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畅销书的《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作为学术畅销书的《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以下简称《导论》）让我们领悟如何挪用“霸权”（hegemony，又译“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考察和阐释大众文化政治学，从而有效地帮助我们锚定用以探究当下的以大众文化及其消费于其间具有隐形意识形态书写功能为特征的文化现实所急需的理论资源。

文化研究始终拒绝萦绕在文化理论和分析工作之中的“悲观精英主义”。

这些文化理论和实践似乎始终希望表明：能动性总是被结构淹没；文化消费仅仅是生产的影子；受众谈判是乌有之物，仅仅是经济权力游戏中的虚幻行为而已。

而且，“悲观精英主义”这一思考方式力图把自己表征为一种激进文化政治的形式。

但这往往是一种政治策略，其间对权力的抨击结束于为了自身利益而去揭示他人何以始终是“文化盲从者”。

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学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经过美国的中转落户中国。

随之，诸多“西方”文化研究著述漂洋过海而来，先是被零星译介，后来则以系列译丛和专门性学术集刊的形式登场，如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和《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丛书》，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媒介与社会丛书》。

虽然学界并未因此达成“何为文化研究”的共识，但想必不会有人反对的是，文化研究旨在考察大众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源自已然消逝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于是，在文化研究东渐的过程中，伯明翰学派――曾经执教或求学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即使不能说占尽了先机，也可谓构成了学者们的关注重点。

一个例子是偏居英格兰东北小镇桑德兰（Sunderland）的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

2001年，斯道雷的成名作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的第二版作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之一，拥有了中译本《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2010年，该书第五版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入选《媒介与社会丛书》，以《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以下简称《导论》）之名面世。

如今，《导论》已成为文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畅销书、长销书，斯道雷也因此受聘为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其中就里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学术书籍出版日渐困难的当下。

二《导论》成为畅销书首先是因为我们需要文化研究来给自己命名。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包括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人文精神大讨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人文学者有着显在的“文化情结”；他们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把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源归结为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先进”的西方文化之上。

“有些人甚至把现代化与西化等同起来，认为只有按西方文化的精神和模式才能走向现代化，而东方文化则是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障碍”。

[1]时至今日，这样的一种视西方文化为优、奉西方文化为归臬的思维模式仍在一定范围内流行。

尽管其间的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对中国文化妄自菲薄理应受到批判，但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观点确乎促成了聚焦于西方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及相关学科的“文化热”的出现，彰显了文化的作用，客观上催生了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出现。

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新的文化现实构成了对中国人文学者乃至整个人文学科的全新挑战，要求新的文化理论。

一如戴锦华所言：“我们间或需要一种文化理论，以研究‘全部生活诸要素间的关系’，用以显现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维度及日常生活表象背后的社会发展趋势。

对此，我们姑且借助‘文化研究’来称呼这一新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2]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追逐欧美学术潮流的中国人文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危机突围”中发现了“唯一在欧美已经成为‘显学’而国内尚无系统介绍”的文化研究，认识到了“无论对于学院知识生产，还是对于谋取话语权的学术政治，它都非常重要”；[3]他们应正蓬勃兴起、有力且有效地建构转型期当代中国文化的大众文化的召唤，将关注对象转向消费文学（文化）现象，投身于文化研究。

此间重要的并非是他们当时是否已然窥得文化研究的究竟，而是他们对文化研究的有意识或策略性选择：他们认识到了文化研究的“动力不仅来自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来自社会发展的进程。

当代社会的种种新的现象和问题迫切地需要人民做出解释、分析和批判，文化研究提供了解释这些新的社会现象的可能性”。

[4]即是说，文化研究是“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能够很好地满足他们对社会批判研究能指的需求，为他们的社会介入提供学理保障。

对于新时期中国的社会巨变，生活于其间的学者看法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欢欣鼓舞者有之，满怀困惑者有之。

那些对社会巨变困惑不解的学者，更倾向于以冷静的批判眼光看待社会现实，以跨学科的手段客观而深入地考察与分析社会现实。

“他们实际想做的，是一种类似批判社会研究的事情，但在今日中国的特殊情况下，他们需要新的思想资源，也需要新的名义。

正是这两方面的考虑，使他们觉得可以借用‘文化研究’来给自己命名”。

[5]于是，出现了前文提及的大量译介外国文化研究著述现象。

但学者们很快便意识到，为了保证文化研究能在中国如愿发展，使其成为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重要转折时期的人文学者参与话语权建构的有效工具，我们必须绕开习以为常的取经之地美国，从“过滤状态”回到具有实体性质的英国文化研究，重返伯明翰。

