ｆ １． 文献标识 码］ ［ Ａ 文章编号 ］４ ７— ６ Ｘ（０ ２ ０ ０ ６ — ８ ０４ ６ ２ ２ １ ）３— ０ １ ０
国家与社会：后危机时期的制度变革——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的中国模式
马克思在其《 资本论》 中曾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 根 源归结为 “ 社 会化 大生 产与生 产 资料私 有制 ” 之 间 的 固有矛盾 ， 在现代语境下则可理解为“ 生产社会性与资 本分散性” 的相容问题。具体来说 ， 分散 的资本虽有助 于各 自资 源禀赋优势 的发挥 ， 但极 易诱发 整体 生产 的无 序性 ， 加 剧贫富分 化与结 构失衡 ； 与此相反 ， 集 中 的资本 尽管有效 强调 了社会 生产 的协调性 ， 然 而却 以整体决策 湮没 了个人选 择 ， 终而造 成集体行动 的逻辑 困境 。为 应付上述 问题 ， １ ８世 纪 以来 的各 现代 国家 均规 律 性 地 表现出“ 从集权到分权再到集权” 的行为特征 ， 而其中的 内在悖论 则为周期性 危机 的爆 发埋下 了伏笔 。 本文基于这一背景 ，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出 发， 运 用委托代 理 的模 型框架 ， 推 导 出适应 改 革 各 阶段 的最优化制度安排 ， 并通过集体行动、 产权与交易费用 理论 对之加 以论 证 ， 最后借助 中 国改革 开放 以来 的成功 经验 案例 ， 旨在 为十八大 以来 新一轮 的制度 改革攻 坚提
念 范 畴 的引入 ， 使得 文 章 的理 论 分 析 部 分 更 为切 合 转 型期 国家 的客 观实 际 ， 避 免 了 当下 “ 西 方 普世 价 值 ” 的 空 洞说 教 ， 有利 于从 制度 博 弈视 角寻 找破 题 的方 向 。
源， 国家在解决此类 问题时“ 集权” 抑或“ 分权” 的应对策略， 在客观上 又为下一轮 危机的来 临埋 下了伏 笔， 如此 以至于循环。基 于这一背景 ， 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范畴与 分析 方法， 推 导 出适应各改革阶段 的最优 化制度
论中国模式的主体特征及其挑战
论中国模式的主体特征及其挑战作者：吴晓霞来源：《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04期摘要：“中国模式”是与“欧美模式”相比较而提出来的。
讨论“中国模式”直接的意义在于找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体特征，以使“中国模式”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形态。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战略选择，它的主体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在变迁路径层面，选择了演进理性的变迁方式；二是在宪法秩序层面，完成了宪政的平稳过渡；三是在文化规范层面，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这三个特征是中国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原因，但“中国模式”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中国模式；主体特征；挑战中图分类号：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28-04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体制转型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同一时期启动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的还有前苏联和东欧等国家。
不过，同样是实行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些国家的具体做法甚至是目标都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苏联的改革路径采取的是激进手段，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方式。
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之外，拉丁美洲、亚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进行了经济政策的调整。
由于改革理念和具体做法的差异，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也必定不同。
一、“中国模式”的提出198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on）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关于拉丁美洲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上，第一次使用了“华盛顿共识”（Washionton Consensus）这一概念。
虽然对“华盛顿共识”的解读有很多版本，但是私有化、自由贸易、放松政府的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思想是这一概念的主要内容。
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对拉美、亚洲、东欧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必然选择的路径。
“华盛顿共识”是给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开出的药方，其基本依据就是信奉市场自由和竞争完全化的“欧美模式”。
新制度经济学简介及其对中国模式的解读
市场交易？ 2．外部性问题 福利经济学 清楚界定权利
3．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 绩效的差异
全球化 经济转型国家 （二）理论背景 1．新古典经济学： 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满足既定需要、配置既定资源
–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 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科斯）。
研究对象
–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 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科斯）；
– “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在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 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由如何改变世界”（诺斯）
观点
– 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凡勃伦、康芒斯 – 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借以实现的各
种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 经济制度经历了许多个演变的阶段，世界上不存在一种
普遍的经济制度，而是有许多形态的制度。 – 20世纪30、40年代步入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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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思想简史及评价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思想简史（续1）
。
