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清谈之风的形成

论魏晋清谈之风的形成方世蔚，张元兴（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庆阳 745000）[摘要]：汉末魏晋之时天下纷争，诸侯争霸，英雄辈出。

在这金戈铁马的背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人从儒家的入世务实转而开始了虚无的清谈，而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到底为何会出现，它出现的时代给了它什么样的条件，本文将作以探究。

[关键词]：党锢之祸清议名士门阀体制风度雅量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在士大夫官僚与太学生中出现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即清议。

这时外戚势力失控，皇权扶植宦官势力进人官僚队伍，以抗衡外戚。

遭到外廷官僚与太学诸生的抵制，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名士结合, 对抗皇权以及依附皇权的宦官势力。

促使清议的产生，在下文我们将具体探讨其产生的条件及发展：一、清议的产生(一) 党锢之祸的发生延熹九年，宦官赵津、候览等党羽与张矾、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李膺坚定不移地打击横行霸道的宦官势力，既招来了宦官深刻的忌恨，也赢得了众多士人和太学生的敬仰和拥护。

太学生称道：“天下模楷李元礼。

”李膺实际上成了当时太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

然而，李膺在士人和太学生中影响愈大，宦官就愈要置李膺于死地。

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结党营私，败坏朝堂。

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

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

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

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72年，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

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

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士大夫、外廷官僚及太学诸生，在政治低潮下，为了锻炼自己的队伍战胜敌人采取了过去乡举里选的[清议]形式。

”⑴而清议的主要表现形式有“风谣”与“题目”两种，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就是都注重社会舆论，从品评人物发展到议论国事，对东汉政治发生了巨大影响，时太学生三万余人，规模巨大，太学很自然成为“清议”的中心，而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

清议对当时士人的政治生涯也有很大影响，能作为名士的都是社会上有声望的士人，能获得名士的认可，或自己因清议成为名士，社会地位便会水涨船高，从而进入政坛或依靠自己的社会影响左右政局走向。

（二）九品中正制的施行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

又名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

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

”⑵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将士人分为九等，代替以前的察举制。

此外，王仲荦先生认为，“曹丕继位为魏王，进一步就要受禅，登上皇帝的宝座。

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做好改朝换代的工作，对世家大族就不得不作出让步。

当时世家大地主尚书陈群向政府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不加留难地予以通过了。

经过这种方式的妥协，他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⑶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

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

“九品中正制只是将人品评为九等，作为授官的依据，而朝廷在选人任官时还要借用汉代察举的某些做法来实现。

中正官一般是以孝廉、秀才两种名义向朝廷荐举人才。

”⑷当然，在凭借门第才能中选的时代，那些被推举为孝廉、秀才的人，未必具有真才实学。

只重家世、轻视才德，结果往往把真正的贤才排斥在外，而阀阅膏粱子弟则高居显位.其次，望族高门的士人品第虽高，但品德却不一定清廉正直。

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因此，清议至此得以发展，士人不愿参与政治，而政坛的黑暗以及动荡使得士人明哲保身，远离政坛，汉末清议的主题逐渐由谈论政治转向玄学，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的专利，截断了寒门子弟进入仕途的道路。

当时社会动荡，士人认为儒学衰弱，忠义不存，为玄学兴起提供了基础。

二、清议的表现清议是指“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⑸这就是所谓的“清议”。

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主要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

如说：“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

”⑹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主要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

如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

清议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

“清议的主要表现形式谓之‘风谣’与‘题目’。

所谓‘风谣’，即用诗歌的方式来说明个人的‘德业’、‘学行’，简短有力，便于流传。

”⑺“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

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范滂岑之徒，仰其风而扇之。

于是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名行善恶，托以谣言，曰：‘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模楷李元礼。

’海内诸为名节志义者，皆附其风。

膺等虽免废，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

”⑻士人如此的表现，使得李膺等人社会地位十分崇高，当时士人流传若是能得到李膺的接见便会身价倍涨，将李膺的接见称之为“登龙门”，造就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其成为清议的代表人物。

而对人的品评即对人的品德、识度和才能的评价形式叫“题目”。

许邵，字子将。

汉末清议界代表人物。

其满腹经纶，以“名节”自尊自崇，不肯应召做官。

他对人的品评极准。

谁能得到他的赞誉，就会身价百倍。

“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

固问之。

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太祖大笑……。

”⑼汉末清议的出现，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到了一个王朝末期，往往是君弱而臣强，汉末更是如此，皇帝为了政权稳定，扶植清议集团用以对抗宦官，为清议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三、曹魏时期清议的转型清议至曹魏时期已经不同于最初的清议，由于政治影响，不再热衷于谈论政治，士人为保全自身，远离政坛，转而开始虚无的清谈，而清议在曹魏时期的转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曹魏初期清议向清谈的转化则在曹魏时期，建安年间，曹操秉政，由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均雅好文学，号称“三曹”。

