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秦淮地区名士和名妓间的相互影响

晚明秦淮地区名士和名妓间的相互影响作者：程颖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32期该研究接受“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摘 ;要：晚明时期秦淮河独特的地理环境、科举文化的兴盛，将晚明秦淮地区的青楼产业推向高峰。

在名士与名妓的交往中，名妓从娱乐陪衬转变为名士的精神知己，在政治上与名士相濡以沫，名声甚至超越了名士。

关键词：晚明;秦淮;名士;名妓;《桃花扇》[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02引言明代迁都北上后，南京成为陪都，经济发达，风景秀丽。

著名的十里秦淮两边，一边是士子科考的江南贡院，一边是红粉聚集的亭阁楼台。

才子佳人，风流雅韵。

到晚明时期，政治黑暗，国家危急，朝政松懈，魏党当道，名士报国无门，只能通过青楼买醉来排遣抑郁。

士子文人与青楼女子的交往更加密切，也打上了时代的政治烙印，侯方域、冒辟疆等明末四公子和董小婉、李香君等秦淮八艳更是演绎了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同时，我们也看到，阉党落马、明朝覆灭后，马士英、阮大铖迎福王建立南明，并开始结党报仇。

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名士们自顾不暇，对马阮等人的卑鄙行为也是敢怒不敢言，名妓李香君却敢在筵席上大骂奸臣。

名士和名妓在交往中到底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至于名妓甚至能够超越名士？孔尚任的《桃花扇》取材于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优秀作品，经久不衰。

《桃花扇》虽然是文学作品，但作为一出历史剧，作者严格遵守了历史真实的原则。

在创作过程中，孔尚任走访南京故地，结交明末遗贤，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南明旧事有清晰的了解，这便使得作品具有实录的品格，同时也通过侯李故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1]。

因此本文以《桃花扇》文本为例，探讨晚明时期名士与名妓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名士成就名妓秦淮河是南京的主要河道之一，风景秀美，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金粉聚集之地。

秦淮河地区密集了江南贡院、夫子庙、桃叶渡、乌衣巷等景点，因此成为文人墨客游览时的首选之地。

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考考场，每逢乡试和会试时就会有两万多名不同地区的学子汇聚于此，南京科举文化因此兴盛。

侨居他乡的孤寂，备考的压力，考后的放松，秦淮佳人的盛名，这些都是吸引书生们游访青楼楚馆的原因。

秦淮河独特的地理环境、科举文化的兴盛，将晚明秦淮地区的青楼产业推向高峰。

晚明盛行建立文社的风气，志同道合的文人在把酒言欢时常会邀请佳人助兴，庸脂俗粉不通诗文，反而会坏了文人们的兴致。

作为盈利机构的青楼敏锐地发现了新的商机，鸨母们有针对性地培养了大批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妓女来投文人所好，并邀请名家指导天资聪颖的妓女。

比如李香君学歌师从名手苏昆生，苏昆生因人品高洁而被复社视为名士。

他在《传歌》中指导香君唱《牡丹亭》时非常严格，几乎句句挑错。

当时还有杨龙友在场，女子大多面薄，更何况腼腆害羞的香君。

香君非但毫无怨言地唱完，而且渐入佳境。

苏昆生的严厉让她在每个细节上都追求极致，最终成为戏曲中的佼佼者。

此外，晚明时期政治黑暗，保持品格的高洁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名士钟爱象征坚贞高洁的松、竹、梅、兰，审美风格趋向于清新淡雅。

妓女们也一改浓妆艳抹、喜好奢侈的形象，变得清雅起来，这主要体现在妆容、服饰和妆楼布置上。

《桃花扇》中这样描写李香君的住处：“帘纹架笼鸟，花影护盆鱼”[2]，墙壁上是名公大家为她题的字画，甚至有象征高洁的墨兰。

普通妓女将清雅表现在外在模仿上，名妓则将其化为了内在气质。

李香君旧院的黑漆双门上“插一枝带露柳娇黄”[3]，这处小细节反映了她不俗的生活品味，侯方域也对此十分欣赏。

青楼整体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都因名士的需求而得到了提升，尤其是天资聪颖的妓女有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即通过提升自己来结交名士，这为名妓的大量诞生创造了条件。

