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延安时期_高校对文艺教育正规化模式的探索及反思_彭民权

收稿日期：2012－02－04作者简介：彭民权（1980－），男，湖北监利人，文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庞海音（1971－），女，河南内乡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思潮与出版研究。

“延安时期”高校对文艺教育正规化模式的探索及反思彭民权1，庞海音2（1．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江西南昌330077；2．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1940年前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探索文艺教育正规化模式，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又对此进行反思。

“鲁艺”的正规化探索是形势发展的产物，其结束也是历史的必然。

延安“鲁艺”对文艺教育模式的探索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高等教育积累了经验，其缺陷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发展中重现。

同时，延安“鲁艺”的正规化探索也为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大学文科教材建设提供借鉴的样本。

关键词：延安鲁艺；文艺教育；周扬；反思中图分类号：J1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012（2012）03－0074－06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先后创办了几所高校，其中有专门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也有专门培养文学艺术干部的鲁迅艺术学院。

与今天偏重综合性高校不同，延安时期的高校大都专门化，针对某一方面的需要而培养专门人才。

这种专业化的培养模式也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盛行，大批专业院校成立起来。

因此，研究延安时期高校教育模式，对于探讨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938年4月10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

1945年11月，“鲁艺”离开延安迁往东北办学。

在八年的办学历程中，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几次更名：1940年5月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后又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

延安“鲁艺”是一所专门培养文学艺术人才的学校，仅仅开办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专业。

这样一所特色鲜明的高校，在中国文艺教育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像鲁艺这样一所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文艺专业的，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并领导的文艺学院，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有过，而且在中国的文艺教育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1］8延安“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并直接领导的第一所高等文艺学院。

“鲁艺”在延安的八年时间里，培养了大批文艺干部，极大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业。

同时，延安“鲁艺”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诞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文艺工作者和理论家，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为重要的是，延安“鲁艺”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高等教育的集中探索，其经验与教训都为建国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基础。

延安“鲁艺”的很多探索，一直到今天还有值得借鉴与反思之处。

一、延安“鲁艺”初期的文艺教育模式1938年初，“鲁艺”公布《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发起人有七位，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

［2］782这标志着“鲁艺”进入正式筹备阶段。

“鲁艺”成立之初，条件比较简陋，校舍、教师配备、教学设备等各方面都不规范，还处于动荡与摸索阶段，文艺教育模式以短期培训制为主。

正如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罗迈（李维汉）指出的那美育史论张节末，严静论﹃以色喻于礼﹄的释诗体系样，“鲁艺”成立后的一年时间内“缺乏明确的教育方针”，没有养成优良的校风，教育、学习、行政各方面的制度都不完善。

［3］13这一点，从延安“鲁艺”第一、二、三期的学制可以看出。

第一、二期采取短期培训式学制：学生先在校学习三个月，之后学校统一安排到前方实习三个月，再返回学校学习三个月，最后毕业分配。

［1］61这种短期培训学制是为迅速培养大批适应抗战需要的文艺干部而设的。

相对于今天大学的四年学制而言，六个月的在校学习时间对于培养一个专业人才是远远不够的。

然而，在当时抗战形势下，六个月的在校学习时间也往往不能保证。

派去前线实习的学生大部分无法按时返回学校，很多一直留在前方工作，实际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三个月。

鉴于这种情况，“鲁艺”从第三期起不再派学生去前线实习，实行初、高级两个班分别教学，两个班学习的时间都为四个月，学生初级班毕业后可进入高级班继续深造。

1939年2月至7月，“鲁艺”为适应前线对于文艺全才的需要，第三期又成立综合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专业的普通部，训练各方面都全而不精的一般的文艺干部。

同时成立专修部，学制为六个月，培养专门人才。

［3］1939年8月，“鲁艺”大批师生由副院长沙可夫率领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留在延安的“鲁艺”师生反而很少。

［4］84“鲁艺”前期的教学正是处于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中。

这种短期培训制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延安高校中普遍存在。

如陕北公学的教学也分为两种：普通班与高级研究班，前者一般学习3 4个月，后者学习一年。

应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

1937年8月，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5］356因此，延安时期高校的一切教育活动都要与抗日救国的整体环境相适应。

正如《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所说：“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

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

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2］781延安“鲁艺”的创立，其目的正是培养抗战所需的大批文艺干部。

这一目的决定了“鲁艺”在根本上有别于一般艺术学院，也就决定了“鲁艺”培养体制的短期性与现实性。

面对抗日前线和后方对文艺干部的急迫需要，“鲁艺”必须在短期内输送大量能够直接服务战争的文艺干部。

由此，这种几个月的短期培训学制应运而生。

而且，处于抗日战争的不确定形势下，这种短期培训学制也往往会被战争打断，经常因战争形势的变化而改变。

二、延安“鲁艺”对文艺教育正规化模式的探索1939年11月，周扬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6］，此后一直主持“鲁艺”的日常工作。

