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

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逆流：维新改革初见成效后的反西化运动在去年的《重读甲午》系列专题中，有一期我们就谈到了，在明治维新这一大改革开始30年后的甲午战争前后，刚取得了一定成果的维新改革却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逆向传统化的倾向。

因为明治维新是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是因日本上层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在美国“黑船”来航的军事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日本已经落后于世界，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因此力推维新变法，全面向西方学习。

如此巨大的改革并非是日本本身的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内生变化，因此，当30年后，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之际，改革本身与传统日本社会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了。

伴随着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启蒙运动带来的自由和权利意识，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热烈展开。

争取自身权利的日本民众中不但出现了推翻专制政府的思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制的言论。

同时，各种欧化思想和行为带来的对日本传统落后的思维、风俗和习惯的否定也然很多遗老遗少忧心忡忡感到“许多贵重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破坏。

这样，人们开始担心日本会为了达到独立富强而丧失它的“个性”。

于是出现了对文明开化、自由民权运动的欧化主义的反动，这便是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主流思潮的逆向运动--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

对于日本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学学技术和发展产业是不能停止的。

为了解决由西方近代自由、权利主张而带来的日本传统社会的崩坏及造成的君民、官民的对立和社会思想的混乱，他们选择了鼓吹国家主义的道路。

他们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所以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崇尚于专制和扩张。

之后，大肆宣传与民权思想对抗的国权主义。

民权思想崇尚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平等权利，否定君主与国家的绝对权力，主张上下分权。

与之针锋相对，日本极力宣传的是将国家置于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奉为全部政治信仰的核心的国权主义。

国权主义否定民权，抑制和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将个人置于绝对服从于国家、奉献于国家的伦理地位，片面主张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与牺牲精神，排斥个体的利益与权利诉求，追求极端整体主义，无视个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

宣称国家才是第一性的，为国奉献是每个国民的义务，高揭起“爱国”的大旗。

同时，日本政府鼓吹日本的“独特性”，抬出儒家思想作为灵丹妙药，将天皇制国家奉为日本不可能改变的政治模式。

他们将这种“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天皇制“国体”，吹捧为日本所独有、独享且引以为至尊至荣的国家体制。

号召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并与之前的国权主义相结合，试图使民众绝对服从国家以及唯一能代表国家的具体形象--天皇。

从而消解维新改革带来的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要求。

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

《教育敕语》如此写着：“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

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

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

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

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

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敕语折射着尊皇爱国的教育灵魂，而极端国家主义的道德教育则是这一灵魂的内核。

敕语趣旨的重点置于“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特别主张把“共同爱国”作为主义推行。

而这段《教育敕语》，又是在实现了初等教育普及化的日本，凡是受到基础教育者都必须背诵，做到人人过关，个个会背的。

日后要求无条件“义勇奉公”为天皇献命献子孙的军国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日本人被“忠君爱国”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在小学已经洗了脑是根本原因之一。

于是，日本的近代化教育表面上是为了推行文明开化，以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为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提供人才保障。

进一层目的是利用以学校为主体的国民教育体系统一和控制国民的思想，灌输一元化的政治文化。

而更深层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国民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导向绝对化、极端化。

对内，日本政府用尊皇忠君加国家主义向国民灌输一元化的政治文化。

维护其统治根基。

在对外时，国家主义的大旗依旧好使。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熏陶下，当时日本国民已经普遍开始相信政府宣扬的在国际上凭实力说话，有实力就可以恃强凌弱，为所欲为的观念。

当时的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宣扬“无力之公理不能战胜有力之强权。

欲实现公理，须有使之实现之实力。

”“强权即公理”的帝国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

唯我为上、唯我独尊的极端自利主义原则成为日本民众心目中应该采取的对外原则。

而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外交纠纷，对外要亮肌肉，用拳头说话也成为日本人心中的对外原则。

目的皆为培植日本的实力，提高日本的地位，谋求加入世界强权秩序，并最终达到与世界万国对峙的日本中心主义目标。

“布国威于四方”成为日本从上到下追求的对外目标。

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主义统一了国民对内与对外的认识，其结果自然大大激发了日本国民虚幻的优越感。

一时间，对日本本国的自恋与自负，自崇与自圣成为潮流，“日本主义”大为流行。

日本主义的内涵是自认日本不是普通国家，宣扬本国正统、本国优越和本国中心主义、本国至上主义。

大谈“国粹”优越。

久已被虚置的天皇制国体及近代日趋尴尬“国学”，一时成为日本“国粹”的核心。

尊崇天皇，独尊“国学”。

令困窘中的日本人聊以自慰、引以为荣，形成了自负的优越感。

1897年（明治30年）成立的“大日本协会”在其机关报《日本主义》上宣称，日本主义的核心是“国家至上主义”，是“以国家为至上的人格化存在、以国家的兴旺发达为最高理想的主义。

