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悠久的历史

重庆悠久的历史重庆市是一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有着悠久历史的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

经历200多万年的自然环境演化，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疆域的变更，现已成为我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第四个直辖市。

现将重庆发展历史简述于后。

第一节先巴文明一、巫山——东方人类的发祥地根据考古发现的古遗址遗物推测，重庆的远古文化可追溯到200多万年前。

1986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单位在重庆举行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公布在今重庆巫山县大庙龙骨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巫山人”化石。

经中国科学院古地磁测定，又经过国外科学家用最先进的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200へ204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远古时代，今天的长江三峡地区是一片浅丘和谷地，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日照充足，非常适宜动物生存。

巫山县大庙位于巫山县西南、长江南岸，南与湖北建始接壤，西北与奉节相连，全区面积290平方千米，现行政建置为庙宇镇。

龙骨坡巫山猿人遗址在庙宇镇龙坪村的西南坡上，即东经109°4′50″；北纬30°21ˊ25″，海拔高约830米。

这里石灰岩溶洞很多，动物的遗骸被水冲进洞中，能较好地保存下来，变为化石。

1985年中国科学考察队开始对巫山县龙骨坡进行正式发掘。

10月13日，发现了一根骨刺（原始人的一种工具），属石器文化之前的古老人类文化。

1986年，又发现一颗古人类上门齿化石，此外还发掘了大量古人类使用的旧石器。

有力地证明了：200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活动。

经研究论证，巫山人属于直立人亚种，其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

过去，国际学术界多数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包括亚洲在内的直立人是从非洲扩散来的，“巫山人”的发现，不仅将我国人类起源的时间提早到200万年前，而且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这一学说提供了新的依据，证实了巫山人是东方人类的祖先的发祥地。

二、旧石器时代的代表——铜梁文化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长江沿岸发掘数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其早中期的代表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丰都县烟墩堡遗址和桂花村、三合镇井水湾、冉家路口遗址。

丰都县高家镇遗址是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罕见的旷野类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石制品，以大中型砍砸器为主，有少量刮削器。

以上遗址属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地质时代大致在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

丰都县三合镇井水湾发掘出距今约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露天遗址，并发现了较罕见的动物化石和最具典型的尖状石器。

被专家誉为“中国三峡库区最具科学研究意义的一处旧石器遗址”。

铜梁文化是重庆地区广为分布的一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铜梁遗址1976年发现，1981年命名。

遗址出土了大量动、植物化石和300多件石制品标本。

石器类型简单，以刮削器为主，打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

C14测定为距今25000年左右，是旧石器文化在四川盆地地层中新的区域性的代表，代表了涪江、沱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铜梁文化”。

此外，在重庆九龙坡区的桃花溪、大渡口区的马王场、巴县广阳乡新屋村、合川市铜溪桥村、合川小河乡小河村、江津市城区江巴滩、奉节县鱼腹浦等地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三、新石器时代的代表——哨棚嘴文化随着生产工具不断进步，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重庆地区、长江、嘉陵江两岸的沿江阶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30多处，均分布在长江两岸及其支流的阶地上。

主要有：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爷庙和燕坝、渝北朝阳河嘴、南岸干溪沟、忠县洽甘井沟、瓦渣地和哨棚嘴、奉节老关庙、巫山大溪、江东嘴等地。

这些遗址大致分属两种不同新石器时代文化，瞿塘峡以东，属“大溪文化”。

大溪遗址于1958年发现、命名，属大溪文化最晚期遗存，主要遗址有巫山大溪、欧家老屋遗址。

巫峡以西到江津王爷庙，向北到合川沙梁子，广泛分布着“哨棚嘴文化”。

“哨棚嘴文化”因哨棚嘴遗址出土的实物最典型而被专家命名。

哨棚嘴遗址是忠县井沟遗址群中的一处，1997年，北大考古队对井沟口的哨棚嘴、瓦渣地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红褐陶次之，主要的器类有敞口深腹罐、高领罐、折沿盆、高圈足器等。

石器以打制和磨制为主，石器种类较多，主要有耜、锄、镰、砍伐器等。

经试掘或正式发掘的哨棚嘴文化较为重要的地点还有：巫山魏家梁子遗址、锁龙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江津王爷庙遗址和合川沙梁子遗址。

哨棚嘴文化是一支有自身源流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主体。

其时代范围大致在距今4000至5000年之间。

距今三、四千年前，重庆地区的土著居民居住在江河洪水线以上，主要靠渔猎为生，但已有原始的锄耕农业和以制陶业为主的手工业。

这些先民已经开始进入氏族社会，过着聚居生活，形成了原始村落。

正是这些先民的辛勤劳作，创造了原始而有特色的先巴文化。

商周时期，巴族开始在先巴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形成了具有浓厚特色的巴文化。

第二节古代巴渝一、古巴王国（一）巴国的建立及灭亡距今约3700年前，在四川东北部和长江、嘉陵江、汉水流域，散居着一个骁勇善战、勤劳朴实、以捕鱼狩猎和耕作为生的古老部族——“巴”。

巴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白皋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认为巴的祖先的是太白皋（伏羲氏），活动在汉水流域中游一带。

夏商时代，史籍称巴为“西土之人”，活动在沔水（今汉水）中游。

商朝中叶高宗武丁时代，商不断对外用兵，扩大版图，征服四方部族、方国。

当武丁其妻妇好率大军进入沔水一带的时候，同巴人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巴最后战败，被迫向商王朝纳贡服役。

