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论文《从译者到译者中心》
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DOI: 10.14092/11-3956/c.2020.06.013费正清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赵慧芳1，刘晓峰2（1.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2. 西安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8）摘 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是美国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出版了大量涉及中国历史、政治、战争、改革、文化方面等重要话题的著作。
他的思想推动了海外对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角度向近现代中国视角转变，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从70年代开始，费正清著作陆续译入中国，国内学术界一直重视对其思想的研究。
然而，翻译界对其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基本是空白。
文章从翻译文化史的视角，从出版社、译者群体、翻译模式、副文本、传播与接受等多个维度切入，梳理费正清思想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推动费正清著作思想在国内的译介和接受研究。
关键词：费正清思想；翻译模式；副文本；译介与接受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03(2020)06-0106-10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学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和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
他组织成立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费正清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近现代中国史以及中美两国关系走向。
他的研究推动了国外对中国由传统的汉学研究角度向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其思想不仅影响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美国在华政策也有着重要影响。
费正清思想从70年代开始陆续译介到中国，国内已有学者对费正清思想加以研究，蔡葆真曾对比了《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旧版与新版本的不同点，针对著作思想内容进行探讨[1]。
可是，费正清思想在国内的译介研究仅有冉隆勃从翻译策略角度出发，分析了《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第15卷的两个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2]。
《2024年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探究李尧文学书名翻译》范文
《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探究李尧文学书名翻译》篇一一、引言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在传播世界文化、推动国际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是书名的翻译，是读者第一印象的来源，也是作品文化内涵的直接体现。
李尧作为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其文学书名翻译的高质量备受赞誉。
本文将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探究李尧在文学书名翻译中的高质量表现。
二、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译者的文化素养、语言能力、审美观念、翻译技巧等多个方面。
在文学书名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于准确传达原作意图、展现作品魅力、吸引读者兴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三、李尧文学书名翻译的特点李尧在文学书名翻译中，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其翻译作品具有以下特点：1. 精准传达原作意图。
李尧在翻译过程中，深入理解原作内涵，准确把握作者意图，使翻译出的书名能够准确反映原作的主题和情感。
2. 注重文化内涵的传递。
李尧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原作的文化背景和内涵，通过恰当的翻译手法，将原作的文化特色传递给读者。
3. 符合目标语语言习惯。
李尧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目标语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使翻译出的书名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
四、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分析李尧的翻译策略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看，李尧在文学书名翻译中采用了以下策略：1. 增强文化意识。
李尧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增强自己的文化意识，深入了解原作的文化背景和内涵，以便更好地传递原作的文化特色。
2. 灵活运用翻译技巧。
李尧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原作和读者群体，灵活运用翻译技巧，如音译、意译、改译等，使翻译出的书名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
3. 关注读者反馈。
李尧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的反馈和意见，不断改进自己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以提高翻译质量。
五、案例分析以李尧翻译的《红楼梦》为例，其在书名翻译中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
李尧将原著中的“红楼梦”翻译为“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这一翻译不仅准确传达了原作的主题和情感，还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原作的文化特色。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一、本文概述在翻译学领域中，译者的角色和地位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翻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翻译实践的深入进行，译者的主体性逐渐被凸显出来。
本文旨在探讨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这一转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我们将首先回顾“译者主体”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然后分析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接着，我们将探讨“译者中心”理念的提出及其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深远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一转变对翻译质量、翻译策略选择以及译者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影响。
