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通货膨胀之源_1937__省略_949年中国通货膨胀危机的再思考_康珂

正确认识通货膨胀之源———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中国通货膨胀危机的再思考康　珂（中共中央党校，北京１０００９１）［摘　要］　通货膨胀是世界难题，对通货膨胀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通货膨胀之源。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国经历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

纸币以惊人之速贬值，货币政策完全失效，高通胀引发经济总崩溃。

以现代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这一轮长达１２年的通货膨胀形成机理是：财政赤字催生“通货膨胀税”，引起纸币滥发；货币信任危机强化通通货膨胀预期，加剧通胀；官僚资本掠夺导致市场信心崩溃，通货膨胀完全失控。

以史为鉴，民国通货膨胀危机对中国今后防治通货膨胀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通货膨胀　民国经济史　货币政策　单一规则［中图分类号］　Ｆ８２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３６４２（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３９—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７作者简介：康珂，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２０１１级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影响广泛，危害巨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只要存在货币经济，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发生。

中国自２０１０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和宏观经济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２０１２年以来物价渐趋稳定，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还存在误区。

经济的、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

美国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指出，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不单纯是一个中央政权垮台，因为与此有关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几乎是著名的德国通货膨胀的９００倍。

它的整个过程仿佛是一架飞机滑入跑道、加速、升空、跃上同温层———然后坠毁。

”［１］（Ｐ１０６）这一轮长达１２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经济分析和历史归纳结合起来往往会更有解释力。

正本清源，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通货膨胀之源。

一、通货膨胀成因的一般理论分析通货膨胀通常被定义为价格的普遍上涨。

“当一个经济中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连续在一段时间内普遍上涨时，宏观经济学就称这个经济经历着通货膨胀。

”［２］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宏观经济学有多种解释。

（一）通货膨胀的表象解释传统通货膨胀成因理论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性通货膨胀等。

这些理论从表象上对通货膨胀做出了一定解释。

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认为，当存在剩余生产能力时，需求的扩展会提高产量但不会造成通货膨胀。

当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后，超额需求就会拉动物价上升。

成本推动理论认为，工资推进或供给冲击引起成本提高而造成９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Ｐ．Ｃ．ＱＩＮＧＤＡＯ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Ｎｏ．３，２０１２价格上涨。

结构性通胀理论认为各个部门生产率是不同的，但低生产率部门要求工资和价格向高生产率部门看齐，结果导致一般价格上涨，其实质还是成本推动。

这些理论虽然在今天的教科书中仍有一席之地，但事实上对通货膨胀的解释都受到一定条件限制。

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存在过剩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也经常发生。

西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生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局面。

如果商品全面短缺，价格由卖方决定，成本提高才能推动物价上涨。

但在商品过剩条件下，价格由买方决定，即使成本提高价格也不会提高，否则商家会由于产品滞销而破产。

无论是从需求还是成本角度解释，本质上只是一种“凭借供求曲线变动解释一次性物价上升的静态方法”，［３］没有从本质上揭示通货膨胀之源。

（二）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与货币数量论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时，对货币流通及其规律作了阐述。

马克思认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流通次数成反比，即：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商品总量单位×商品价格）／同一单位货币流通次数。

这是金属货币流通规律。

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无论发行多少都只能代表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

如果纸币发行超过了流通的需要，就会引起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

货币数量论对通货膨胀解释的基本思想是：物价水平和货币价值高低是由一国的货币数量决定的。

每一次通货膨胀背后都有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

货币数量论最典型的代表是费雪（１９１１）提出“交易方程”：ＭＶ＝ＰＴ。

期中，Ｍ表示流通中的货币量，Ｖ表示流通速度，Ｐ表示物价水平，Ｔ表示商品交易总量。

只要将方程式加以移项，可以发现它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形式是一致的。

虽然货币流通规律与交易方程具有根本不同的货币观和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货币流通规律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是从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中推导出来的；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是一种没有价值的符号，商品价格是由国家控制的货币数量决定，而不是商品价值决定。

但他们殊途同归，从不同的角度得到货币数量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上涨这一结论。

（三）现代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继承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货币数量论，重新构建货币需求函数，否认了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数量变动首先影响利率，然后通过乘数效应影响产量和价格变化的观点，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国民经济有直接影响，决定了产量、就业和物价水平变化。

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由于它是而且只能是货币增长快于产量增长的结果，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

”［４］政府开支增长，如果是靠税收或公债解决，等于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来增加政府支出，没有增加货币量，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但增税和发债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因此政府会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货币增长快于产量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不是力求控制货币发行，而是控制它没有能力控制的利率，结果两方面都遭到失败，通货和利率都增长，加剧了通货膨胀。

