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作者：夏立君《光明日报》（2015年06月19日13版）《屈子行吟画》（国画）傅抱石《橘颂》（国画）程十发满腔忠贞、满腹委屈的屈原，行吟泽畔，行吟于遍生橘树的楚国，走进一个水汽淋漓的节日，走进民族的情感深处。

从长远来看，民众将情感投向哪个人，并非宣传教育的结果。

他来自浪漫的楚风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开头。

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便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

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

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南方文化发育在远古迟于北方，荆楚曾长期遭受中原文明的歧视与征伐。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

《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

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与现实密切关联。

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

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

屈原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

屈子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汽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

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大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

《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便投江自尽。

屈子死了，楚国亡了。

屈子之悲剧，真是一个最彻底的悲剧！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先秦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

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自言自语，绵绵无尽。

他似乎将我们带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

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他一再被疏被逐，宫阙日远，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他为祖国而生《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

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主要人格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

文化落后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后迅速崛起，雄踞西北，虎视鹰瞵。

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

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楚国比齐国疆域更广更富庶。

“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天下不归秦，则归楚。

可是，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却每每奏效。

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

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

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

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

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

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

一般认为，此时的屈原绝望，遂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春秋战国之诸子百家，早就认可天下必将重新归于一统。

天下重于国家，是诸子的共识。

到战国时，客卿制盛行，纵横家走俏，士子们有空前的活动空间，朝秦暮楚竟无关人的品质评价。

在一个爱国感情相对稀薄的时代，屈原却把自己与祖国紧紧绑在一起。

不断有后人这样发问：凭屈之才能，何国不容？何不弃楚而去？屈原不是不明白，而是做不到。

屈原并非不认可诸子的天下观，但天下即使不是由楚来统一，也至少要长久保存楚国。

作为楚国贵族，世代与国家关联极深，本人一度成为政坛中心人物，他又是一个被楚文化浸润透了的士人。

楚国如为人吞灭，在他是不能接受的。

举目天下，无处能给他安身立命之感。

不是天下不能，是他不能。

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

这是解读屈赋，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情感的基础。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语）没有楚国，亦难见屈原。

楚国，屈原，《离骚》，三者可互印互证。

“楚，大国也。

其亡也，以屈原鸣。

”（韩愈《送盘谷序》）楚国之有屈原，不是偶然的。

各国亡了就亡了，很快便尘埃落定，惟楚国国亡而“魂魄”在。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人在怀王客死之时就喊出这一口号。

六国中为何楚国特别“记仇”？除了战国末天下大势这一主因外，恐怕还应从文化上找原因。

楚国有最鲜明的文化标记。

历史果然应验。

反秦斗争中，楚人最为踊跃，陈涉首事，以“张楚”为号，项梁从民间找到楚怀王孙子重新立为“楚怀王”。

秦最终亡于楚人之手。

新兴汉朝对包括屈原在内的楚人表示了特别的尊重。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收篇于一场白日梦般的飞升远游。

这类似庄子的《逍遥游》。

可是当屈原从天界一瞥见故乡，在天界的快乐便不复存在，只有故乡，只有魂牵梦萦的故乡。

庄子以《逍遥游》完成想象中对现实的超越，屈原却总是重重地坠落在地。

从天空坠落，是屈赋楚辞中一再出现的意象。

屈原那里有中国最早最沉重的乡愁。

屈原之乡，不是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而是苍茫的遍生橘树的楚国。

从《橘颂》到《怀沙》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橘颂》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

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怀沙》屈子的人生，从明媚《橘颂》欢快出发，至黑暗《怀沙》痛苦而止。