我们将总结这一转变对翻译学领域的贡献，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论述，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对译者主体性和译者中心理念的理解，为翻译学的发展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译者主体：传统翻译观中的地位在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地位往往被边缘化，被视为一个透明的中介，其任务只是忠实地传递原文的信息。
译者被期待在翻译过程中保持隐身，以避免对原文的任意改动和主观解读。
这种观念认为，翻译的目标是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等值，而译者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在这种观念下，译者的主体性被忽视，其个人经验、文化背景和审美偏好都被视为翻译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应当被排除在外。
译者的任务被简化为对原文的机械复制，而无需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语言习惯。
然而，这种忽视译者主体性的做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因为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交流和意义再生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融入到译文中，从而对原文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创造。
因此，尽管在传统翻译观中译者的地位被边缘化，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是无法回避的。
译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具备敏锐的文化洞察力和丰富的审美经验，以便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有效沟通。
三、译者中心：现代翻译观的发展随着语言学、文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深入研究，翻译理论逐渐从传统的“译者主体”观念转向“译者中心”理念。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一、本文概述1、简述翻译行业的发展历程及译者地位的变化。
翻译行业的发展历程与译者地位的变化，可以说是随着时代、技术和社会需求的演变而不断演进的。
在古代，翻译主要依赖于人工抄写和口头转述，译者的地位往往受限于其所服务的对象，如宗教、皇室或商人。
这些时期，翻译者的角色多被视为传递信息的“中介”，其工作成果往往受限于源文本的质量和个人理解的深度。
进入近代，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翻译行业逐渐从手工操作转向机器辅助，再到现代的机器翻译。
这一过程中，译者的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使得翻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大大提高了翻译效率。
然而，机器翻译在语义理解、文化传递和语境把握等方面仍存在局限，因此译者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在翻译过程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代社会，随着信息爆炸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翻译行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译者的角色也从传统的“译者中心”转变为“译者责任”。
他们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专业知识，还要承担起文化传播、沟通桥梁和社会责任等多重角色。
译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翻译需求和挑战。
总体来说，翻译行业的发展历程见证了译者地位从边缘到中心的变迁，也体现了社会对翻译工作价值认识的深化。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不断提升个人能力，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推动跨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2、提出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的转变及其背景。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译者的角色和地位经历了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的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多以及科技进步的推动而逐渐形成的。
传统的“译者中心”观念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自由，可以对原文进行任意的增删改编，以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或实现自己的翻译理念。
这种观念在翻译理论的发展初期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和翻译理论的成熟，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观念的问题所在。
论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
论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译者。
应该是整个翻译过程中活跃的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翻译都必须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作用。
然而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却往往忽视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并且认为译者应是“隐身的”。
但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逐渐受到译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译者——“隐身”观点翻译是一门涉及到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工作。
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译者是中介体，起着沟通两者的作用。
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应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创作的文本进行的复制。
因此，原作者和原作品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而译者则赋予各种各样的地位卑微的角色。
在翻译理论的研究过程中，那些传统的议论在二元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作者中心论和原作中心论的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
而早期的语文学可以说是其代表。
语文学派着眼于原文文学的特征。
译者主要从事经典文献的翻译，尤其在《圣经》的翻译上，对译者来说，这类文体的原文都是上帝的“金口预言”，其中每个词和词序，甚至个别字母和标点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他们都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在翻译时对原文敬若神明。
不敢做丝毫改动尽可能逐字译出，从而导致了在翻译实践中直译，死译占据主导地位，译者却得到了及其低下的地位。