很多经济学家在不少问题上都与弗里德曼有分歧，但很少有人反对他关于通货膨胀的论断。

二、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中国通货膨胀危机的表现民国初年，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非常混乱。

从北京政府整顿银币到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建立法币制度，中国逐步建立现代货币制度。

但是，民国政府的币制改革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最终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一）纸币以惊人之速贬值在抗战前期，中国经济发展有起有落，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重工业由于获得优先发展和重点投资而发展较快；产业门类也更加齐全，并由沿海向内陆分散。

农业产量也较为稳定。

帕尔伯格对此评价：“中国人民坚强的性格和忍耐力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１］（Ｐ１０８）但是，南京政府为筹措抗日战争和内战军费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纸币滥发导致法币以惊人的速度贬值，如表１所示。

１９３７年物价开始快速上涨。

１９３９年以后，中国物价几乎每年上涨３倍。

政府试图通过价格管制平抑物价，但各种管制均以失败告终。

到１９４７年，遭受短暂抑制的物价报复性上涨，恶性通货膨胀爆发。

０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Ｐ．Ｃ．ＱＩＮＧＤＡＯ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Ｎｏ．３，２０１２表１　中国物价指数（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９３７年６月＝１）年－月物价指数年－月物价指数１９３７－１２　１．１８　１９４４－１２　７５５１９３８－１２　１．７６　１９４５－１２　２４９１１９３９－１２　３．２３　１９４６－１２欠缺１９４０－１２　７．２４　１９４７－１２欠缺１９４１－１２　１９．７７　１９４８－０６　１７６９６００００１９４２－１２　６６．２　１９４８－０８　９８５４０００００１９４３－１２　２２８　１９４９－０３　２４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４４－１２　７５５　１９４９－０５　１２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唐·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Ｍ］．孙忠，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０６．１９４８年物价指数已经达到９位数，到这轮长达１２年的通货膨胀末期，１９４９年５月物价指数已高达１．２６×１０１５。

纸币贬值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能够想象的范围，也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

（二）货币政策完全失效为挽回货币信誉，南京政府出台了三轮货币政策，但均以失败告终，反而加重通货膨胀。

第一轮：公开市场操作。

１９４６年，南京政府开始抛售黄金、美元，试图通过市场来稳定币制。

但很快爆发抢购黄金风潮，人们争相抛售法币，抢购黄金、美元，造成黄金对法币比价剧烈上涨。

政府不得不取缔黄金买卖，并禁止美元在国内流通。

第一轮货币政策失败。

第二轮：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

１９４８年，南京政府废止法币，改发２０亿金圆券，试图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

金圆券的发行进一步洗劫了民间持有的硬通货。

民众对此极为不满，大量抢购物资，金圆券迅速贬值。

仅３个月后，政府自废法令，金圆券发行量暴涨，到１９４９年发行量高达１３０万亿元，为原定发行额的６．５万倍。

［５］金圆券形同废纸，第二轮货币政策失败。

第三轮：恢复银圆本位，发行银圆券。

银圆券发行后依然不断贬值，各地民众纷纷拒绝使用。

第三轮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中失败。

（三）高通胀引发经济总崩溃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经济秩序全面失控、人心恐慌与社会动荡。

在城市，民营企业陷入绝境，大批工人失业。

以上海和重庆为例，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中，上海３４１９家民营企业有２５９７家倒闭，占７５％。

重庆３６８家工厂歇业３４９家，占９５％。

１９４６年，上海失业工人３０万，重庆失业工人６万，成都失业工人１０万，昆明失业工人５万。

［６］在农村，生产极度衰败，耕地荒芜现象严重。

１９４７年，江苏、安徽、湖南、河南、广东五省荒地占耕地面积比重分别为３／５、１／３、１／３、１／４、１／３。

［７］整个农业生产量锐减，农村饥荒、暴动大面积爆发。

物价飞涨、百业萧条、人民生活极度恶化，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国民党人心尽失。

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

三、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中国通货膨胀危机的形成机理（一）财政赤字催生“通货膨胀税”民国政府一直没有摆脱财政赤字困局。

北京政府专靠内外债和银行借款弥补赤字。

南京政府自１９２７年成立到１９４９年在大陆覆亡，每一年财政支出都大于财政收入，尤其１９３７年以后，年均财政赤字占政府年支出的百分比高达８０％左右。

［８］（Ｐ１０１－１０２）财政支出最大的两项是军费和债务。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仅军费一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就达到５４．８％至８７．３％。

［８］（Ｐ１０３，１７３）在军费支出刚性、财政连年入不敷出的背景下，弥补赤字的手段只有三种：加税、举债、增发货币。

为减少赤字，政府一再提高税率，但税收提高的空间总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