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
历史上的“官商”：古代经济简史与经济学分析
历史上的“官商”：古代经济简史与经济学分析♣邓宏图（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300071）【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古代社会“官商合一”制度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实源于赋税之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意义。
古代政府用“行政效率”替代“经济效率”并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因而在政策选择上，用“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取代“民间自由经商”的制度安排，其目在于巩固皇权的权力基础，解决财政危机。
此外，古代中国社会“重农抑商”政策是“官商合一”的制度安排在土地私有制下的逻辑的自然延伸。
因此，对传统中国社会而言，“官商合一”和“重农抑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并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
【关键词】官商官商合一重农抑商经济效率行政效率比较交易效率本文试图作一个尝试，即从经济史料中归纳出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见解”（或“结论”）：在中古世纪，几乎在世界每一角落，只要有政府或者行政权的地方，“官”与“商”总是合一的。
人们把它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来接受，“因为历史就是这样”，这就是答案！但是，是“官”（或者说“行政权”）决定了“官商合一”的历史事实呢，还是“商”即商业活动本身决定了“官商合一”这样一个铁的历史呢？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早有讨论，经济学界则缄默不语。
在史学界，有人认为民间产业（即商业）独立政府之外，动摇国家政权基础，因而，国家只有打击它（即“抑商”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笔者注）（李金玉，1999；范忠信、秦惠民、赵晓耕，1996）1。
但是，为什么民间商业活动动摇了国家政权？仅仅因为它具有独立性的产业特点吗？这种分析并未给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而当我们注意到汉文帝实施的恰恰是鼓励民间商业活动的政策时，这个见解就很令人怀疑了2。
还有学者认为，农业地租是国家税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控制内乱，国家只有“重农抑商”，并由此推出“重农抑商”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胡鸣唤，1997）3。
这一观点已经注意到国家税收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本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历史的“真相”。
专题一古今财政体制的博弈
本章复习思考题：
1．通过本章的学习，你认为目前中国的
改革中是应该赋予地方更多的财权，还 是应该更多地集权于中央？为什么？
2．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在改革过程中
如何冲破权力大于法制的文化束缚？
一、举债为生的北洋财政
二、南京政府从整理走向崩溃的财政
第八节 变革频仍的历史足迹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
阶段（1950－1979年） 第二阶段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分 灶吃饭阶段（1980－1993年）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1月1日起进入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税制阶段。
4. 唐前期的财政体制由中央、州、县三级构成，国 家税收由中央统收统支，地方政府依法征税、纳 税、输税。
先集权后分权的唐代财政
二、后期的分权管理 原因：有两个 ① 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被迫赋予地方节度使税收征 收和财力调度的权力； ② 中央因战费开支骤增和战时收入锐减出现严重财 政危机，朝廷财权下移。 结果：出现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 表现：中央与地方围绕“两税”的博弈 ① 藩镇变相减少两税上供额 ② 藩镇挪用和截留两税上供额 ③ 藩镇变相夺取中央税 ④ 藩镇擅自税外加征
二、严格的监督制度 – 岁终上计和钩考理算 三、行省的调节作用 – 以行省为单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七三”分 成制。
第五节 略有分权的明代财政
