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中的自主空间限度与拓展——基于H工作室
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系探究：基于浙江的经验
关 键词 ： 独 立性 ； 自主性 ； 组 织类 型 ； 场 域条 件
中图分 类号 ： Ｃ ９ １ １ 文献标 识码 ： Ａ 文章 编 号 ： １ ０ ０ ７— ９ ０ ９ ２ （ ２ ０ １ ４） ０ １ —０ ０ １ ８—０ ９
之 间的关 系也应 该是 动 态和 复 杂的 。对浙 江省 的公 益型及 互益 型组 织 的 多案例 比较 研 究表 明 ，
组织 自身的类型 、 性质 和 外部场 域 对其 自主 性和 独 立性 组合 （ ｈ ｙ ｂ ｒ ｉ ｄ ） 方 式有 深 刻 的 影 响 ， 而 透
过 这 些不 同组合及 其 变迁 ， 可发现 两者的 关 系细节 。进 一 步地 ， 这 些关 系及 成 因的发 现 ， 可以为
无论 就社 会 组 织 的公 民 社 会 价 值 而 言 ， 或 就 其在 政 府 转 型 及 公 共 服 务 中 的 功 能 而 言 ， 中 国
Ｎ Ｇ Ｏ的核心 特征 及其 与政 府 的关 系均 有 理 由成 为 重要 的研 究议 题 。上世 纪 ９ ０年代 以来 ， 在公 民社
会理 论 的驱策 下 ， 学 界 围 绕公 民社会 的基 本标 准 ， 对中国 Ｎ Ｇ Ｏ 的特征 进行 了深 入 的探 究 ， 但 结 论 是
授， 博 士生导师 ， 主要 研 究 方 向 为社 会 管 理 、 非政府组织。 基金项 目： 国 家社 会科 学基 金项 目“ 地 方 政 府 社 会 管 理 与 社 会 自治 的互 动 机 制 研 究 ” （ 编号： １ ２ Ｂ Ｚ Ｚ ０ ４ ５ ） 及 中 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金 资 助 项 目 。
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金英君：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2015年02月09日13:24 来源：前线网原标题：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研究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这对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亦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并管理社会组织具有深刻的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组织与政府存有三种关系模式随着社会组织承担起部分公共物品的供给，并承接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剥离出来的不属于政府的职能，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很多变化。
按照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依次减弱排序，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主要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父子模式。
这是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中最为亲密的一种模式。
这一模式中的社会组织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行业协会类组织，另一类是枢纽型社会服务类组织。
前者的独立性更强，后者的独立性较弱，对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有很高的依赖性。
由于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一模式下的社会组织会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资金和政策优势明显，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上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活动空间也比较大，但是具有自主性差的弱点。
第二，依附模式。
这类社会组织虽然不是直接从政府内部产生，却是在政府的密切关注或直接扶持下产生的，其工作也主要是承担政府赋予的某些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这类社会组织就整体规模而言相对较小，只能依附于政府来发展自身，脱离政府后能否独立生存还存在不确定性。
这一类型的组织虽然能够得到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但是难以寻求与政府的合作机会，在与政府的互动中会遇到政府部门不太理解和支持的情况。
第三，独立模式。
这种模式的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政府的关系相对松散，没有政府的直接注资，政策性优待也非常有限。
这类模式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出钱、社会组织出力”。
6.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_王诗宗
与结构性视角构成明显不同的， 能动性视角的本质是工具观或能力观， 因而该 视角更加关注社会组织在特定情境下的决策过程与实际运作， 也就是组织有无这个 能力驾驭局面，自我管理。这也就是所谓的组织自主性或自治性问题， 故而社会组 织 是 否 有 自 主 性 ， 成 为 能 动 性 视 角 最 关 注 的 特 征 。①
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
特指政治权力而非其他组织的权力。所以，从结构性视角出发，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便是权力的边界问题，即国家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力，是否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各 部门间的边界，从而建立起了一种类似于国家自身科层制内部的 “指令体系”。由 此 理解，权力边界问题便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程度问题，因 此 ，社 会 组 织 的 独 立 性 ， 成为了结构性视角最关注的基本特征。
依附、发轫与同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
依附、发轫与同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程作者：丁惠平来源：《学习与探索》 2019年第10期丁惠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南京 210008）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组织经历了从弱到强、从点到面的发展过程，并且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与特征。
从深层次来看，社会组织的演变轨迹及发展态势与思想意识推动力、结构性机会、物质性资源以及组织自身的生命力四方面因素息息相关。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进入21世纪之后，支持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社会组织类型应运而生，对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了资源中介、信息桥梁与关系纽带的作用，助推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泛政治化的社会；社会化的社会；支持型社会组织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9)10-0030-0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支持型社会组织与政府互动机制研究”（14CSH07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互联网对公益组织的变革性影响研究”（16CSH05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机制研究”（16CZZ015）作者简介：丁惠平，1981年生，社会学博士，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