巴在商王朝凌厉的攻势之下，被迫放弃汉水中游一带，向南迁徙于长江夔、巫一带。

其后渡江而南，进入清江流域。

后又溯清江而上，进入川东地区，开辟新的疆土。

巴入川后，向西、向北发展。

商朝末年，巴人因屡遭商的侵袭，参加了以周为首的反商战争。

在牧野之战中，巴人为前锋，“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对战胜商王朝，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宗姬于巴（因周王姓姬，封其姬姓宗族统治巴国），其首领称巴子，以江州（今重庆）为首府。

西周初年，巴立国于南土，与楚、邓、濮为邻，其活动范围大致在今陕西东南部的汉水流域到今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地区。

战国时期，其疆域“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部），南极黔涪（今彭水、黔江一带至贵州东北和湘西北等地）”控制了以嘉陵江、长江、汉水、乌江流域为腹心，包括今重庆、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地的广大地区，巴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奴隶制国家。

巴王是国内最大的领主，拥有最高军政权力，直接统治其中心地区。

巴王任用各级贵族为卿大夫，分封于王国各地，把土地、人民封赐给他们作为采邑，命令他们镇守疆土、按职纳贡和从军出征，成为巴王统治各地的支柱。

春秋时期，楚国在南方兴起，巴楚开始相互攻伐。

战国中期始，楚国便向巴国大举进攻。

楚国不断向西进逼，巴国步步败退，接连丧失了今陕南、湘西、川东、黔北的大片领土，长江一线也被迫退守鱼复。

楚威王时，很快占领了巴国的军政中心枳（今涪陵）和江州。

巴国都城不断迁移于枳、平都（今丰都）、江州、垫江（今合川）之间。

最后迁治于阆中，这时，巴国仅剩今川东北一隅之地。

公元前316年，巴蜀间发生矛盾，正在进行兼并天下战争的秦国决定趁隙伐蜀，是年秋天，秦惠文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统率大军经古牛道南下伐蜀。

灭蜀后，十月，张仪、司马错引军东进，俘巴王，灭巴国。

秦灭巴蜀，增强了秦的实力，为统一战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同时也推动了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巴人的社会生活巴族原以善于猎射著称，以渔猎畜牧业为主。

大约在春秋时期，巴人开始致力于农业生产。

春秋战国之际，农业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

在平坝河谷低地一带，他们已开辟水田，种植稻谷, 巫溪大溪遗址发现了稻梗和谷壳遗留在陶器上。

部分丘陵地区种植黍、稷等作物。

巴人善酿酒，在历史上颇负盛名。

“江水经鱼腹左岸，有巴乡村人,村人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

其“巴乡清酒”,是向周王朝纳的贡品之一。

唐代大诗人杜甫还盛称巴酒醇厚，赞赏不已。

巴人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冶矿业和手工业。

其青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已达中原先进地区的水平。

巴人擅长栽桑养蚕，种麻织布，当时荣、隆二昌所产的麻布，又称为“黄润”细布，以麻织成，轻细柔软，被列为“贡品”，后来行销于大夏（今阿富汗和印度北部）。

巴县冬笋坝巴人墓葬，曾发现麻布和绢的痕迹。

巴人的漆器制造也达一定的水平。

在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等地的巴人墓葬中，均出土有漆器，其色多为红黑两色。

巴人还擅长歌舞，战国时代巴人歌曲传自楚国都下郢中，成为最流行的歌曲。

“客有歌于郢者，歌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

”对巴歌有研究的司马相如曾描述巴歌：“千人唱、万人和、山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巴歌是后来川江号子、民间花灯、秧歌等词曲的先声。

巴人还喜舞，周武王伐纣时，“巴师勇锐，歌舞以陵殷人”。

在汉代，渝舞一度成为帝王推崇乃至令乐人习学的宫廷舞。

二、秦汉巴郡和重庆建城（一）秦汉巴郡秦国灭巴国后，于公元前314年，秦正式取消了原巴国的最高统治机构，改设巴郡，郡下设县，派官吏为郡县守令，代表国家进行统治。

巴郡初期的范围比较小，南不过江州，中心区域在今川东北，治所初期在阆中县，后移治于江州。

秦置巴郡后，巴郡的东界日益东扩，先后夺取了枳城、朐忍（今云阳）、鱼复。

巴国的故地——巫巴山地，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秦攻占楚郢都后将其分别划归为巴、南、黔中三郡，西面的鱼复县属巴郡，东面的巫县属南郡，南面的清江地区则仍保留在黔中郡内。

秦国时期，巴郡共下辖九县，包括今天的阆中、渠县、合江、沪州、涪陵、云阳、奉节等地区。

秦始皇26年（前221年），分天下为36郡，巴郡为其一，郡治江州。

汉承秦制，西汉时期，川东仍置巴郡，含11县，郡治江州。

11县城均位于长江、嘉陵江、乌江沿岸，大致与巴国治区一致。

汉武帝时期，在全国置13刺史部，巴郡属益州刺史部，郡治江州，置江关都尉驻鱼复县。

王莽曾一度改变巴郡所属县的名称，东汉光武帝又恢复西汉旧名。

到汉末兴平元年（194年），因巴郡辽阔，管理困难，益州牧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垫江以北为巴郡（建安六年改为巴西郡，治安汉，即今南充，后又治阆中）、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建安六年改为巴郡，治江州）、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建安六年改为巴东郡，治鱼复，即今奉节），始称三巴。

秦汉巴郡时期，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

农业方面：新型的铁制农具开始使用、推广，牛耕已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