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研究
能源安全内涵外延变化及其应对：回顾与启示
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治理体系等发生深刻变化，影响能源安全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时有发生，确保能源安全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本文讨论能源安全的起源、内涵和外延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采取的主要对策，供有关研究和决策参考。
一、重大事件促进能源安全内涵延伸能源安全发端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其内涵是以可支付的价钱获得充足可靠的能源供应。
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启能源安全1.0阶段。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8年底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下降并导致供应短缺。
1980年9月22日开始、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诱发第二次石油危机：伊朗石油出口减少、伊拉克几乎停止石油出口，油价自1979年初开始暴涨。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国家造成巨大冲击。
为应对石油危机，国际能源署应运而生。
1974年，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召开国际能源会议，制定“国际能源计划”；11月签署计划的16个经合组织成员国成立国际能源署（IEA），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包括推动成员国间开展能源合作，调整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增加石油供应能力，共同采取缩减石油需求措施，建立石油供应危机时的石油消费分享制度，提供市场情报，改善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关系，联合开展能源研发活动等，并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储备相当于90天净进口量的石油。
以适度成本获取能源、特别是石油的足量供给。
提到能源价格的协同和统一，不能不说到另外一个国际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
1960年9月14日，欧佩克（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缩写的音译）成立，1962年11月6日在联合国秘书处备案成为国际组织，以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石油政策。
欧佩克的决定对国际油价影响相当大。
欧洲和中国的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对比
欧洲和中国的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对比在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被广泛视为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关键方案。
欧洲和中国作为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都在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本文将对欧洲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进行比较和对比。
一、能源结构的差异欧洲国家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也是其能源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
欧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项目，各国普遍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和法规措施，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相比之下，中国在能源结构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相对较低，仍然依赖于传统能源如煤炭和石油。
二、能源政策的比较欧洲多国都采取了明确的能源政策，旨在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欧盟设定了一系列的能源目标，如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占比将达到32%。
各国家也纷纷出台具体实施措施，如德国的“能源转型”政策和丹麦的风力发电政策等。
相比之下，中国在能源政策层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尚未制定出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
三、发展规模的对比欧洲作为发达地区，其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相当成熟。
据统计，欧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能发电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风力发电方面，丹麦、德国等国家拥有庞大的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太阳能发电方面，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太阳能电板安装量也非常庞大。
与此相比，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还有待扩大和提高。
四、技术创新的比较欧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
丹麦在风力发电技术方面名列前茅，其研发出的大型风力涡轮机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德国则在太阳能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高效太阳能电池板研发技术进展迅速。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但目前仍面临技术突破和创新的挑战。
五、国际合作的对比欧洲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欧洲能源协会等组织。
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
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能源消耗方式，气候变化将不可逆转地改变我们的世界。
” -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是当今全球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迫切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以保护我们的地球和未来的世代。
问题的背景1. 气候变化：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是由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引起的，其中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
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来自燃烧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和天然气。