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即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会 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他会随机应变 ，投机取巧，他会有目的地、有策略地利用信 息（包括有时说谎、隐瞒、欺骗等）甚至是暴 力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
– 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社会成本问题》 （1960）等；
新制度经济学用的是比较方法，一种可行的形式 与另一种相比，而不是与抽象的无磨擦的理想形 式相比较。比较中的基本概念就是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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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转型模式2012年06月25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人文杂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中国改革开放演绎出世界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转型国家社会发展轨道的转换不仅是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也是战术策略选择的挑战，是制度体系“华丽的转身”，浓缩漫长的人类社会变迁于“惊险一跳”。
中国33年的改革已使国家治理走出计划经济集权体系的“政府全能主义”模式，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发展轨道，然而，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转换摩擦引发的经济衰退与秩序混乱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正视的现实风险，如何在制度转换中继续保持秩序、持续增加改革动力对于进入到转型“深水期”的中国意义非比寻常。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有必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中国社会的高效与和谐发展。
一、从集权到自由的转型：大爆炸、休克与陷阱1.激进转型的思想与“休克疗法”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时代，以“全能政府”“有形之手”全面控制社会资源配置，取代市场机制、价值规律与供求竞争这只“无形之手”，这产生了两个直接效果。
其一、政府的作用被空前强化，从宏观到微观，贯穿社会各个层面，以政治中心形成了对经济、社会、思想的全面控制，导致转型国家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畸形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整体失败。
其二、计划经济效率的持续衰减。
对此，科尔奈曾尖锐地指出：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宏观和微观供求之间普遍存在长期性失衡是资源约束型经济的典型现象，其关键性缺陷是国有财产制度的非人格化，并由此形成最普遍的“短缺”特征，形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各类摩擦，导致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软预算约束，而造就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则是表现为“善意”和“强制”规定的“从80年代末开始，以科尔奈为代表的东欧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Reformability)，其理论根据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和道德准则与市场经济效率追求之间的矛盾分析，认为前者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原则;经济上强弱团结原则;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长期利益保障等安全原则，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制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
匈牙利1968年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1973-1979年再度集权化则被视之为“将公有制和市场化相结合而遭到的失败” 的实践证据。
就此，科尔奈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体制与理论体系：既能够维护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且同时保证高效率，两种制度体系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建议采取“一揽子”市场化的措施。
这是包含着激进色彩的市场化方案，意在避免七、八十年代初苏东国家出现的体制摩擦和体制复归的现象，实质上是一种“(两种制度的)制度转型论”。
萨克斯(Jeffrey Sachs)早在前苏东各国1989-1991年的改革初期就提出过“大爆炸”(Big Bang)理论，主张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尽可能快地同时作到下述五点：宏观经济稳定，这要求财政紧缩和平衡;大部分物品价格自由;经常项目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网;私有化。
其同道者许诺，实行这一战略会很快带来经济繁荣。
相比于这些转型理论学说，“华盛顿共识”则实质性地推动了苏东的社会实践。
“共识”及所依据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强力推介的交易自由化、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产权界定、企业私有化、紧缩财政、放松管制、最小化政府等主张，以最简单直观的方式向转型国家显示出“标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共识”秉持如此信念：“一旦确保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的社会内部组织出现，一旦一种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设施形成，一旦社会向它的受过教育的公民提供作为世界经济参与者的平等机会(无须任何会议去讨论实现这后一个目标的方式)，繁荣就会到来。
”遵循这一训导，大爆炸式、激进的、休克式转型运动大规模展开，苏东欧等国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摧枯拉朽的改造，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导向得到实施，并在大约十年中初步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
2.激进转型的综合绩效然而与激进派的乐观预期不同，“休克疗法”给苏东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政府在转型中“急流勇退”，社会秩序全面破坏，激荡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运动在缺少制度约束的“真空”中运作，出现了大规模经济滑坡和社会动荡，社会陷入到转型困境。
具体表现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层面去分析。
经济层面，表现为混乱的体制秩序，私有化并未带来高效率。