围绕曹氏父子周围的士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人形成一个群体，史称“建安七子”。

此外还有杨修等一些著名士人也在当时享有盛名。

这些士人已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而此时，各派势力此消彼涨,曹魏、司马氏集团剑拔弩张,密谋于暗室,构陷于朝堂。

正直之士,维护传统既不可得,归附豪强亦不甘心。

生存环境险恶,朝政混乱，天下动荡。

“文士无恒心,武士无恒主;名为取义,实则趋利。

”⑽而名士行清谈之风，使玄学或成为他们论证个人的放荡生活与封建道德是如何不冲突，甚至是相互补充的辩护词；或成为他们的一种避祸妙法。

同时，他们标榜心胸务为高远，心神超然无累，高唱重神理而遗形骸。

这种谈玄尚远，又可为其骄纵放达的行径辩护。

另外，对他们来说，玄学清淡，迂诞浮华，又可故示清高，用以震摄世俗，可以哗众取宠。

因此，魏晋玄学成为当时政治环境下好玄学的名士们的处世哲学，清谈便成为了他们的处世方式。

他们突破传统，舒展个性，追求积极人生，向往自由，放任自然，浪漫随意，对传统礼教充满叛逆精神。

屡为后世所称道的“建安文学”就是当时士风影响下的文学反映。

同时，儒家思想的深厚传统也并未就此消歇，仍以各种方式在现实政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价值规范作用。

（二）正始年间自公元240 年至249 年，前后10 年，曹魏废帝曹芳的年号，这一时期上承汉末建安，下启两晋，是一个重要的士风转折时期。

这一时期的士风史称“正始之风”，也称“正始之音”。

“何晏(约193～249) ,汉大将军何进之孙。

曹操纳晏母为妾, 晏被收养, 为操所宠爱。

王弼, (公元226 - 249 年) ，世代高官,家世渊远,祖父王凯、叔祖王粲、外曾祖父刘表。

”⑾何晏、王弼以为，天即道，道法自然。

名教本于自然。

名教是有的表现，自然是无的本来状态，君主只要恪守自然无为，就可以上顺宇宙本根，下顺百姓自然之性，从而稳定政治秩序。

同样，百姓若能笃守无为，不以物累形，就可全性保真，安稳过活。

他们用道家观点解释儒学，把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揉合为一。

正始玄学家在哲学领域里推崇老、庄，而在伦理方面推崇孔子，力图调和自然和名教之间的矛盾，用道家的哲学为儒家政治服务。

可以说清谈之风促使魏晋士人们的思想越发深刻，同时推动魏晋时期各类思想逐步走向同化，魏创九品中正之制，以九品论人，已经是积极支持品题。

而品题依据的是公论，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从现实的清议转变为超越现实的清谈，才能使公论合法。

由此引发清谈大盛已经是必然。

正始名士处于司马氏处心积虑取代曹魏的时期，轮回式的朝代更替使当时的士人感到世事无常，时时产生末世之感，服药和饮酒自然成为他们麻醉自己、减轻痛苦的手段，同时也是避免司马氏的猜忌与政治迫害，以求保全身家性命的护身法宝。

所以这些名士虽然很多立于朝堂之上，但是思想上却不得不远离政坛，不再谈论政治，转而谈论虚无的清谈，以三玄为主，即《老子》、《庄子》、《易经》。

此外，成书于汉末的《牟子理惑论》一书最早提出三教一致的理念，为佛道儒三教合流创造理论条件。

汉末，社会动乱，忠义不存，儒学衰弱，不过，作为王朝的统治思想，却早已根深蒂固。

而当时，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已经兴起，崇尚老庄，成为玄谈的主力。

“至于佛教，虽然当时已有了一些发展，但是还没有独立的可能，佛教的理念与道教无太大冲突，所以被引为清谈的助力，而佛教，必须迎合玄学的基本理论，才能取得发展机会，故一拍即合。

”⑿“魏晋清谈之风”由此形成。

小结魏晋清谈，对于当时的世道人心以及国家政治的推行发生了若干不良的作用，使得当时士人逃避政治，清谈误国，固是事实；但就中国整个文化进展上看，正因有魏晋的清谈，开启了下述几种风气：首先，清谈推动了后世讲学之风。

晋室南渡以后，聚徒讲学之事大盛，较之汉代讲经在方法上更趋向于自由发问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