名妓在与名士的交往中不仅得到了文学上的指点，还能依靠名士的追捧积累名气，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如《桃花扇》中李香君的出名就得益于李贞丽的名士圈，李贞丽与杨龙友、张天如、夏彝仲等名士交往密切，所以李香君年方破瓜就能得到这些大名公的题赠，同时，这些名士也进入了她的交往圈。

名妓不断结交更多名士，名士则在自己的交往圈中为名妓宣传。

平民百姓也因敬仰名士而对名妓有所改观，再加上晚明流行才女文化，名妓又多才华出众之辈，因此大众更容易接纳名妓。

二.名士和名妓在政治上的相濡以沫晚明时魏党专权，民心偏向东林党，当时甚至有“家家夫婿是东林”[4]的现象，很多晚明名妓也与东林党人喜结连理，比如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和柳如是、继承东林精神的复社领袖侯方域和李香君。

受名士影响，名妓也开始密切关注政治。

首先，名妓的政治态度是在与名士交往中形成的。

如李香君结交的名士大多是东林党人，他们极度痛恨阉党。

受此耳濡目染，李也拥有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誓将自己与阉党划清界限。

其次，她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是受名士鼓舞的。

魏党失势后，魏党分子立刻遭到了社会的排挤，进士出身的阮大铖就被复社少年痛打了一顿。

阮企图结交侯方域来挽回名声，他通过杨龙友的帮助来资助侯李的婚事。

李不仅拒绝了阮资助的妆奁，还骂阮“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5]。

平常女子几乎不会接触到政治，名妓因为和名士交往反而有了了解国情甚至参与政治讨论的机会，可以说名士是名妓政治上的引导者。

名妓不仅有红袖添香时的似水柔情，更有点醒名士时凌厉的一面。

名士虽然心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官场的腐朽、国家局势的紧张让很多名士感到回天乏术，渐渐心灰意冷。

如吴应箕得知朝廷节节败退后，也只能叹息“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

”[6]他们只有通过在青楼寻欢作乐来排遣抑郁[7]。

名妓则扮演了给予名士安慰、在关键时刻点醒名士的角色。

如南明覆灭后，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水殉国，钱却失节做了清廷的官员。

钱仕途不顺，柳又多次鼓励他和反清势力联络，这才略微挽回了他的名声。

名妓不像普通妇人一般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百依百顺，她们敢于对名士说出逆耳警言，这让她们能够在精神上与名士并肩同行。

女子尚且有如此见解，何况大丈夫？在名妓的鼓舞下，名士不再郁郁寡欢，恢复了昂扬的政治热情。

三.名妓从娱乐陪衬转变为精神知己普通妓女只是凭借姿色作为士人风流的娱乐陪衬，而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名妓则多被士人引为精神知己。

两者间的区别十分明显，我们可从《桃花扇》中找到多处对比。

一是对金钱的态度。

李贞丽也是晚明的名妓之一，但非常爱财，如她在教导李香君学歌时曾说“一串歌喉，是俺金钱地”[8]。

而李香君将学歌作为艺术而不是敛财的工具。

又如田仰逼亲，情势紧急，她被迫代替李香君嫁给田仰，临走前还不忘嘱咐收好她的三百两银子，李香君则却币洁身，情急之下撞柱以表守节的决心。

战乱频发，侯方域归期难知，对无依无靠的李香君而言嫁给田仰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但她还是近乎固执地坚持不嫁，这不仅是为侯守贞，也是为了坚持最初的理想，誓不与奸邪同流合污。