由此，“鲁艺”在周扬的领导下，进入了“黄金时代”［1］93。

周扬担任“鲁艺”副院长前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逐渐壮大，给延安的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另一方面，随着抗日力量的壮大，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为建立新中国培育人才的思想涌现出来。

这一点，从“鲁艺”新的教育方针可以看出来。

1939年4月19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而举行的全体教职学员大会上，罗迈宣布了“鲁艺”教育方针，要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并且要求“鲁艺”“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

［3］15显然，这个教育方针的提出，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考虑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才培养了。

当时还是副院长的沙可夫说得更清楚：“鲁艺是一个国防教育机关，所以它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大批适合于今天抗战急迫需要的艺术干部。

同时我们没有忘了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所以鲁艺除了上面它的主要任务以外，认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建立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践，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这对于鲁艺是同样重要的任务。

”［3］47身为延安“鲁艺”早期的主要负责人，沙可夫所说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而且折射出当时党的许多领导人的思想。

实际上，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已经满怀激情地高呼：“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5］709周扬在1940年“鲁艺”两周年纪念大会上也说：“我们要培养新中国的理论人才，建立新中国的文艺批评。

”［7］159可见，当时党内普遍对建立新中国表示出乐观自信的态度。

周扬对“鲁艺”正规化的改造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在当时的延安，学校教育普遍由短期培训向正规化过渡。

罗迈1941年1月在《新中华报》上撰文说，“依我看来，延安的干部学校正处在这种短期训练逐渐进到正规学校的过渡之中，个别学校已经开始正规化”，他要求立即着手正规化学制的确立，课程、课程标准及教材的审编工作等。

［8］可见，当时延安高校走向正规化是大势所趋。

而罗迈这里所说的“个别学校已经开始正规化”，其中也包含“鲁艺”。

1941年3月6日，“鲁艺”院务会议决定全面检查和总结第三年的工作，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

在这次大检查中，周扬明确提出“正规化”的任务。

接着，“鲁艺”公布《艺术工作公约》十条。

1941年6月10日，“鲁艺”建立了正规学制，将以前的系与工作团归并，成立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部。

［1］82从第四期开始，“鲁艺”逐渐趋向正规化。

1940年7月，“鲁艺”实行新的教育计划。

新计划明确提出“鲁艺”要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材，“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的理论、创作、组织各方面的人材”。

在这个教育计划中，学制已经由以前的短期培训制变为三年，每学年分两个学期。

第一学年着重培养学生的一般基础知识，要求学生了解中国历史知识以及文化艺术各部门的路线方向，并奠定相当的技术基础。

第二、三学年主要培养学生向专门发展，要求各系根据培养目标设置各种专修课。

正规化的学制与充分的教学时间，保障了“鲁艺”进一步正规化与专门化。

“鲁艺”的正规化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

1941年4月28日，罗迈在“鲁艺”讲话时表示：“我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要专门化”。

［2］812周扬在1942年发表的检讨文章《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中提到：“又有的同志说中央不久以前明文规定了鲁艺是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可见我们过去提高的方针没有错。

”［9］408可见，对于“鲁艺”正规化的培养模式，中共中央也曾给予过明文肯定。

这种正规化的培养方式给延安“鲁艺”的学员与教师一个相对稳定的学习、创作的环境，不仅让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获得短暂的宁静生活，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据“鲁艺”学生程远回忆：“我们当时在延安‘鲁艺’的师生员工，都生活得很舒心愉快。

天塌下来有毛主席，吃饭有总务科长，讲课有各教授、讲师，读书可按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地读，很像牛犊钻进菜园里，尽饱地吃，尽情地享受。

无忧无虑地过着快乐而充实的生活。

”这种描述可能带有理想化与夸张的成分，但也多少反映出当时“鲁艺”的状况。

而这种舒适的校园生活，“鲁艺”前三期不可能出现，“整风运动”后的“鲁艺”也不可能出现，唯有在被批评为“关门提高”的这段时间存在。

“鲁艺”这种“关门提高”的培养方式，为新中国输送了大批文艺骨干和文艺干部。

正如程远所说：“同学们正因为在‘鲁艺’有周扬同志和许多名作家、艺术家高师的教导，读了很多书，解放后就脱颖而出，成为又红又专的作家、音乐家、戏剧家、美术家、表演艺术家、新闻骨干、文化行政管理干部，遍布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