这些气体在大气中形成温室效应，导致地球温度上升，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增加。
2. 能源问题：保障发展与环境的平衡能源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基础。
然而，目前我们主要依赖于化石燃料来满足能源需求，而这些化石燃料的使用不仅导致了气候变化，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费。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可持续的能源替代方案，以平衡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影响1. 温度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全球气温的不断上升是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之一。
据科学家的研究，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地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0.8℃。
这个看似微小的变化，却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温度上升引发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如干旱、洪水和飓风。
这些天气灾害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2. 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导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冰川是地球上淡水资源的重要储存和调节器。
然而，由于气温上升，全球的冰川不断融化，不仅导致了水资源的减少，还加速了海水的上升。
海平面上升对低洼地区的海岸线和岛屿构成了威胁，可能导致海岸侵蚀和沿海城市的淹没。
3.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气候变化也对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些物种无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变化，导致物种灭绝或迁移。
这将打破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对其他生物造成连锁反应。
《巴黎协定》中国扮演重要角色 新能源行业蓄势待发
《巴黎协定》中国扮演重要角色新能源行业蓄势待发联合国透露，有超过130个国家确认将于4月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在气候问题上多年“博弈”后产生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
当时，中国对推动《巴黎协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业界认为，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元凶”。
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排放第一大国，又在随后相继成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二氧化碳排总量第一大国，人均排放超过了欧盟，煤炭等高耗能产品消费量均超过世界一半。
可以说，中国的环境治理工作对全球气候变化意义深远。
受《巴黎协定》利好，我国新能源行业蓄势待发。
能源+环境危机新能源备受政策关照新能源是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指的是传统能源之外的、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形式，包含光伏、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核电与新能源汽车等。
与传统能源(煤炭与石油)相比，新能源具有环保和可再生的优势。
在环保问题上，火力发电造成的环境污染正饱受诟病，亟待用清洁能源降低火电比例，从而降低污染;可再生方面，传统能源日渐枯竭，我国的煤炭的储采比呈逐年下降趋势，由2007年的45年下降至2013年的31年，天然气的储采整体呈下降趋势，2013年为28年，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在此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战略刻不容缓。
近年，我国积极出台的多项政策体现出了国家加调整能源结构，发展绿色经济的坚定决心。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坚持发展非化石能源与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并举，要大幅增加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消费比重。
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
此外，还有《新能源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关于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车船车船税政策的通知》与《关于完善城市公交车成品油价格补助政策的通知》等政策文件，旨在削弱传统能源市场，激发新能源行业活力。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突出，碳中和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议题。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
本文旨在探讨在碳中和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中国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本文将回顾碳中和的概念和意义，阐述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然后，分析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形势和挑战，包括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认识、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情况以及治理能力等方面的不足。
接着，探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方面的实践和经验。
提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包括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政策法规、创新技术和模式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本文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认识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性和责任，同时也能够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现状与挑战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着诸多现状和挑战。
全球气候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已经超出了许多国家的应对能力，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也在不断增加。
这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潜在威胁。