”而被这种情结所渗透的国家主义，自然要流露出保守的文化自负意识，在心理上支持着日本国家主义日后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极端倾向。

为激励日本人的爱国精神和发掘国民的优越性，日本各方舆论开始将西方文明批判得一塌糊涂，甚至反对现代化。

咒骂“文明开化”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骄奢淫荡。

”还指责用外国的文物制度代替日本文物制度“有如去松叶而添竹叶，硬插异花异实”。

旨在抨击、批判欧化主义，保存国粹的运动愈演愈烈，号召一定要保存、尊重日本的国粹。

为此国民都应该具有民族自尊心、消除自卑感，以强硬的外交手段对付西方列强。

最终日本发展成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立场，演变成狭隘的爱国主义。

刚刚靠着明治维新模仿照抄西方先进文明的余绪30年，并且还在学校里学习着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日本，此时却开始鼓吹传统日本多么优越、西方文明多么低级，似乎已经忘记了黑船来袭被迫开国时传统日本有多么贫弱无能仅仅是不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

日本主义、国粹主义在日本政府刻意宣扬忠君爱国的日本传统道德庇护下获得了极大的生存空间，走上国家主义的不归路，终于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兴起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这一切，中国学者有着精辟的总结，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道德教育模式，不仅造成日本国民人格发展的缺陷，也形成了日本人所特有的立足于家族观念基础之上并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

”而这，正是培育出法西斯军国主义恶之花的思想土壤。

起伏：大正时代日本军国主义的肇始时间推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日本大正天皇在位的时代。

这场在欧洲造成生灵涂炭的战争，对于日本来说，却成为了日本人口中的“天佑”。

乘西方列强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战场，日本在远东摆脱了战前的桎梏，全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使用武力或单边威胁使用武力的赤裸又直接地威胁方式进行外交，一大“成果”就是强逼袁世凯北洋政府接受足以致中国亡国的“二十一条”。

动用武力直接占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青岛和势力范围山东，不顾中国同是协约国集团的身份要求直接获得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一战期间，日本将挥拳头亮肌肉的强权外交发挥到了极致。

因此，志得意满的日本外交官甚至开始吹嘘“亚洲门罗主义”，在声称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同时，将日本放在了整个亚洲的领导者和指导者的位置上，试图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势力排除出亚洲，从而独占亚洲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产业和经济上，一战成为了日本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天赐良机，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

出口额增长了2。

8倍，整个外贸形势由入超变为了出超。

由此，日本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

大战期间的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贸易、海运、造船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都得到飞速扩张。

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69倍以上。

农业人口逐渐向工业人口转变，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64。

3%减至52。

8%。

一时间，日本优越论调甚嚣尘上。

但，这段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

随着一战结束，列强的注意力逐渐又集中到远东。

华盛顿会议，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受到列强强力“围攻”，不得不放弃一战时的强权外交，改为遵守《九国公约》，采取协调、协商的公开外交处理外交事务。

华盛顿体系建成，这一体系否定日本在战时所取得的在华优越地位，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今后列强不允许利用军事手段而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较量。

美国在遏制日本方面取得了胜利。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陷于孤立。

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被迫放弃一直坚持的海军“对美七成”规模，接受了只有美国60%的份额限制。

在经济上。

20年代美国迎来产业革命，形成了长期经济景气，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柯立芝繁荣”。

而日本经济在一战后重化学工业呈现出对外竞争力软弱的现象，但依靠搭上柯立芝繁荣的便车，日本反而巩固了它在国际贸易中亚太枢纽的地位。

日本从中国和印度买入原料，通过借助引进欧美技术和依靠日本低廉的工资水平迅速发展起来的加工工业（尤其是棉纺业），将生产的大宗消费品出口至欧洲特别是美国市场，这一产业链条的成功固定使美国精英们相信，经济发展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已经成功驯服了充满扩张冲动的日本。

在美国精英看来，他们成功地使日本放弃了日本之前一直使用的武力和强权外交，使日本接受了国际潮流的协商、协调，通过谈判解决外交纠纷的模式，成功将日本纳入华盛顿体系。

美国应该和日本建立起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关系，在共同应付苏联这个北方敌人同时，向日本让渡部分东亚的国际责任，以维持东亚格局的稳定和平衡。

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理解过于自我催眠了。

日本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促进它产生了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

在日本近代以来只认实力的思路指导下，日本国内投资过度膨胀，形成泡沫，而随着产业发展，日本引为竞争优势的廉价生产力，也由于工人工资水平提高也逐渐失去对外竞争力。

低成本优势的消失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不断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待遇，加上不断出台维持经济泡沫以防其破灭的措施，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生活负担加重，国内消费不振，庞大的产能无法内部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