一、上解中央的起运 – 中央财政的仓库有四类：户部太仓、御用库、运河 沿岸的仓库、诸部等仓库。 二、地方财政的留存 – 地方存留钱粮包括夏税秋粮、户口盐钞、钞关船料、 赃罸等收入。留存之外尚有“羡余”。 三、布政司的承上启下作用 – 调度和督促府州县赋税征解 – 对府州县地方财政进行监管 – 小范围内调剂赋额，均平徭役 – 管理国库仓储 – 帮助督抚筹措赈灾、修城、水利等大宗经费。
商道与政道的相通互斥
商道与政道的相通互斥作者：曾勋来源：《廉政瞭望》2017年第03期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政商身份并非不能逾越，但两道有各自的伦理原则。
商人利用财富勾结权力寻求政治保护伞，政客利用权力去做商人追逐私利的勾当，才是最值得警惕和防范的问题。
历史上，有的商人入仕成就了一番伟业，也不乏风光一时，最后自蹈险地死于政治的。
在那些商贾或鲜亮或阴郁或血腥的命运背后，是商道与政道的若即若离、暧昧不清。
政治和商业，时而相辅相成，时而针锋相对，它们在博弈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分合格局中摇摆的政商两道梳理历史，元代之前，商人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饱受政治压迫，只有在春秋战国或诸侯、藩镇割据的间隙，才有出头之日。
尽管在《礼记·王制》中就有工商“出乡不与士齿”的说法，《周礼·地官》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经商。
但彼时的《礼记》与《周礼》思想，尚属于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思潮中的一支，并未成气候。
当四分五裂的世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时，每个分裂的小团体都想脱颖而出，成为最后那个吞并其他团体的大鱼。
每一个团体仿佛一家公司，而国王或诸侯就好比公司的CEO。
商业上讲的利益至上、谋略权术，乃至市井中引车卖浆时的忽悠术，活生生地移植到治国与游说上来，几乎都不会产生“排异”反应。
因此，吕不韦、范蠡在商道与政道之间游刃有余地游走，如鱼得水。
战国时期的“商祖”白圭，早年在魏国为相，后游离到秦国，正值商鞅变法之时，白圭反对重农抑商的政策，没有在秦做官。
几番思索，对政治产生了厌恶，于是弃政从商，终成颇具经营思想的大商人，还广收门徒，传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理念。
他跟吕不韦相逆的人生道路，说明当时商政的通道，可以无缝对接。
秦灭六国大一统之后，商政两道自然狂野的融合状态，戛然而止。
当初，列国的政治目的，是通过竞争以达强盛；一当中央集权的皇权确立，政治目的即嬗变为对既定秩序的禁锢，以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
而一当皇权瓦解，政权分裂，商人的政治地位便提升，又反刍出一个“小春秋战国”。
浩荡两千年：政商博弈史
纳 出了非 常具 备 中 国特 色 的 工商 “ 经典
困境 ” ： 其一， 国有 资本 与 民 营资 本 “ 河 楚 汉 界 ’， ’ 前者 垄 断上 游 的 资 源 型 产业 ，
立 军 爵 制 度 ， 杀 敌 多 少 来计 算 ， 底 以 彻
抹 杀了贵 族 与贱 民的 界 限 ， 是 打 破 贵 这 族制 度 的进步 ， 惩罚措 施也 是极其 但
前 ７ 纪 一１６ 年 ）帮 他 找 到 了答 案 ， 世 ８９ ）
这 也 是 作 者 吴 晓 波 继 （ 荡 三十 年 》、 （ 激
跌 荡 一 百 年 之 后 ，“ 中国 企 业 史 三
管制的倒退
每 当 经 济 出现 重 大 危 机 时 ， 会 必
的前 提 之 下， 因此 ， 权 对 人 民财 产 的 政 剥 夺 带 有 不 容置 疑 的正 当性 。
浩荡两千年 ： 政商博弈史
中国商 八 、 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 对立？
文 ／ 本刊记 者 马小 琳
入 ， 增 强管 制 经 济 的 能 力 。 对 后 世 并 这 政 权 产 生了 巨大 且 根 本Ｊ ｌ 生的影 响 。 进 入 战 国 ， 完 成 秦朝 霸业 ， 有 为 便 了 “ 鞅 变法 ” 商鞅 通过 农耕、 战 商 。 军 和 中央 集 权 三大 措 施 ， 秦 国变成 了一 把 个 战 争 机 器 。 耕 ， 是 让 农 民都 去 种 农 就 地 ， 禁 商 人 贩 卖 粮 食 ， 时禁 止 农 民 严 同 购 买 粮 食 ， 坚 持 重 税 负 ，“ 农 之 征 并 不 必 多 ， 利 之 租 必 重 ”。 战 ， 是 建 市 军 就 美 国 的 著 名 中 国 问题 观 察 家 费 正 清 曾发 出疑 问： 个 西 方 人对 于 全 部 中 一 国历史 所要 问的 最 迫切 的 问题 之一 是 ， 中 国商 人 阶 级 为什 么不 能 摆 脱 对 官 场 的 依 赖 ， 建 立 一 支 工 业 的 或 经 营 企 而
30年政商关系演变简析(职场经验)
30年政商关系演变简析(职场经验)允许博弈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在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博弈是要有底线”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
那一年，张宏伟做了城里人鄙夷的“黑包工”，成为夹缝中求生的“叛逆者”。
15年后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是年，张宏伟成为首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民营企业家之一。