引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改写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若以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为考察对象，可以发现其在改革开放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样态与特征。
粗略地看，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社会组织几乎销声匿迹；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有所发展，但保持一种较为缓慢甚至有时停滞的发展态势；而进入21世纪后，社会组织发展则呈现出井喷势态，使得社会领域焕发出蓬勃生机。
在这种全方位的变迁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系列子系统之间的机制性复杂关联与互动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结构性推力。
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进入21世纪之后，支持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社会组织类型应运而生，对于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了资源中介、信息桥梁与关系纽带的作用，从而有力地助推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
12030214_社会组织发展理论架构与实践路径
社会组织发展理论架构与实践路径孙莹(辽宁行政学院,辽宁沈阳110161)[摘要]当前,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组织对于自身存在价值及期待角色仍然处于认知的模糊状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个性化、稳定性、灵活性、高效管理、融资等;政府作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完善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问责、合法性、能力建设、成本回收等挑战。
如何避免单向度的分析模式,在政府角色与社会组织角色高度协调的框架下,分析社会组织有效的治理结构,并探讨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有效的管理模式,是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组织发展理论实践[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53(2016)06—0054—04当前,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除政府这种主要的公共服务组织主体外,各种形式多样的、规模各异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具有公共服务组织的性质,为了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推动增量真正发生,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成为必然的选择。
一、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社会组织的理论研究也从功能分析转向内涵研究,研究的重心转变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如何有效推进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构建良好的、有利于社会组织真正发育的基础环境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社会组织是政府治理创新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新型社会组织的兴起具有“政府再造”与“社会重建”的双重意义。
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体制性容纳”,打造一条新的“政府再造”路径。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嵌入性发展”,打造一条新的社会重建路径。
其三,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源于政府与社会的制度性关系结构。
二、社会组织发展的嵌入困境当前,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趋向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组织对于自身存在价值及期待角色仍然处于认知的模糊状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个性化、稳定性、灵活性、高效管理、融资等;政府作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完善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问责、合法性、能力建设、成本回收等挑战。
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历程、成就和经验——基于国家与社会关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发展中绕不开的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
广义的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公民意识、公民行动等，而本文所指的社会主要是指社会组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指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传统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的特殊形态，“中国的国家、社会和文化是异常超绝的统一体。
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皆即一社会”。
a 1949年以后，社会组织发展开始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展开。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度影响下，行政化社会体制下，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社会组织发展缺乏自主性。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形塑社会，b 社会组织开始得到发展，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社会组织的实践层面与理论研究日渐表现出多元特征，尤其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研究内容上，虽然这期间也有政社关系研究转向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的分析，c 基于此发展出了“非正式制度”d “寄居蟹*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工作视角下我国儿童保护制度与服务研究”（15ASH014）及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内外有别’——空间对灾后社会组织的影响机制及其治理策略研究”（JBK1902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韦克难，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陈晶环，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讲师 （四川 成都，610074）。