集权式计划经济与自由化市场经济两种体系的快速转换，并未给制度博弈主体留下适应的空间与机会，混乱规则导致各种经济行为失范甚至经济犯罪盛行，不仅未达到提高企业治理绩效、巩固国家经济实力的目标，反而是商业欺诈层出不穷，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泡沫经济、黑色经济、地下经济、影子经济盛行，国家税基遭受损害，资本外流、人才外流严重，新兴中小私有企业十分脆弱。
政治层面，“最小化”政府的转型策略极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控制能力，保障社会最基本安全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不断削减，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受到广泛置疑，而政府官员与国内外垄断资本联手所孕育的“权力资本”则大行其道。
与此相应，法律的公正性受到挑战，主导市场交易规则的“潜规则”大量滋生甚至转化为“公开规则”，相互抵触的法律及有效实施机制的匮乏使政府的宏观控制与法律社会协调功能失效。
社会层面，私有化、自由化的激进转型形成了“精英-大众”的极化且脆弱的社会结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愉快合作”的结果是向社会公共财富伸出了“掠夺之手”，勾结瓜分公共资源。
两种体系的破立之间，在造就了一批“新富人”的同时造就了更多的“新穷人”，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民众的愤懑与怨恨普遍但无力，维系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和控制体系瓦解，协调功能急剧下降。
推荐者承诺的“即将到来的经济的繁荣”没有实现，经济衰退与崩溃、社会动荡与焦虑、国家分裂与阶层对抗等核心词汇却是转型绩效最恰当的注解。
到90年代末，大部分苏东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非但没有提高社会生产率，反而使之降低，非但未增加社会财富，反而使之减少，许多国家陷入到严重的“转型衰退”之中，衰退程度甚至超过了“大萧条”时期西方国家的衰退程度，这正是大爆炸式“休克疗法”的经典之作。
斯蒂格利茨对此评价到：“更富戏剧性的是俄国的失败。
……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
……正如大约70 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
”他指出，转型并未给苏东欧国家带来繁荣昌盛，而是经济萎缩、贫富极化与贫困上升(以每日四美元为准，从2%上升到接近50%)、缺少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共识，使这些国家“处于不折不扣萧条中的国家”，成为资本“只进不出的无底洞”。
社会转型是复杂的制度变迁与结构性转换，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需要许多必要、配套的制度设置为之支撑。
与有效制度一样，作为体系，无效制度也是体系化结果，表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共同作用下的系统性困境，俄罗斯学者保尔杰洛维奇称之为“制度陷阱(Institutional Trap)”。
科尔奈称之为“制度荒原、制度混乱(institutional no-man’s disruption)”。
无效制度体系中，资源禀赋以非正当方式被运用于非正当领域，欺诈、寻租、腐败等再分配活动十分活跃，而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却日渐萎缩。
这种无效制度的实施与随之而来的社会整体性衰败，引导转型国家进入到“漏斗状”的“陷阱”之中，经济、政治、社会等“转型性衰退”因而产生。
二、“转型衰退”的形成机理1.初始条件：制度变迁的“惯性原理”如同物理惯性，制度变迁与一国原有的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社会结构和技术特点具有内在相关性，制度变迁的惯性原理使原有制度具有自我强化效应和“路径依赖”效果，初始体制决定了现有体制演进的前提条件，成为制度的“遗传基因”，说明制度替代是依存一定历史轨迹的发展过程。
原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相比于产权私有化、法律规范重设的正式制度变革而言，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隐性而持久的，沉淀于长期形成的文化习俗、交往规范、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非易性”，变迁也将是连续且缓慢的、内生且渐进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拥有相似的政治法律制度而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却相差甚大，这正是非正式制度作用之结果。
制度变迁的惯性原理对转型国家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重视“起点”差异。
转型是基于原有制度基础的推进，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决定了转型的长期性，变革前的社会经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变迁的物质基础，原有权力利益结构决定了博弈主体对弈的力量和方式，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的变革态度。
因而，社会变革不能无视现实条件。
第二、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撑，两者之间密不可分，非正式制度的演进具有内生性、长期性、稳定性，与正式制度契合与否决定了后者实施的效率高低，虽诉诸于“激进”方式却难以迅速改变，即便可以快速地改变一国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却无法在朝夕之间根本性改变长期积淀的文化传统、风险习惯、思想模式与道德观念。
一蹴而就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干净的、纯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这种狂风骤雨般的转型模式正是雅各宾式革命的翻版。
无视或忽略了系统整体的基础作用与支撑力量，良善的变革愿意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惯性原理”决定了转型初始条件直接影响变革博弈力量，而且限定了政府战略选择的可行空间。
除捷克、波兰等少数国家外，转型国家大多长期处于农业经济、集权主义状态，公民社会发展薄弱，社会力量与公众组织松散化。
前社会主义时代对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的重视，强化了政治的核心力量与社会支配作用，政治、政府处于绝对权威和绝对控制状态，呈现出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合一”与“政治中心限定”的特点。
在那些封闭程度更高、管理体系更加僵化、博弈规则更为扭曲的国家，两种体系的转换就更为艰难，制度调整的速度与运行效能都将大打折扣。
这是惯性原理作用的必然表现。
中国学者李强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全能政治社会，丧失政治权威造成的无政府混乱，远远超出了其它任何社会丧失政治权威后的混乱程度，社会无法在短期内恢复秩序，克服无序状态;原因在于各种社会机制因全能政府长期存在而遭受摧残，机能全面受损的结果是社会内部缺乏生长力量提供有效秩序。
一方面，转型国家普遍稀缺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所需的制度资源，另一方面，“制度肌体”排异“移植”的西方制度，新旧转换必将经历一个相对无序的重组过程，社会整体处于一种矛盾并存且冲突不断的混乱状态，“制度真空”与“矛盾体系”同时出现了，秩序混乱，无所适从，国家陷入到“转型衰退”状态。
“惯性原理”是否意味着转型国家必然落入到衰退的“陷阱”之中?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中国、苏东国家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