全球气候治理的进展仍然远远不足以应对气候危机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尽管国际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如签署《巴黎协定》等，但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不足以及执行不力等问题仍然存在。
一些国家在推动气候变化议程方面缺乏必要的政治意愿和经济支持，这也限制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推进。
在面临这些挑战的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采取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路径。
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合作，还在国内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欧盟国际经济非对称依存问题探讨
中国与欧盟国际经济非对称依存问题探讨中国与欧盟国际经济非对称依存现状（一）从出口依存度透视外贸依存关系考量中国与欧盟以及各国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达到某种程度的依存，可以通过a国出口到b国的产值对a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存度关系式来求得，即出口依存度，用exa 表示。
（1）（2）中国与欧盟贸易依存度相差悬殊，中欧贸易依存度存在明显非对称。
而且这种非对称主要体现在中国对欧盟的依存程度上。
但是，具体研究欧盟各成员国，形成了和整个欧盟完全不同的依存效应与非对称性。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与欧盟各国的贸易关系主要集中的国家是：波兰、比利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英国、荷兰、德国。
其他国家的外贸依存关系不明显。
相对中国对欧盟各成员国出口依存度影响程度的分散化，欧盟各成员国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更加集中。
这27个国家出口依存度都集中在显性依存关系这一级。
其中这种程度最深的国家包括马耳他、爱尔兰、比利时、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德国等国。
（二）从依存对称度角度解释外贸依存非对称性（3）（4）βs=βsab=βsba= （5）2011年中欧贸易依存对称度为0.45，存在较强的非对称依存。
中国对欧盟贸易依存度高，欧盟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较低。
而欧盟各成员国脱离了这个庞大的整体之后的gdp的值均小于中国的gdp，所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远小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即eab<eba（见表2）。
βs为中国、欧盟某成员国两国的贸易依存对称度，并且有0<βs<1。
欧盟将近七成的成员国对中国存在强非对称依存关系（βs值在[0，0.1））。
其中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几乎接近0，和中国的外贸依存呈完全非对称。
荷兰、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这些欧盟国家与中国的贸依存非对称性相对较弱。
统考版2025届高考政治二轮专项分层特训卷第一部分专题检测提升卷08当代国际社会
专题卷08 当代国际社会A卷心平气和研真题(研真题就是与命题专家对话，可以把握命题的思路、特点和规律，弄清考情考向)一、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1．[2024·全国乙卷]截至2024年6月，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建立农业合作区并派遣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推广农业技术1000多项，带动项目区农作物平均增产30%～60%，超过150万农户从中受益。
中国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科技沟通，是因为( )①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关系到世界的稳定和旺盛③中国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平安问题上负有干脆责任④中国外交长期致力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消退发展赤字A．①②B．①③C．②④D．③④2．[2024·广东卷]近年来，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一道，不断拓展合作新空间。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等多边合作平台扎根落地，合作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上述平台的运行( )①加快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②旨在加强反恐合作，维护地区平安与稳定③促进了中国与中亚的商贸往来与司法合作④推动了成员国之间的沟通互鉴和成果共享A．①②B．①④C．②③D．③④3．[2024·江苏卷]《里斯本条约》规定，欧盟的任何举措都不能影响成员国的权利，涉及欧盟的重大决议须要由政府间机构和成员国来制定。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委员会推动能源自主和绿色转型的努力一方面受到“美国优先”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成员国不同的能源结构、内部政策分歧等因素的影响，欧盟的共同能源和气候政策呈现出冲突性的特征。
材料说明( )A．国际组织参加国际事务受诸多因素制约而有局限性B．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世界发展的前提条件C．国际组织可以促进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D．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保障4．[2024·浙江6月卷]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年多来，全球能源与粮食供需结构受到严峻冲击。
浅谈我国能源安全现状和对策1
浅谈我国能源安全现状和对策摘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加上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人口,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能源需求增大，能源的利用问题就会产生，根据能源安全的基本内涵及发展过程，从世界能源分布现状分析我国能源安全现状，如何利用并合理开发，提出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对策。
关键词：能源安全；对策；环境；污染前言：当今世界，能源安全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不断上涨。
随着而来的就是能源带来的问题，所以应尽早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存在和潜在的危险。
一、能源安全基本内涵及发展过程19世纪末，煤炭代替薪柴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石油代替煤炭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
国家能源安全概念包括两方面的含义：①经济安全性，是指通过维持能源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相互均衡的状态，在保障能源稳定供给的前提下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正常需求。