a 钱穆：《略论中国社会学》，《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96页。
b 陈天祥等：《形塑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逻辑——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学术研究》2017年第9期。
c 陈为雷：《从关系研究到行动策略研究——近年来我国非营利组织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d 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2019年第11期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历程、成就和经验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学分析*韦克难 陈晶环［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组织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萎缩发展阶段（1949—1977）、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7）、探索发展阶段（1998—2011）、全面发展阶段（2012—今日），对应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演化是社会国家化、社会依附国家、党政引导社会、国家—社会共治，形成了四个概念：管理组织、中介组织、民间组织、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发展路径
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发展路径作者：林闽钢战建华来源：《治理研究》2018年第01期摘要：论文基于国家回归理论所形成的国家能力视角，提出国家和社会在互构的过程中，“强国家—强社会”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自主性虽然是关键性问题，但必须要把不同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发展路径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完整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
论文通过分析社会组织目前发展路径的多样性，提出能促型发展路径应是最佳的选择。
关键词：社会组织；自主性；能促型发展路径；国家能力视角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8）01-0058-007自从国家回归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强势复兴以来，国家经常被描述成为拥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理性行动者。
国家不仅是独立的行为主体，还拥有改变和形塑社会现实的能力。
这种研究的“范式转移蕴涵着对国家与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国家回归理论为基础，主张国家与社会可以协同发展、相互增权的思潮层出不穷，进一步提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非是反对关系，而是竞争与合作的“共生互动”关系。
②国家回归理论强调国家作为独立变量对政治的作用，他们认为需要提高对国家能力和国家结构的认识，解释国家是如何形成、如何被人所认识的，进而探讨国家的干预行为以及国家相对于社会主体的优势，在这里，国家更为宏观地被看成是组织和行为的制度框架，它可以影响社会中的利益表达与行为选择。
因而，国家能力视角是基于实现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目标或意志的能力出发的新视角。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框架里，国家能力是指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
米格代尔（Joel S.Migdal）认为国家能力主要表现在国家“渗入社会的能力、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等方面。
[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朱雷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系探究:基于浙江的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关系探究：基于浙江的经验费迪;王诗宗【摘要】众多中国社会组织(NGO)缺乏独立性,但拥有一定自主性;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必须将独立性与自主性作为两个分离的概念加以使用.按照既有的理论结论或推论,中国NGO以放弃独立性的方式赢得自主性,因而两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考虑到组织场域条件及组织自身的性质,组织获得自主性的具体能动行为方式应该是差异化的,这样独立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动态和复杂的.对浙江省的公益型及互益型组织的多案例比较研究表明,组织自身的类型、性质和外部场域对其自主性和独立性组合(hybrid)方式有深刻的影响,而透过这些不同组合及其变迁,可发现两者的关系细节.进一步地,这些关系及成因的发现,可以为今后中国社会组织性质的精确描述和机制性解释探究打下必要的基础.【期刊名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年(卷),期】2014(030)001【总页数】9页(P18-26)【关键词】独立性;自主性;组织类型;场域条件【作者】费迪;王诗宗【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1无论就社会组织的公民社会价值而言，或就其在政府转型及公共服务中的功能而言，中国NGO的核心特征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均有理由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公民社会理论的驱策下，学界围绕公民社会的基本标准，对中国NGO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结论是符合公民社会独立性标准的NGO是少之又少的*Fisher,J.,Nongovernment: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West Hartford,CT: Kumarian..1998.，这也导致了“半公民社会”、“国家引导的公民社会”等一系列概念的出现。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功能变得日益强大，这又直接印证了它们作为“国家体系之外的另一种推动力”*Ma,Q.,Defining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 Volunta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02,13(2).真实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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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17卷第76 -99页©SSAP, 2019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中的自主空间限度与拓展——基于H 工作室的行动逻辑分析****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研究”（17ZDA101）。
