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校释
读《洛阳伽蓝记校释》有感
周祖谟先生三十年代就读北大中文系，师从沈兼士、罗常培，二年级即发表论文《说文解字之传本》，其时北大遂有“前有丁声树，后有周祖谟”之说。
后来任教与于北京辅仁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文字、音韵、训诂领域研究成果丰硕，他对汉语发展史、汉语研究史及历史方言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独特观点。
《洛阳伽蓝记校释》于1956年出版，为古籍注释的高峰，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可贵的研究线索。
周祖谟先生文史兼通，功底扎实，因此对周祖谟先生的校改很有信心，认为有些校改必顶准确。
但如黄永年先生所说“任何一位古籍校勘者包括专家权威也不敢自诩所校统统正确，万无一失。
”所以找来了《洛阳伽蓝记》作为根本。
在北魏迁都邺城十余年后，抚军司马杨炫之重游洛阳，追记劫前城郊佛寺之盛，由此《洛阳伽蓝记》成书。
《洛阳伽蓝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
后世将《洛阳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称为中国北朝时期的三部杰作。
《洛阳伽蓝记》在北魏的社会经济、宗教、建筑、风俗民情、文化艺术、中西交流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及研究空间。
周祖谟先生校改《洛阳伽蓝记校释》一书被认为是《洛阳伽蓝记》的最佳版本，黄永年先生更将此书称为古籍注释的标准著作。
所以，近读《洛阳伽蓝记校释》一书，受益良多。
而且祖谟先生在校注本书的过程中，恢复了原书中的正文与子注，显得眉目清楚，使该书成为目前最佳的精校本。
2014级历史一班付至央41403004。
作为汉学阐释的典籍翻译研究——以《洛阳伽蓝记》英译为例
在 《洛阳 伽 蓝 记》 第 一 章 的 “永 宁 寺” 处， 作者以 “子注” 的形式附列了相当篇幅的历史事 件，其中涉及不少典型的中国文化话语。这些话语 往往成为英文读者的阅读障碍，构成对全面理解原 文信息和意义的挑战。由于数量庞大，这里仅举数 例来说明译者对 《洛阳伽蓝记》 中中国文化话语 的深度处理与阐释。在行文中，以王译 （指王伊同 的译文。下文的詹译指詹纳的译文） 的尾注为主。 如果詹译在同一点上也有注释，则同时列出，并加 以比较分析。
（一） 晏 驾
“晏驾” 一词出现于 “皇帝晏驾①，春秋十九， 海内士庶，犹 曰 幼 君”［１］２９一 句 中。在 尚 荣 译 注 的 中华书局版 《洛阳伽蓝记》 中， “晏驾” 一词被注 释为：“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饰之辞。晏，晚。驾，
１２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４６．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ｄａｎｇｂｉ当璧， “ｈｅｗｈｏｗｏｒｓｈｉｐｓ ｒ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ｊａｄｅ”；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ｏｎｅｒｕｌｅｒ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ｂｙ ｔｈｅＧｏ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Ｚｕｏｚｈｕａｎ Ｚｈａｏ１３／９ａ：当 璧 而 拜 者， 神 所 立 也。 Ｌｅｇｇｅ５，Ｐ． ６５０：“Ｈｅｗｈｏｗｏｒｓｈｉｐｓｒ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ｈｉｓｂｉｅｓｈａｌｌｂｅｈｅ ｗｈｏｍ ｙｏｕｒＳｐｉｒｉｔｓｈａｖｅ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２］３１１－３１２
该词系指 “继承君位”，语出 《左传·昭公十 三年》。尚荣注释为： “楚共王没有嫡长子，但有 五个宠爱的儿子，不知道应该立谁。于是将玉璧埋 在祖庙的院子里，让五个儿子斋戒沐浴，按长幼次 序进行下拜。他在事前祈祷：凡神灵选择为继承人 的，就使之 正 对 着 玉 璧 下 拜 …… 后 来 用 ‘当 璧’ 比喻当国君的预兆。”［１］３１詹纳对此没有加注，而王 伊同却对其做了详细的注释：
《洛阳伽蓝记》中空间书写的人文意蕴
《洛阳伽蓝记》中空间书写的人文意蕴曹仪敏【摘要】《洛阳伽蓝记》描写了洛阳城的寺庙伽蓝.《洛阳伽蓝记》中的空间书写不仅是对于小范围的洛阳实际地理环境的描写,更是对于抽象的王朝政治空间的细笔描摹,此中包含了历史沧桑的沉痛感悟,浸淫的是杨衒之对于洛阳伽蓝之外的人文空间的挖掘.北魏悠悠历史消逝在了一座座伽蓝的缘起缘灭中,这段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作者感觉到了窒绝生命的凄芜,由是在他史笔的妙绝雕琢中,伽蓝尽人事,一一垂丹青.【期刊名称】《宁波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18)005【总页数】3页(P77-79)【关键词】《洛阳伽蓝记》;杨衒之;空间书写;人文意蕴【作者】曹仪敏【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无锡江苏21406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空间本是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指与时间相对存在的一种物质存在形式。