屈赋楚辞，除《橘颂》《国殇》等数章外，大多篇什皆示人以众芳芜秽、日暮途穷的强烈意象，《怀沙》则是无路可走后的绝命词。

屈原对死有长久的预谋，死之意愿贯穿于疏远流放全过程。

“明告君子”中的君子指商代投水自尽的彭咸，在《离骚》等作品中屈原先后七次郑重述及这位古贤。

屈子是作为自觉的牺牲者，走上祭坛的。

《橘颂》被视为屈原最早作品。

正当青春的屈原，受到与他同样年轻的怀王重用。

屈原以遍生楚国凌冬不凋的橘树自喻，扎根祖国，放眼天下，有强烈的使命感自豪感。

《橘颂》表明，屈子是个一赤子。

赤子面临相对单纯局面时会如鱼得水，能按他既有的人格结构勇猛精进。

当局面复杂化，却仍以既有的赤子人格应对，则必会陷入困境、绝境。

屈原此后的人生正是如此。

他把赤子人格坚持到人生终点。

《橘颂》已显露屈原好修求美、自高自贤端倪。

屈原有执着的“美政”理想，希望辅佐楚王成为尧舜般的圣王。

《离骚》开篇即赞美自己的出身和生辰，接着一再申述对美质修能的不懈追求。

他的根本愿望，就是为怀王、为楚国尽力，并能确立个人“修名”。

注重修身、以道自任、自高自贤，中国早期士人已形成此共性。

先秦诸子皆有此气象，只是程度、风貌各不相同。

这正是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令千古唏嘘的特征。

屈原正具此气象。

《离骚》开篇，介绍完自己后即豪迈地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王者师的气度十足。

屈原要救国，但个人并无救国力量。

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

屈原的“恋君情结”是强烈的，君却不恋他。

屈赋中处处交织着对怀王极恋又深怨之情。

忠君如用情的屈原，所向往的君臣关系类似于亲密无间的“情人”关系。

忠君是他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

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

人最强烈的感情是爱情，虽未必能持久。

当某种感情达到一定强度时，亦会呈现“疑似爱情”状态。

屈赋中屈原反复开始他上天下地“求女”征程，无不以失望失败告终。

但是，屈原却将自己的“单相思”义无反顾地进行到底。

屈原既把自己想象为美人，也把怀王想象成美人，屈原不但是“弃妇”，也是为美人所弃的“弃夫”，两种想象实无不同。

忧患极深、心事绝大的“失意臣子”屈原，就这样把浩瀚无际的诗意、至微至巨的意象与匪夷所思的“疑似爱情”融会在了一起。

真真难煞了一代又一代“解骚”者。

屈原的“求女”意象每为后代文人效法，以婢妾心态对君王却绝非屈原发明。

只要存在绝对权力，产生婢妾心态就毫不奇怪。

当代有些学者，以现代心理学、病理学解读屈原，时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发明。

但不把屈原放在楚国、放在那个时代，只就屈赋中的一鳞半爪，就得出屈原是恋物癖、同性恋、双性恋、易装癖、精神病患者等结论，实在比《离骚》更具想象力。

屈原长期身处逆境，备受磨难，身心俱疲，丧失健康，时常陷入病痛或神思恍惚状态，是可以肯定的，其文之恣肆、迷狂、瑰异风貌应当与之相关。

但屈子坚贞人格始终未曾分裂崩溃，心智未曾瞀乱失序。

屈赋为证。

《怀沙》表明，屈原投水之前，彻底绝望，同时高度清醒。

他之从容就死，最后就剩下捍卫人格、殉道殉国这种作用了。

屈子之死是屈原经营最久用情最深的一首诗。

葬自己于祖国水土，赤子屈原最终只能做此事了。

屈原人格的彻底性与悲剧的深刻性相一致。

他是一面镜子自汉代始，读骚解屈即就被士林视为高品位精神活动。

可是，解屈常常伴随曲解。

《离骚》就像供给中国士人的一坛烈酒，有人痛饮，有人浅尝，有人不屑，有人干脆将这坛酒一脚踢翻。

汉武帝令淮南王刘安编撰《离骚传》。

“旦受诏，日食时上。

”（《汉书·淮南王传》）可见刘安早就将《离骚》烂熟于心。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刘安所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司马迁进一步评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刘安、司马迁是最早对屈原作出高度评价的人。

此后，历代文人、非文人围绕屈原，或褒或贬，或爱或恶，对垒分明。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东汉的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

中年后奉诏修史，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对屈原从人格到作品全面否定，在《离骚序》等文中指责屈原“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不合儒家“法度”。

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东汉末王逸作《楚辞章句》，对后世影响甚大。

与班固相反，王逸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

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

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

”“天问”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

重要的是，他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

《天问》正是昊天之下却“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班、王观点虽相反，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

班固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

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

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

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