**陈娟，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公共骨理教研部副教授，南开大学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E-mail ： bluelight_cj@ 。
陈娟*摘要：在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中，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和管理体制使其只有依附于政府才能获得发展， 但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动性也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引导着社会 组织的发展。
本文以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中的自主空间拓展为问题意识，在跟踪观察H 工作室个案的基础上，探索 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自主空间拓展的行动逻辑。
本研 究发现，政府在功能定位和资金来源、组织结构赋权等关键性 资源的控制和支持导致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
政府控制和 引导下的作用发挥和利益契合能够使社会组织获得较为充分 的功能性自主空间，但也限定了社会组织的结构性自主空间边界。
社会组织在依附发展的同时，也会通过自我赋能积极承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中的自主空间限度与拓展77接新职能和汲取横向社会资源等能动性发挥，拓展新的自主发展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平衡好“依附”和“自主空间”拓展的关系，成为社会组织更好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自主空间H工作室-“依附式”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解析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社会组织作为服务社会治理、加强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为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和扶持发展的对象。
2013年以来，在社会组织登记和管理体制双重改革推动下，社会组织获得了较快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如何保持自主以及与政府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不仅是社会组织存在的首要之义，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命题。
从学理上讲，“独立性自主发展”一直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但从社会组织发展实践来看，即使是在市民社会力量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超然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也几乎不存在（萨拉蒙，2008：153-157；Smith,2010）o就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而言，政府一直是主导和形塑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于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学界多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出发，提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解释性分析框架，诸如“分类控制体系”（康晓光、韩恒, 2005）、“行政吸纳社会”（韩恒，2008）、“行政吸纳服务”（唐文玉, 2010）、“监护型控制”（顾昕、王旭，2005）、“甄别性吸纳”（陈天祥、应优优，2018）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现有制度逻辑下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相对于政府的宏观制度逻辑，“依附”成为中观制度环境下理解社78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17卷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
关于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康晓光较早指出，社会组织的弱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人、财、物等方面的“依附式发展”（康晓光，2011）o国外学者Teets通过对北京和云南两地社会组织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政府的绝对主导和协商权威（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是造成社会组织"依附"政府的首要原因（Teets,2013）。
从社会组织自身情况来看，社会组织的相对弱势也被视为其依附的重要客观原因。
黄晓春在研究社会组织的成长条件时就指出，社会组织早期生存和发展尤其需要依赖政府的政策性供给和资金保障（黄晓春，2017）o王川兰在对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选择“依附”是因为社会组织要获取更多资源；主动寻求依附政府并自愿承担依附后果是很多社会组织早期“生存理性”的发展策略考量（王川兰，2018）。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双重驱动下，我国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和民间社会力量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呈现相对良好的发展愿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政府的有益“协同合作伙伴”。
特别是近些年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规模性合作与持续性互动被治理取向的研究者们称为“嵌入式治理”，并认为“嵌入式治理”作为政府新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推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齐久恒，2015；纪莺莺,2016a、2016b）。