早在古代，中国人就对空间有了独特的理解，先秦道家的最高哲学范畴“道”，既是关于世界起源与本质的最高概念，也是至人的认识境界。
庄子的人生就是对于“道”孜孜追求的人生，天地万物与己并生，以至大无外的空间概念“道”消解了人生无常的短暂和渺小，这是庄子哲学给予我们的智慧。
杯水芥舟，朝菌蟪蛄，蜗角蛮触，曲尽小之情状；髑髅论道，魍魉问影，庄周梦蝶，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
而在《洛阳伽蓝记》的空间书写中，广阔的王朝政治空间被纳入了具体的洛阳伽蓝的地域空间描写当中，并且作者通过这种别具意义的描写手法从具象的洛阳空间中揭示出了抽象政治空间的无限悲凉意蕴。
洛阳是著名的古城，其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深深影响着未来中华文化的发展，左思笔下的《三都赋》记载洛阳道：“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
”[1]175洛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坚不可摧的地理优势，这一切为河洛大地的文明与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洛阳自东周开始成为王朝的都城，它不仅是王权政治的代表也是德治教化的象征。
（一）以地理空间喻政治空间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用近乎白描的工笔手法将洛阳城的建筑与佛寺写进了历史，它记述了洛阳的几十座有名的伽蓝，按照城内以及城外的东、西、南、北为顺序，以寺庙为经，而以与之相关的史实、人物、传说、物产等为纬，描绘了一幅北魏时期洛阳城的瑰丽图景。
评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
评杨勇《洛阳伽蓝记校笺》
《洛阳伽蓝记校笺》，作者杨勇，是一部对洛阳伽蓝记校本的全面研究及汇编工作。
本书以篇幅详尽，内容较为饱满的特点，可以说是探讨和研究洛阳伽蓝记校本的重要著作，其中还收集了洛阳伽蓝记新版本的全部原文和注释。
本书特别强调，洛阳伽蓝记的重要性不仅在书面文字方面，也体现在对当时汉语的形成过程中的独到贡献。
它不仅表述了蝶汉和汉代以前的古代语言，同时也记录了出现在汉语句子结构中而非文字上的一些语言特征，从而有助于建立通用汉语的基础语言。
此外，本书还包含了洛阳伽蓝记内容在文学上的影响，它的语言也反映了汉朝的文化特点和历史背景，对于研究当时的文学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突显了其在研究和汇编洛阳伽蓝记新版本上的丰功伟绩，是一部重要的汉语史学著作。
它阐述了洛阳伽蓝记对汉语发展及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影响，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杨炫之其人及《洛阳伽蓝记》语料价值考证
杨衒之其人及《洛阳伽蓝记》语料价值考证杨衒之，史书中没有记载。
关于其生平事迹，比较确切的材料除了《洛阳伽蓝记》之外，释道宣的《广弘明集》中也略有记载：杨衒之为北平（今河北遵化）人，生卒年不详。
北魏末年至东魏在世。
孝庄帝元子攸永安年间（528—530）担任奉朝请，后历任秘书监、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等职。
曾与河南尹胡孝世同登永宁寺浮图。
永安年间，与国子博士李同轨等人读苗茨堂之碑。
东魏孝敬帝武定（543—550）五年（547），因行役重过洛阳时，“眼见往日繁华荡然无存，寺庙丘墟，满目荆棘，不禁感慨系之，有麦秀之感，黍离之悲。
他曾‘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此乃杨衒之撰写本书的宗旨。
”①周祖谟在“前言”中的这一句引文记出自《广弘明集》。
《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列代王臣滞惑解》：“阳衒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
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
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后上书释教虚诞，有为徒费。
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于色养。
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
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
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
其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
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
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
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勤，知其真伪，然后佛法可遵，师徒无滥。
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衒之此奏，大同刘昼之词，言多庸猥，不经周孔，故虽上，事终委而不施行。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杨衒之面对当时佛教势力的膨胀，及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忧心忡忡，他为此上书皇帝，请求整顿佛教寺庙及僧众，奉劝统治者致力于国家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军队管理，避免王公贵族以尊崇佛教为借口“侵渔百姓”，避免“道人” “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不要因礼佛而误国。
