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交往能力比较[1]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基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比较研究肖富群摘要：文章利用对广西阳朔县436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以同龄非独生子女作为比较对象，探讨了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是否会给农村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带来影响这一问题。

研究发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与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差别，其社会交往能力发展是正常的。

关键词：农村； 独生子女； 社会交往； 差别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怎么样？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能力上有没有显著差别？社会经验中的刻板印象往往是，独生子女“不善于与人交往”，“孤僻”，“不合群”。

然而，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却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不如非独生子女。

苏颂兴1997年对上海市916名15-29岁的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不如非独生子女。

（苏颂兴，1997）[1]但是这个结论的科学性值得怀疑，因为作者的资料分析方法存在问题，（风笑天，2000）[2]而且采用的指标也缺乏效度（指标为“害怕被孤立”、“朋友在不同年龄层次上的分布”）。

叶松庆认为大学生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比较弱。

（叶松庆，1998）[3]该结论的客观性不足，因为支撑该结论的不是清楚规范的事实材料，而是一些泛泛的论述。

第二种意见是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和非独生子大体一致，只有些许差别。

陈科文1985年对北京市区和郊区964名4-12岁的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市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合群性上不存在显著差别，郊区独生女与非独生女也不存在显著差别，只是郊区独生子不如非独生子。

（陈科文，1985）[4]白乙拉1992年对呼和浩特市264名5-12岁的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能力上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别，甚至有些方面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强。

（白乙拉，1992）[5]范存仁、万传文等人1994年对西安市787名小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上没有显著差别，但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感强一些，独立性差一些。

（范存仁，万传文，林国彬，荆其诚，1994）[6]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课题组1997年对全国12个城市3173名10-15岁的独生子女的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独生子女的伙伴关系是良好的，只有少数独生子女的人际交往有点问题。

该研究的对象只有独生子女，没有非独生子女，这个结论不是与非独生子女相比较而得出来的，因而判断独生子女伙伴关系好坏的标准存在较强的主观性。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课题组，1997）[7]范丹尼和鲍斯顿两位美国学者对发表在1925-1986年间的115篇关于独生子女的文献进行研究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和适应性方面没有什么差别。

（范丹尼，鲍斯顿，1996）[8]第三种意见是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好于非独生子女。

风笑天在1996年和1998年分别对湖北省5个城市、全国14个城市的中学生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孤独体验更少，社会交往能力更强，（郝玉章，风笑天，1997）[9]而且所有的指标都显示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优于非独生子女。

（风笑天，2000）[10]王晓辉利用同一资料做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发展社会交往能力方面，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拥有更有利的条件。

（王晓辉，2002）[11]景怀斌1997年对广州市的1150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乐群性高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更乐于和善于与人交往。

（景怀斌，1997）[12]就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结论更有利于独生子女。

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两项研究并不能说明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不如非独生子女。

支持第二种意见的五项研究基本上肯定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和非独生子没有根本性的差别，部分对象和指标存在差别并不是根本性的。

支持第三种意见的四项研究都认为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比非独生子女更好。

而且这四项研究做得更规范一些，结论的可信度更强。

综合起来，基本的结论就是，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和非独生子女没有根本差别，甚至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比非独生子女更好。

但是现有的研究至少有两处不足。

一是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城市独生子女，没有涉及到真正的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

在我国，城市和农村几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差别很大。

农村地区的独生子女在社会交往能力发展方面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还没有相关的研究给出答案。

二是上述研究几乎都是通过测量独生子女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来探讨其社会交往能力，或者干脆就没有做出区分，笼统地谈论社会交往。

其实，对于儿童来说，社会交往能力既体现在横向的同辈群体交往上，也体现在纵向的与成人之间的交往上。

测量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应该是多维度的。

上述两处不足正是本文试图改进的地方。

本文试图对社会交往进行多维度的操作，采用更丰富的指标，对农村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做一尝试性的研究，以期回答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是否会给农村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带来影响这一问题，同时也给城市独生子女的相关研究结论以初步的印证和比较。

二、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一）变量及其测量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是否会给农村地区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带来影响。

因此，“是否为独生子女”是自变量，“社会交往能力强弱”是因变量。

本研究的对象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独生子女。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来说，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至少包括两个维度，即横向的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和纵向的与成人之间的交往。