但从社会组织的发展结果来看，无论是“分类控制”还是“嵌入式治理”，政府始终能够在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而出台更丰富的政策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仍然赋予“控制”新的内涵，在总体上实现对关键性资源更加精准的控制，社会组织发展依然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许鹿、钟清泉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强制性和结构性权力影响越大，社会组织就越会表现出“依赖与服从”的行为特征（许鹿、钟清泉，2015）o因此，从总的制度环境来看，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策略的总体性调控以及为顺应时代发展而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支持，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宏观制度背景，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中的自主空间限度与拓展79“依附式”发展成为社会组织的理性应对策略选择。
二社会组织“依附”的要素解构：H工作室的特征描述（-）社会组织"依附”的要素分析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为获取所需资源都需要与环境中的其他要素进行交换，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程度决定了组织对外界环境的依赖程度（竺乾威，2017）o本研究认为，“依附”与“依赖”的本质区别在于：“依附”反映出社会组织在关键性和控制性资源方面严重依赖于外部环境而产生的一种限制性状态，体现为资源严重稀缺下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
政府作为强制性主体力量，对那些关乎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的控制力度和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起点和“依附”程度。
至于造成社会组织“依附”的关键性资源和结构性要素，学者们主要从政治合法性基础、资金来源和决策制定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敬乂嘉在研究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时发现，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认可、相关制度安排以及丰富多元的控制策略，保证了政府在对社会资源的汲取与控制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敬乂嘉，2016）。
持“嵌入式”治理观点的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能够通过目标功能设定、资金来源供给、组织结构赋权、社会文化关系等一些关键因素的诱致性条件，“浸入”和“嵌入”到社会组织的实际运行和发展态势中去，最终使社会组织更多地依附于政府（吴斌才，2016；王清，2017）o那么，具体到一个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中观和微观层面，有哪些关键性资源和结构性要素能够从源头上构成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又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呢？在这些问题上，个案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将微观事实和宏观制度环境、行动逻辑与制度结构变迁相结合的观察视角。
H工作室是笔者从2010年就开始关80中国第三部门研究第17卷注并跟踪研究的一个社会组织，笔者试图将H工作室这一个案融入“依附”的宏观制度环境中，通过考察工作室的关键性资源和结构性要素来源，解析宏观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
（-）“依附”的要素解构：H工作室特征描述1.组织的功能定位和依附关系的确立基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选择性扶持与选择性控制”就成为一种显性现象。
有研究显示，政府在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时，普遍倾向于选择性扶持或直接成立那些“有价值”的、能够承接政府职能的社会组织，呈现显著的政策选择性和功能导向性特点（孙发锋，2012）。
H工作室也是基层政府选择性吸纳和扶持培育的类型。
杭州民间社会力量比较活跃，民众的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较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自发成立了诸如“草根质监站”“和事佬协会”等多种类型的民生参与平台，但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和专业能力差异，单个平台的作用发挥不是很理想。
而掌握基层社情民意和社区舆情、主导舆论阵地又是基层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于是，整合民间资源与官方渠道的整体性组织平台就应运而生了。
2009年12月28日，在杭州市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杭报集团及杭州网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下，H街道将自身的“社情民意信息直报点”、“社会舆情信息直报点”、“草根质监站”与“和事佬协会”几个民生类单项平台资源整合为一个党政领导，市民、媒体、社区和社会多界联动的综合型处理社情民意信息的社会组织——H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
由街道主要负责人兼任工作室室长（又称“台长”），选聘有群众工作经验的社区工作者担任专职工作室主任。
街道下辖的6个社区均设立“民情气象站”，由社区主要负责人兼任站长，发挥社区统筹协调作用，配合工作室开展各种民情收集、反映和政策传递、解答等。
在工作室之外，工作室筹建了来自民间的“两员”队伍，即通过社会组织“依附式”发展中的自主空间限度与拓展81自我推荐、居民推荐和组织推荐组建的“民情观察员”和“民情预报员”队伍。
“民情观察员”作为H工作室的志愿者队伍，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单位职工、新市民、社区居民等不同层面人员组成，围绕社会热点、难点、群众关注点收集民情，为党政决策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向辖区居民群众宣传政策并帮助反映意见、建议。
“民情预报员”由市、区职能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新闻记者担纲，宣传政策、听取民情，促进辖区居民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推动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并使之更加科学高效。
可以看出，作为基层党委领导组建的社会组织，H工作室从成立起就背负着为基层政府服务的特殊使命，即通过工作室的社情民意和舆情搜集全面掌握并精确定位基层社区民众诉求；通过平台“问计于民”吸纳民意民智，助推政府科学决策。
按街道时任党工委书记的话就是:“成立这个工作室，就是为我们街道分忧的，帮助我们了解街道社区的情况。
”①H工作室被明确定位为党和政府观察事物的“千里眼”、收集民意的“顺风耳”、服务基层的“直通车”。
很显然，这些定位不仅明确了工作室的功能，也确立了工作室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还为工作室打±T“高度依附”的天然烙印。
与此同时，H工作室还融合了“草根质监站”“和事佬协会”等其他民生平台，工作室舆情信息搜集的“两员”队伍都来自社区居民志愿者，工作室还承载着反映民众公共利益诉求、帮助解决社会矛盾、提供服务等多种职能，成为一个政府领导下集搜集社情民意、民众意见表达、推进社会管理的综合性公益类社会组织。
对于这一现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社会组织的“二重性”，并认为这会给社会组织的实际运行带来阻碍（尹广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