“似乎是一次偶然或比如，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与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头――创始之际所提出的问题，显现出惊人的贴近，尽管其历史语境有着如此深刻的不同”；[6]从源头上了解文化研究的成长生态，把握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这是合理而有效地实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实现我们借助文化研究参与现实改造的唯一路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道雷凭借“纯正”的学术背景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虽然他作为文化理论家，无法与《文化与社会》的作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E.P.汤普森（E.P.Thompson）等人比肩。

斯道雷毕业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而且是中心“元老”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的高足；他的长达4.5万单词的毕业论文保证了他顺利成为当时尚不多见的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获得者，[7]为他在大学赢得了文化研究讲师的席位。

1990年，经过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等机构的数年游击战之后，斯道雷开始了在崛起自撒切尔夫人政府的以适应市场经济、服务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教育改革的“现代新型大学”桑德兰大学的阵地战。

现在，已然出版多部文化理论和文化史力作的斯道雷在担任桑德兰大学文化研究教授的同时，受聘担任了文化研究国际权威刊物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的编委成员，堪称颇具世界影响的文化理论家。

三斯道雷的“伯明翰血统”固然重要，但真正促成《导论》畅销的根本却在于它本身的内涵与价值。

《导论》全面而系统地梳理、阐释了各种文化理论，包括“文化与文明”传统、文化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不但能满足我们的“快速致富”心理，而且显在地胜过了其他“导论”，比如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或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Dominic Strinati）的《通俗文化理论导论》，更加适合作为教材。

然而，更重要的是，《导论》让我们领悟如何挪用“霸权”（hegemony，又译“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考察和阐释大众文化政治学，从而有效地帮助我们锚定用以探究当下的以大众文化及其消费于其间具有隐形意识形态书写功能为特征的文化现实所急需的理论资源。

1985年至今，斯道雷一直在研读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著作，致力于葛兰西霸权理论与当代大众文化、文化理论之间的有效耦合。

我们透过《导论》不难发现，霸权理论俨然是斯道雷文化理论的核心，甚至可以说，他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霸权情结。

斯道雷长期研究霸权理论是有历史成因的。

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研究步入英国大学的正殿以来，已然变化多多；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接替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担任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之后，英国文化研究开始进入理论的时代，其表征之一是本土的文化主义范式与由外部输入的结构主义范式之间的持久论争。

从认识论上讲，文化主义范式视大众文化为能动性，坚持大众文化即霍加特在The Use of Literacy （《文化的用途》）中所描述的那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自发产生于社会底层，真实地表达受支配集团的兴趣及利益；而结构主义范式则视大众文化为结构，主张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强加的文化，服务于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利润追求原则及意识形态操控。

从学科视野上讲，文化主义“在历史和社会学内部独霸天下，特别是关涉到工人阶级‘活生生的文化’或‘生活方式’的研究之中”，而结构主义则“最集中见于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的研究之中”。

[8]二者见诸Screen （《银幕》）的分歧泾渭分明，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研究领域来断定他要么是文化主义者，要么是结构主义者。

选择流行音乐、体育、青年亚文化等作为其兴趣领域的人必然是文化主义者；反之，选择电视、电影或者通俗文学等作为其兴趣领域的人则必然是结构主义者。

尽管多轮交手，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并没有显现出和解的可能，以致汤普森不无感叹地指出，两个传统注定永远不会被强扭进婚姻之中。

于是，英国文化研究变得“温和”起来，选择了性别政治、种族政治等兴趣领域，结果却因此遭到了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等人的批评和指责――英国文化研究内出现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离婚，或者说文化民粹主义。

虽然类似的批评或指责难以成立，因为既然并未成婚，又何来离婚之说？但它们的暗涵却无容辩驳：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急需一种能够位移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对立的理论资源，或者借用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的话来讲，“走出困境的唯一路径似乎在于将论争转移到一块新领地，一块将位移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对立的新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