20世纪初期，以索绪尔维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的翻译观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与客观世界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要理解语言的意义，“忠实”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把原著作为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来看，认为文本的意义是语言通过规律预先设定的，其意义是具有确定性的，而且任何人只要按照语言规则去解读，都应该获得相同的理解。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翻译观把翻译活动当作一种复制过程，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过程。
这样一来，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忽视译者形象，用一个“信”字取消了翻译主体在译本中存在的价值，译者只能拜倒在原作者脚下，认真地做一个奴仆，亦步亦趋地跟着原作走，脚步不能有丝毫的失真或走样。
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范文2篇
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范文2篇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范文一：接受美学视阀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一、审美特征首先，儿童文学相较成人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独有的稚拙性。
为适应儿童的口味，儿童文学作品往往稚嫩、淳朴、清新自然，具有成人文学所没有的原初本真的“傻里傻气”。
这种稚拙之美通过的作家的笔深入作品中，折射出儿童内心真实的思想和情感。
其次，提及儿童文学，人们就会联想到浪漫与想象、梦幻与诗意、神秘与瑰丽的意境。
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往往与幻想联系起来。
没有幻想就没有儿童文学。
儿童的理性思维偏弱、现实感不强，分不清现实与想象，也不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
为接近儿童的心灵世界，儿童文学主张要张扬幻想。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为儿童打开通往幻想世界的大门。
再次，寓言这种文学形式被儿童常态化适用。
在童趣审美意象组成的单纯简约的外层结构下，儿童文学浓缩着创作主体的复杂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
单纯想象的审美符号体系下，寓言形态的儿童文学容易被儿童接受，引发共鸣。
蕴含于作品中关于社会、人类、自然等复杂的深层内涵可以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释放能量，帮助儿童对社会、世界的认知，健康人格的建立。
二、语言特征首先，儿童文学的语言浅显易懂。
儿童年龄小，生活经验少，思维能力弱，语言能力在逐步完善，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浅显、简洁、准确、流畅，能够被儿童读者理解接受，并未儿童的语言习得提供范本。
其次，儿童文学的语言具象化。
由于儿童抽象思维差，以形象思维为主，儿童文学的语言是形象、生动、具体、动态的。
运用儿童熟悉、常见的具体形象进行描述，把人物和事物的声音、色彩、形状、神态等具体、直接的表现出来，与儿童闹钟的形象相吻合。
再次，儿童喜游戏玩乐的特点决定了儿童文学语言的幽默性。
幽默有趣的东西符合儿童的心理要求，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启发他们快乐的情趣。
有经验的儿童文学作者往往把“引起兴趣和引人发笑”作为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接受美学理论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也是文学研究领域中兴起的一种新的方法论。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翻译活动不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与解读。
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角色定位及其所承担的责任，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
本文旨在探讨译者从传统的“译者中心”地位向“译者责任”观念的转变，分析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及其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通过深入分析，本文希望为译者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履行职责，推动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将首先回顾“译者中心”观念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指出其存在的局限性。
接着，本文将探讨“译者责任”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分析这一观念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译者如何在实践中履行其责任，包括提高语言能力、增强跨文化意识、遵守职业道德等方面。
本文将总结“译者责任”观念对翻译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译者中心”观念的解析“译者中心”观念是翻译领域中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视角。
在这一观念下，译者被视为翻译活动的中心，是源语文本与目标语文本之间的桥梁。
译者的主观性、创造性和个人风格在翻译过程中被高度强调，翻译质量往往取决于译者的个体素质和翻译经验。
“译者中心”观念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在翻译活动的早期阶段，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译者往往需要发挥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实现对源语文本的准确理解和目标语文本的恰当表达。
同时，翻译活动往往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译者的个人立场和观点也往往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翻译过程中。
然而，“译者中心”观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问题。
过度强调译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可能导致翻译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影响翻译的质量和效果。
忽视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差异，可能导致翻译的失真和误解。
“译者中心”观念还可能引发一些伦理和道德问题，如译者对原作者的尊重、对读者的负责以及对社会文化的传承等方面的考量。
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简爱》三个中译本为例
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简爱》三个中译本为例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以及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发挥，以《简爱》的三个中译本为例进行深入研究。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文学的再创作。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简爱》的三个中译本，探讨译者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主体性，实现译文的文学性再现。
本文首先将对《简爱》原作进行简要介绍，阐述其文学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
然后，将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分别为早期译本、当代译本以及新近的译本，分析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特点和风格。
接着，本文将重点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