二是对自身的定位。

《桃花扇》中有一个典型的青楼交易情节，郑妥娘与清客交易时说要现钱，在清客付钱后她还接过再数，并把成色不好的钱换掉。

李香君则是自尊自爱，她待人接物时不谄媚、不做作，毫无风尘味，宛若名门闺秀。

普通的妓女把自己定位为可交易的物品、聊天的陪客、愉悦客人耳目的艺匠，她们只在意如何提高自己的价码。

名妓更渴望做一个良家妇女，被社会接纳和尊重，这个愿望虽然很难实现，但她们也不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自轻自贱。

正因为如此，她们才能成为名士们的精神知己。

如《桃花扇》中在复社文会上名士们即景联句，李香君和柳敬亭、苏昆生弹奏助兴，吴应箕说“我们唱和得许多感慨，他们吹弹出无限凄凉”[9]。

李若不理解复社文人的苦闷，怎能吹出他们的心声？此时，她的箫声从愉悦感官的工具升华成了知己之音。

这得益于她亲近复社文人后受到了政治、文化上的熏陶，从关注个人上升到了忧国忧民的境界，心境变了，箫声自然改变。

作为精神知已的名妓，自然也就得到了名士们的敬重。

晚明社会动荡，人人自顾不暇，但名士们却愿意为名妓奔走排忧[10]。

如李香君大骂阮大铖时，杨龙友从中劝解，保住了她的性命。

再如苏昆生不慎落水时横流没肩，凶险万分，却依旧高擎侯李二人的定情信物桃花扇。

这不仅出于名士自身的侠义精神，更是因为他们对李香君的敬重。

却奁、拒婚、骂筵，李香君努力捍卫着道德秩序，忠奸分明，而这本该是士大夫的义务[11]。

面对这样一个刚烈守节的女子，名士们自然愿意为她赴汤蹈火。

四.名妓在政治上超越名士在当时国难当头、政治黑暗的背景下，名士与名妓的关系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政治因素。

而在这当中，名妓们表现出了超出她们身份之上的气节，甚至超越了名士。

首先表现在政治态度上。

阮大铖失势时人人争打落水狗，但他得势后文人们却噤若寒声，敢怒不敢言。

与当初吴应箕作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崔魏逆党的罪状相似，李香君也借唱曲大骂了马阮二人：“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

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12]、“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

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13]。

唱词是她提前准备的，我们可以推测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唱，是宛如杜鹃泣血般的绝唱。

她怒马阮之不争，只顾私人恩怨，不顾国家安危;又哀东林党之不幸，惨遭报复。

名士在当初讽刺阮时只是逞口舌之快，在紧要关头却难当大任，遭到报复也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

李香君平时寡言少语，却敢一吐心中不快，坚守政治立场，忠奸分明，她的政治素养远远超过了自命清流的名士们。

其次表现在性格上。

阮大铖上位后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击报复，侯方域在逃离前舍不得新婚燕尔，李香君却正色道“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学儿女子态”[14]。

这种对比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往往分离时女子更加肝肠寸断、难舍难分，在《桃花扇》中却成了男子不愿分别。

李香君自然也舍不得侯方域，但情势紧急，容不得儿女情长，她更理智地认识到了这点。

和李的刚烈果断相比，侯等文人的软弱本质显露无余。

名士在温柔乡中消磨了斗志，越来越贪图安逸的生活，他们又有才华和名声作为资本，所以才会无视自身的堕落，形成傲慢自负的性格。

名妓通过不断提升自己来争取得到名士的尊重，又在和名士交往中积极向名士学习，于是她们在不知不觉中便超越了名士。

结语：晚明名士为名妓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遇，让名妓前所未有地拥有了精神上和掌握自身命运上的最大自由。

名士最先被名妓清雅脱俗的气质吸引，又因她们的自尊自爱、品格高尚而将她们当做自己的精神知己。

他们引导名妓不断进步，为名妓提供庇护;反过来，名妓能在关键时刻点醒他们，激发名士的政治热情。

名士和名妓间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伴侣关系，在风雨飘摇的晚明烽火中互相支持。

参考文献：[1][2][3][5][6][8][9][12][13][14]（清）孔尚任：《桃花扇》，李择非整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