治佛并非灭佛，杨衒之并不主张消灭佛教，而是希望把礼佛引入正规，“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
洛阳伽蓝记读书报告
《洛阳伽蓝记》读书报告一、版本考辨《洛阳伽蓝记》版本众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
明刻本主要有三种：一、如隐堂本，二、吴琯所刻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
如隐堂不知何人所雕，刻板似出于嘉靖间；有人认为：“此书盖为长洲人陆采所刻。
范氏天一阁藏书中有采所著天池山人小藁，内有如隐草堂之名，此伽蓝记之板刻字样正类苏州刻本，故疑为陆采所雕。
”逸史本则为万历间所刻也。
二者来源不同，文字有异。
津逮本刊于崇祯间，据毛斧季言，原从如隐本出，而有改窜。
盖据逸史本校改者。
至于清代刻本，则有四种：一、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本；二、如隐堂本，今日易见者，为董康及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三、明永乐大典中有引及伽蓝记者，见于卷七三二八阳韵郎字下者一条，卷一三八二二至一三八二四真韵寺字者三十三条，合之约当杨书五分之三。
大典虽为明人所修，而所取之书，殆皆宋元相传之旧本。
然则其中所引，不啻为明以前之一古本也。
四、缪荃孙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记后魏城阙市里之文，一望而知出于伽蓝记。
缪谓原书盖袭宋敏求知旧志。
宋敏求书见宋史艺文志，凡二十卷。
果尔，则所录者又为北宋本矣。
此二者前人均未道及，故特表而出之，使览者知校勘伽蓝记，除采取诸刻本外，尚有此重要之资据在焉。
观其内容，河南志之文最古，大典所引多与逸史本相同。
由是益可知逸史本与如隐堂本不同，自有其来源。
二、注释研究伽蓝记之有校本，自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始。
然简略且有讹缪，未为精善。
近乃有二本校本：一为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之校本，原书据如隐堂本排印，而参校众本，列其异同于下。
一为张宗祥先生之合校本。
此书不以一本为主，但合校各本，择其长者而取之。
凡有异同，皆备记其下，而不加断语，足以见其审慎。
此外，唐晏著有《洛阳伽蓝记钩沉》。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藏有重刊洛阳伽蓝记(北魏) 杨衒之撰徐高阮校勘、洛阳伽蓝记校释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北魏) 杨衒之撰周振甫释译、洛阳伽蓝记校注[(北魏)杨衡之撰] 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楊衒之[撰] 入矢義高訳注等诸多著作。
《洛阳伽蓝记》卷四（3）
别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
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
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僣，议不听金银锦绣。
虽立此制，竟不施行。
准财里内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丧而嫁，更约河内人向子集为夫。
虽云改嫁，仍居英宅。
英闻梁氏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弦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变为茅马，从者数人尽化为蒲人。
梁氏惶惧，舍宅为寺。
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可高丈馀。
庆有牛一头，拟货为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
经二年，庆妻马氏忽梦此像谓之曰："卿夫妇负我金色，久而不偿，今取卿儿丑多以偿金色焉。
"悟觉，心不遑安。
至晓，丑多得病而亡。
庆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声，感於行路。
丑多亡日，像自然金色，光照四邻。
一里之内，咸闻香气，僧俗长幼，皆来观睹。
尚书右仆射元稹闻里内频有怪异，遂改准财为齐谐里也。
自退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
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
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
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
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
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
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绩为绳。