②能源使用的安全性，即能源的消费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构成任何威胁。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能源安全首先以“石油危机”的形式出现。
20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主导此前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次性能源主要是分布广泛，储藏丰富的煤炭资源，而且欧洲工业化先导国处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所以国家能源安全的问题还没有被明确提出。
20世纪七十年代初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短缺和油价暴涨，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对西方工业国打击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需求的速度不断上涨，1978—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量由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4.6亿吨标准煤，增长了4.3倍。
[1]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西方发达国家于1947年成立了国际能源组织（IEA），第一次正式提出国家能源安全概念。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认识到了资源安全供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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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研究2008-6-4查塔姆(Chatham) 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注：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作为一家独立机构，一贯致力于促进国际问题的严谨研究，但不发表其自身意见。
本出版物中所发表的意见由“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项目团队负责，并行使其自身职责，并不一定反映本工作的多个参与机构或主办方的观点。
?关于此项目本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来自于查塔姆研究所、CASS、ERI、E3G 和IDDRI 以及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所进行的20 多项独立研究。
以下人士为本报告作出了重要贡献：Bernice Lee、Antony Froggatt、Nick Mabey、Jason Switzer、Richard Tarasofsky、Beverley Darkin、Rebecca Jackson、Jun Li、Jennifer Morgan 和Yiping Zhu。
潘家华、姜克隽、John Mitchell、Jim Watson、Günter Heiduk、Karl Hallding 和Trineesh Biswas 为初稿提供了广泛的评论意见。
“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项目”，是欧洲和中国的研究机构开展的一个独立先导性项目，旨在促进对中国-欧盟的相互依存性的理解，以及有关双方在能源和气候安全问题上展开的合作潜力。
此先导项目课题的指导委员会由来自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E3G（第三代环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中国能源研究所(ERI)、气候影响研究波茨坦研究所(PIK) 以及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 的多位代表组成。
本项目获得了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开放社会基金会、英国国际开发司和瑞典外交部的鼎力支持。
执行摘要当前，能源和气候安全问题正推动着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而我们正处于这场革命的风口浪尖上。
为了应对这样的新局面，决策者和企业领导者纷纷调整贸易、融资和生产规划的各项策略。
然而促使他们调整其决策的真正考量是向低碳前景转型所带来的潜在经济与政治利益——而不是所付出的代价。
中国与欧盟约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30%；而两者的温室气体排放也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30%。
中国与欧盟之间具有共同利益，这为今后25 年双方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深化合作奠定了基础。
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作为全球发展最为迅猛的经济体，二者经济力量的联合将会创造前所未有的良机，由此产生的规模效益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气候友好型产品与服务的成本。
通过携手合作，中国和欧盟就会真正成为全球向低碳转型的原动力。
常规(BAU) 做法已经不再可行。
据国际能源署(IEA) 预测，到2030 年，全球能源消费将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55% 以上，而能源的需求和消费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的迹象。
过去8 年期间，石油价格上涨了 5 倍，2007 年10 月的价格更是达到了1979 年以来的历史高位（以不变价格计算）。
廉价化石燃料的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了。
而在等待全球石油生产达到最大生产能力之前，全世界将面临至少20 年之久的液体燃料严重短缺。
对供给不足的担忧使大量资金投向非常规化石燃料能源的开发，并且由此导致巨大的能源成本以及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气候变化的预计影响令人担忧，它同时凸显了决策者和民众所面临的一系列风险、无奈和抉择。
据《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估计，可避免的由不作为而产生的成本估计会占到全球年均GDP 的5% ~20%。
常规情景分析预测，到本世纪末会出现极端温度，气温将升高4–7 oC。
由于气候感应性比先前预计到的更为严重，决策者们应担负起制定风险管理对策的责任，以便尽可能将温度升高概率范围控制在2oC 以内。
换言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在今后20 年中达到峰值，到2050 年减少50% 以上。
对于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大约在本世纪中叶实质上发展成为无碳经济，而像中国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则应在本世纪末之前向这个方向迈进。
中国所做的选择举足轻重。
中国当前就其基础设施需求和消费模式而做出的决定，将对全球范围内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已有成果、以及将可行的减排速度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等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005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9%，预计到2030 年将达到约27%。
初步估计2006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8%，从而位居二氧化碳排放国名单之首。
然而，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尚不足欧盟人均值的1/3 以及美国人均值的1/6。