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对原作的理解和解读上，还体现在对译文的创造性和艺术性上。
本文将从词汇选择、句式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分析译者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主体性，实现译文的文学性再现。
本文将总结《简爱》三个中译本在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方面的得失，以期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二、翻译与文学性再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学性的再现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需要充分理解原作的文学特色、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通过恰当的译语表达，将这些要素准确地传递给读者。
以《简爱》的三个中译本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译者在文学性再现方面的不同处理方式和艺术追求。
对于原作中的语言风格，不同译者有不同的理解和再现方式。
有的译者注重保留原作的语言特点，力求传达出原作独特的文学韵味；而有的译者则更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对原作的语言风格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写。
这种处理方式的选择，既体现了译者对原作的理解程度，也反映了其审美倾向和翻译策略。
在文学性再现过程中，译者还需要关注原作中的文化元素和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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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的学术论文特点分析一、从宏观角度分析论文“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
1，该篇论文的类型为具有理论研究的学术型论文。
2，通读整篇论文发现，文章中的论点论据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本篇论文的作者在之前依据多年经验提出的“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并以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再思”亦或“再释”。
第二类主要是一些资深翻译学者提出的观点或是理论。
3，该篇论文主要通过描述、叙述、解释和议论等方法对“译者中心”的理念加以阐述。
4，该篇论文的目的旨在表明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这一理念的延展将具有生态翻译伦理意义。
5，该篇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引言、翻译行为的“译者中心”、翻译伦理的“译者责任”以及总结。
二、从微观角度分析论文“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
1，引言部分以叙述的方式表明该篇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向以及内容。
作者对由作者自己提出的“译者中心”翻译理念的定位、取向、界定等作反思和再释，接着主要探讨从微观翻译行为层面上的“译者中心”到宏观翻译理性层面上的“译者责任”。
2，解释并且阐述“翻译行为的‘译者中心’”
该部分主要是以问答的形式。
作者通过对于“译者中心”的所产生的译文进行解释说明。
首先解释提出“译者中心”理念所参考的角度是“翻译链”中的“译事
中”（during translating）,而如果从“翻译层次角度”来看，“译者中心”的取向为“翻译过程”，“翻译操作”，或者说指得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具体活动。
其次，作者提出的“译者中心”的选词过程，即为什么选择“中心”一词。
关于“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理解，我借用下图进行关系说明：
图一图二
我将箭头比作“选择”，圆圈比作“适应”。
图一指的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译者适应的选择方式有多种，那么不同的选择将会完成不同的译文，以便适应翻译的要求等等，而这个过程的中心则是译者本身。
图二指的是“适应性选择”，当译者达到一定的水平，他的翻译素养与能力也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对于原文的翻译也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他的选择也将决定译文。
（1）分析“译者中心”理念与相关领域研究
该部分作者回应了对于“译者中心”是否会导致译者“越位”，是否会在其他领域成为“中心”的质疑。
对于该部分的解释，有一点我有一些疑问。
作者认为，研究翻译对于译入语的文化、文学、社会、传播以及对读者所造成的影响的研究范围属于“译
事后”（post-translating）的议题了。
但是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译事中”的范围。
因为译入语的文化、文学、宗教等等以及译文对读者的影响、效果、传播等等都与译者的修养与能力有关，那么它们不就也是可以属于“译事中”的范围。
（2）分析“译者中心”理念与译者制约
该部分作者利用“适者生存”的法则阐述译者与制约的关系，即“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制约。
以我个人的理解，译者面临的制约是环境中的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读者以及资深的翻译家和评论家。
并且译者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的译本有没有人选择。
由于大众所选择接受的是由译者为中心创作出的译本，所以，如果译本被大众选择，那么也就意味着译者将被选择；反之，译者将被淘汰。
（3）“译者中心”理念与文本研究
该部分作者回应了人们的这样一种认识，即强调了“译者中心”，人们便不会重视“文本了”。
我理解的关于两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译者和文本就像是在一个天平上，人们觉得达到平衡是非常困难的。
而“译者中心”的理念就如同图二所示的关系，图中涂黑的部分越多，那么就说么译文的质量越高，而这些都是有译者自己来控制的。
但是，该本分的解释没有直接说明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译者翻译文本的能力，并且提倡要关注译者的地位。
图一图二
（4）“译者中心”理念与翻译批评
对于翻译批评的时候是评价译者还是评价作品的疑问，作者认为要构建一个“原文——译者——译文”的“三效互补”的有机“共同体”。
作者还指出曾将译品“整合适应选择度”的评价与测定概括为“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侧重文本质量）、读者反馈（包括译评导向）、以及译者素质（包括其他“人”为因素等）。
然后通过举例分析说明译品的优劣与译者本身的素质和能力有关，进而证明了“译者中心”的理念。
（5）“译者中心”理念与生态翻译学研究
该部分作者对“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真的是‘中心’”进行解释说明。
我将自己的理解用以下图示说明。
首先，如图一所示，作者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然后，译者又要一句翻译生态环境决定对译文的“选择”。
最后指出翻译理论研究的生态得到均衡和谐的发展，使得翻译构成“原文——译者——译文”的“三效互补”的有机“共同体”，我个人认为平衡是需要如图二涂黑部分所达成的。
图一图二
3，分析“翻译伦理的‘译者责任’”
作者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只有作为“翻译群落”代表的译者才能够具体负责统筹协调“翻译环境”（意境），“翻译文本”（译本）、“翻译群落”（译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通过“译者责任”来体现“境，本，人”的关联互动、平和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
4，总结
作者从微观翻译行为层面上的“译者中心”到宏观翻译理性层面上的“译者责任”，这一理念的延展具有生态翻译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