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
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
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
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
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
洛阳伽蓝记读书报告（精选）
洛阳伽蓝记读书报告（精选）第一篇：洛阳伽蓝记读书报告（精选）《洛阳伽蓝记》读书报告一、版本考辨《洛阳伽蓝记》版本众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
明刻本主要有三种：一、如隐堂本，二、吴琯所刻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
如隐堂不知何人所雕，刻板似出于嘉靖间；有人认为：“此书盖为长洲人陆采所刻。
范氏天一阁藏书中有采所著天池山人小藁，内有如隐草堂之名，此伽蓝记之板刻字样正类苏州刻本，故疑为陆采所雕。
”逸史本则为万历间所刻也。
二者来源不同，文字有异。
津逮本刊于崇祯间，据毛斧季言，原从如隐本出，而有改窜。
盖据逸史本校改者。
至于清代刻本，则有四种：一、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本；二、如隐堂本，今日易见者，为董康及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
三、明永乐大典中有引及伽蓝记者，见于卷七三二八阳韵郎字下者一条，卷一三八二二至一三八二四真韵寺字者三十三条，合之约当杨书五分之三。
大典虽为明人所修，而所取之书，殆皆宋元相传之旧本。
然则其中所引，不啻为明以前之一古本也。
四、缪荃孙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记后魏城阙市里之文，一望而知出于伽蓝记。
缪谓原书盖袭宋敏求知旧志。
宋敏求书见宋史艺文志，凡二十卷。
果尔，则所录者又为北宋本矣。
此二者前人均未道及，故特表而出之，使览者知校勘伽蓝记，除采取诸刻本外，尚有此重要之资据在焉。
观其内容，河南志之文最古，大典所引多与逸史本相同。
由是益可知逸史本与如隐堂本不同，自有其来源。
二、注释研究伽蓝记之有校本，自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始。
然简略且有讹缪，未为精善。
近乃有二本校本：一为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之校本，原书据如隐堂本排印，而参校众本，列其异同于下。
一为张宗祥先生之合校本。
此书不以一本为主，但合校各本，择其长者而取之。
凡有异同，皆备记其下，而不加断语，足以见其审慎。
此外，唐晏著有《洛阳伽蓝记钩沉》。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藏有重刊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撰徐高阮校勘、洛阳伽蓝记校释杨衒之著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北魏)杨衒之撰周振甫释译、洛阳伽蓝记校注[(北魏)杨衡之撰] 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楊衒之[撰] 入矢義高訳注等诸多著作。
《洛阳伽蓝记》版本考释
《洛阳伽蓝记》版本考释
张翠萍;陈志伟
【期刊名称】《图书馆学研究》
【年(卷),期】2005()11
【摘要】北朝重要文献《洛阳伽蓝记》传世版本甚多,良莠互见,各有所宗。
文章对《伽蓝记》各版本考镜源流,品评优劣。
并对近世《伽蓝记》校本,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后的校释本进行了介绍与评述。
【总页数】5页(P92-95)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版本;《洛阳伽蓝记》;考释;考镜源流;50年代;文献;评优;校本;校释
【作者】张翠萍;陈志伟
【作者单位】吉林省教育学院图书馆;吉林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22;H131
【相关文献】
1.《说郛》本《洛阳伽蓝记》的版本价值 [J], 吴晶
2.《洛阳伽蓝记》版本述评 [J], 赵海霞
3.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洛阳城商业布局特点 [J], 周梦杰;刘亚中
4.《洛阳伽蓝记》书写中的文史互见
——悲剧性和宿命感笼罩的"洛阳"与"伽蓝" [J], 陈必应
5.寓褒讥于伽蓝寄奇思于妙笔——略论《洛阳伽蓝记》 [J], 陈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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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指示代词研究
《洛阳伽蓝记》指示代词研究翟鸿菲摘要：本文以《洛阳伽蓝记》为语料，对其中的指示代词作穷尽式分析。
通过对文中的指示代词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将分析数据的描写下来。
最后根据不同的指示代词的使用情况与使用频率，再对文中的指示代词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总结。
从而得出了近指代词是文献中使用数量最多，种类最多的代词，占指示代词总数的67.2%，其次是远指代词占16.5%，再次是无定代词占8.6%，然后是旁指代词占4.3%，逐指代词是2%，谓词性代词为1.1%。