在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会议上所阐明的中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实现创新型经济的战略抱负，与低碳经济转型的理念是一致的。
注重发展和采用先进的气候技术，与中国致力于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其地位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近期的研究显示，2002 年中国对美国每1000 美元出口额中仅获利386 美元。
确保中国从大比重的低碳经济中获益，对于应对其国内排放量增长至关重要，并将激励中国在2012 年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与欧盟需要合作？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休戚相关、紧密联系。
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外国直接投资(FDI) 和服务产业的提供方。
中国日益成为欧盟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双边贸易逆差越来越多地登上报刊头条，但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中国制造”的产品价值增值中，绝大部分都由欧洲公司获得。
从中国进口的鞋品价值的50%~80% 都返还给了负责设计和销售的欧洲公司。
由于在一体化的跨国生产供应链中，零部件往往在一国制造，然后运至其他国家进行成品组装。
这为辨别谁是产品真正的经济利益获得者，以及对裁判谁应该为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承担责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
对于欧盟公司而言，在中国进行投资利用较低的成本投入，有助于保持良好的竞争力。
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对欧洲消费者则意味着较低的价格。
中国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也在与日俱增，2003 年为8%，而欧洲资本在其他国家的平均回报率为6%。
从更长期来看，随着欧洲劳动力总数的缩减，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据估计，如果中国不能保持其快速的经济发展，欧洲的工资水平在未来30 年内将降低16%~40%。
中国与欧盟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预计到2030 年，二者80% 的石油供给都将依赖进口。
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将迫使资本投向政治上不稳定与敏感的地区，改变着中亚、中东以及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
因此，确保资源丰富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供给对中国和欧盟地区都关系重大。
同时，双方还需控制气候变化对食品、水质和人类安全产生的消极影响，其涉及范围将远远超出双方的边界，触及中亚、东非等战略利益受到双方高度关注的地区。
这两大经济体都亟需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并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努力降低过度开采重要资源造成的资源冲突风险和危难迁徙。
此外，中国与欧盟都希望通过提高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资源来加强能源安全，为此制定了十分相近、又都任重而道远的能源政策。
据估计，到2012 年欧盟可能会购买中国碳排放权信用交易额(carbon credit) 的77%，以帮助实现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作出的减排承诺。
对于中国和欧盟而言，充分利用双方相互依存的机会势在必行，以此来获得实现双赢的解决办法，不仅能够为国家赢得经济利益，同时还可以生产共享的能源和气候安全公共产品。
此合作的推动力来自双方共同的机遇，以及双边贸易所伴生的对共同承担碳排放责任的认识。
评估显示，中国超过4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在生产出口产品时产生的。
欧洲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时，需要避免不务实的政治言论，这些言论只会助长人们由于对中国竞争力不切实际的恐惧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诸如此类的民粹（民族保护）主义将破坏欧洲民众对中欧合作的支持，而这种合作是长期保护其能源和气候安全所必不可少的。
中国市场的规模及其相应的清洁能源需求，为促进最新的清洁能源技术成熟和普及提供了一条最为快捷的通道。
中国和欧盟两个经济体的力量之和能够大幅降低低碳技术和气候适应手段的成本，并向欠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提供这些技术和手段。
欧盟对加强与中国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合作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欧盟已经确立了引领全球的成熟目标。
避免锁定碳密集型投资在今后25 年中，全球能源供应基础建设投资需求高达22 万亿美元，仅中国就需要3.7 万亿美元。
投资的种类将对一个发展阶段的能源利用模式和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电力行业对煤炭的依赖众所周知，其飞速的发展也令人瞩目。
据估计，到2030 年，中国新建电站发电能力为1260 吉瓦（GW），其中70% 为燃煤发电。
而鲜为人知的是，同期欧洲也将新增发电能力为850 吉瓦（GW）的发电站，以取代老电厂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
两个地区都有责任确保计划投建的发电站不会使全球陷入面临高碳排放的前景。
用传统技术建设这些发电设施不仅会马上增加排放量，同时也降低了将来向更洁净能源方向转型的机会。
而一种替代方案是引进现有的先进技术（如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并迅速加以实施。
虽然迅速扩大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范围将促使价格上涨，但欧洲和中国可以通过努力突破供应链瓶颈并建立整合的供应链，从而为超常规的扩大供应与降低成本提供支持。
即使这些项目上马，中国仍将增加煤炭消费量。
加强欧盟与中国的合作，可以降低整个煤炭燃料循环中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包括提高从煤炭开采到电力或热能的利用效率。
欧洲还应在碳捕获和储存(CCS) 技术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建立起真正同舟共济的伙伴关系，以加速这一技术在中国和欧洲的商业化进程。
中国的建筑行业正处于大规模发展阶段，从现在起到2020 年，新建房屋的数量将等同于目前欧盟15 国住宅保有量的总和。
中国现行的建筑节能规范如果得以有效执行，将能产生巨大的能效收益。
而通过引进欧盟的最先进建设技术，将会节约更多的资源。
同样，欧盟即将启动的执行最佳使用做法也将带来显著的改进，估计可以实现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节约超过20% 的能源。
欧盟和中国可以共同努力，广泛拓展现行“准零能耗”住房建设技术，并在此行业内合作开发出能效更高和成本更低的技术。
在中国和欧盟，用于交通运输的燃料消费增长速度不断加快，在中期将超过所有其他资源所产生的排放的递增速度。
需求增大兼之以本国资源减少将促使人们考虑如何进一步减少石油消费。
中国汽车中有80% 是合资企业制造的，很多合资伙伴来自欧盟国家，因此双方有机会合作，在巨大的联合市场上共同推出更高的排放标准。
同样，在低碳和可持续液态运输燃料的研究方面，也存在共同开发和利用的机遇——例如围绕新一代生物燃料进行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