同辈群体通常是同伴和同学。

成人通常是亲戚和老师。

本文主要围绕作为交往对象的同伴、同学、亲戚和老师去选择指标。

与同辈群体交往的指标有：是否合群、是否经常参与伙伴游戏、能否收到同学的生日礼物、与同桌关系好坏、是否经常感到孤独、交朋友能力强弱、好朋友数量。

与亲戚交往的指标有：是否喜欢走亲戚、亲戚对自己的满意度、当年春节拜年次数。

与亲戚交往的指标有：能否举手回答老师提问、老师对自己的印象好坏、能否积极完成老师布置的劳动、有困难是否会找老师帮忙。

（二）资料收集本研究采用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考虑到研究的客观条件不足，我们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阳朔县义务教育阶段的独生子女。

根据多段随机整群的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的抽取没有刻意区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因而调查对象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比例是一种自然分布。

用非独生子女的情况与独生子女的情况作比较，这可以控制两类对象所共同面临的影响其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从而凸现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给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带来的影响。

考虑到小学一、二年级学生难以完成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没有包括着两个年级的学生。

总共发放问卷447份，有效回收问卷436份，有效回收率97.5%。

具体的随机抽样和资料收集做法，请参见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的具体介绍。

（肖富群，2007）[13] 调查样本的基本分布见表1。

表1：样本基本情况分布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合计男 88 124 212女 42 182 224合计 130 306 436三、结果与分析（一）农村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同辈群体交往能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别在与同辈群体交往的各项指标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能收到同学的生日礼物”和“与同桌关系好”两项指标上有较大差别。

能收到同学生日礼物的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要多12.3%，而且卡方检验也显示这种差别是显著的（P=.022<.05）。

同桌关系好的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多8.3%，虽然卡方检验显示这种差别并不显著（P=.078>.05），但已经非常接近显著性水平（P=.05）。

如果不是样本量比较小的原因，通过显著性检验是没有问题的。

但独生子女在这两项指标上是不是真的远不如非独生子女吗？儿童同桌关系的好坏可能与年龄有关，能否收到同学的生日礼物可能与性别有关。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变量控制起来，以分辨这种差别是否真的来自于是否为独生子女。

由于年龄与年级相关，为了便于统计，我们用年级代替年龄来分析。

如表3所示，在控制年龄变量后，两类儿童在“与同桌关系好”指标上的显著差别消失了。

这说明，两类儿童在与同桌关系上的显著差别与是否为独生子女没有关系，这种差别很可能是不同年级中两类儿童的分布比例不同引起的。

同样，在控制性别变量后，两类儿童在“能收到同学的生日礼物”指标上的接近显著的差别也不存在了。

可见，两类儿童在能否收到同学生日礼物上与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没有关系，而与性别有关系，这种差别很可能是两类儿童的性别分布比例不同引起的。

除了上述两项指标，与同辈交往的其他四项分类指标的发生比例都是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子女，但卡方检验显示两类儿童在这四项指标上并没有显著差别。

独生子女的好朋友数量平均也比非独生子女多，但均值的F检验也显示这种差别并不显著。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独生子女在与同辈交往的能力方面与非独生子女不存在显著差别。

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并没有给独生子女发展其同辈交往能力带来显著影响。

（二）农村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与成人交往的能力上不存在显著差别与亲戚交往的三项指标中，“喜欢走亲戚”和“亲戚对自己满意”两项指标的发生比例都是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但是这种发生比例相差并不大，而且卡方检验也显示不存在显著差别。

非独生子女当年春节去亲戚家拜年的次数平均也要比非独生子女多一点，但这种差别非常小，均值的F检验也不显著。

这说明独生子女在与亲戚交往的能力上与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没有给他们发展其同亲戚交往的能力带来大的影响。

在与老师交往的四项指标中，“积极完成老师布置的劳动”的非独生子女要比独生子女多7.6%，非独生子女似乎更积极一些，但和其他几项指标一样，卡方检验显示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并不存在显著差别。

也就是说，没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经历没有给独生子女发展其同老师交往的能力带来显著影响。

（三）部分指标与另一相关研究的比较涉及到独生子女社会交往能力的几项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各自采用的指标不相同,因而结果很难相互比较,也没有办法确定那种结论更客观一些。

本研究对这一缺陷可以做些许弥补。

风笑天在1996年、1998年分别对湖北省5个城市、全国14个城市进行的中学独生子女调查研究中，采用了“与同学关系好坏”、“是否有孤独感”、“能否很快结识新朋友”、“交往能力强弱”和“好朋友数目”等五项指标来测量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能力。

这两次调查研究的结论都一致地认为，无论是样本的百分比还是统计检验的结果，独生子女在所有指标上都一致地表现优于非独生子女。

（风笑天，2000）[14]本研究采用的“与同桌关系好坏”、“是否经常感到孤独”“交朋友能力强弱”和“好朋友数量”这四项指标和风笑天采用的指标是相同或类似的，但是结论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