可以发现《洛阳伽蓝记》的指示代词继承了上古汉语中的一些特点，同时又向中古汉语开始转变。
关键词：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指示代词研究;《洛阳伽蓝记》一、引言近百年来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
1949年以前的近50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和考证[1]，其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为以后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在对《洛阳伽蓝记》的整理与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种对于《洛阳伽蓝记》的专题论文逐步增多，研究视角也呈现出多样化，研究的内容也逐步的丰富起来。
本文首先对文中的指示代词进行定量定性分析，再进行统计，将分析数据的描写下来。
最后根据不同的指示代词的使用情况与使用频率，在对文中的指示代词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总结。
研究方法有：统计与描写相结合，通过阅读文献，找出每个指示代词的使用次数，并结合它们在句中所充当的成分，进行客观的描写;定性与定量分析，在找到书中指示代词后，对《洛阳伽蓝记》[2]指示代词做统计，将指示代词分成各个小类，再进行分析;对比结合分析，首先对《洛阳伽蓝记》中每一类指示代词进行内部的使用频率与句法功能的分析与比较，考查它们在使用频率与句法意义上的具体差别，以此来分析《洛阳伽蓝记》的指示代词使用特点。
二、《洛阳伽蓝记》中指示代词分析（一）指示代词的定义指示代词由马建忠提出，一些学者也进行过阐释。
洛阳伽蓝记校注序
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一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我国南北朝时代，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较落後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间留下的着作不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
《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
《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地理书。
《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
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
《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他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
这就是《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的来由罢。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代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也就是黄河流域南北两岸人民大遭苦难的时代；同时它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极盛的时代。
历史告诉我们，当人民受到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还反抗无力之时，往往会产生对美好的来世生活的憧际。
宗教就利用其对美好的来世生活这一幻想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能够忍受在现实中遭过到的一切痛苦。
而在剥削阶级或压迫民族的统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驯服人民的这一精神武器，作为缓和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以巩固其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
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须依靠统治者的力量来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正如晋释道安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
[1]我想这就是南北朝时代何以成为我国历史上宗教狂热时代的一个大原因。
王昶在《今释萃编》总论北朝造像诸碑时早已接触到了这一点。
南朝梁释僧佑《弘明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反映到这一时代关於宗教的发展及其在敦理上和政治上的斗争。
魏收《魏书》特撰《释老志》，记载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实。
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这一时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艺术，最可珍视的是造像和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