参政议政权利的赋予，使得中国的商人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政治地位，也成为拥有一定政策参与权的“博弈者”。
改革开放30年，本质上是一个政府调整与市场、与企业关系的过程，或者说政商关系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调整的过程。
而1993年，无疑是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年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定，令改革开放从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放松，演变为自下而上的民间活力大爆发。
令经济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垄断，逐步让位于民间市场主体参与的多方博弈。
张宏伟们，从地位卑微的“叛逆者”到开始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博弈者”，是政商关系演变的历史进步。
但是，即使博弈时代开启，旧体制形成的印记依然明显。
同在1993年，一个叫做沈太福的私人老板因涉嫌非法集资被捕，一年后人头落地，罪名是“贪污、行贿”。
时至今日，依然有识者认为沈太福罪实不符、罪不至死。
沈太福的存在，不过是在中国合理不合法的民间金融现象的一个极端标本。
只是，和已经登堂入室的张宏伟们相比，沈太福没有博弈的力量和机会。
直到2004年，悲剧仍在上演。
戴国芳，一个钢铁业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因为一个宏大的产业梦想，撞上了宏观调控的枪口，再次成为博弈失败的历史标本。
30年改革的成功，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成功”——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转折年代的企业家陈东升认为。
但是展望后30年，它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成功的最大挑战，而迹象其实早已出现。
近几年，“再国有化”成为学者们开始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政商关系的正向演进随着政府、国企势力的强大，似有回潮的趋势。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大金融战(推荐)丨深度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大金融战(推荐)丨深度2014-01-19 中国经济网百年股坛风云，追根溯源自要从晚清说起。
清末股市有过两次大场面。
表现各有不同，可内在成因却是一样。
简单说八个字：官府设局，秒杀市场。
一、轮船招商局以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故事为例。
开始朝廷是想官办招商模式(官府出20万两，余款向社会招股，凑百万两资本，然后经营等都由官办，对社会股民每年许以一分股息红利，实际不像股票，而像变相商业储蓄或政府公债)。
没人上当，只好官银19万两唱独角戏，不到半年亏掉了将近5万两。
为什么会亏，商业竞争，本钱不足还在其次，最关键是负责经营的官人。
大清公务员玩权力寻租那个个都是一把好手，但让他们办企业，搞经营，即便手握漕粮航运等专营权，业务上也还是一头雾水，更大的漏洞是官人身在企业，行为模式却仍是过去衙门里那套。
随意支取企业公款那是家常便饭。
这种搞法，企业自然不行。
怎么办？只好老实招商募股，走市场化道路。
商人带着资金和经验强势插入，股董们真正担负起企业管理经营各方面。
答题模式对了，效果当然好。
两位最大股董唐廷枢，徐润商人出身，经营能力没问题，同时又有专营权在手，轮招局顺理成章上轨道。
到1882年，票面100两的原始股，已经升值到了260两，转年3月，配发新股，面值100两新股，4月初就升到了146两。
形势大好之际，官府那颗心又开始悸动。
点解？中央极权型的朝廷，骨子里是排斥一切体制外力量滋生的(即便是红顶商人，官府的合作者也不例外)。
此刻轮招局市值，按股份比较，官股28%，商股72%。
如何国进民退，白吃商股呢？上技术的时刻到了。
对商人而言，手上生意多，摊子铺得大，资金链是命门所在。
拿轮招局副总徐润来说。
本身是上海滩地产大亨，坐拥3千多亩土地，1882年上海又一轮新勘界运动，推动地产楼市热潮。
徐总的地丰房产看好市场前景，向钱庄和洋行融资220多万两，陆续开发手头土地。
到1883年初，地丰在建楼盘的潜在市值就已经升水到了350万两。
两千年的中国商业史给我的心灵震撼
两千年的中国商业史给我的心灵震撼两千年的中国商业史给我的心灵震撼——吴晓波《浩荡两千年》读后感作者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具有中国商业史意义的著作，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忍不住花个晚上整理下读后的心灵震撼。
以前从来没有站在如此长的历史视野和如此高的社会维度来思考中国政治和中国商业紧密发展的历史。
读完这部著作，心中很多纠结的微观问题赫然开朗，对现实的中国经济的理解也深入了许多。
一、我对中国历史上的几次著名的变法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我们传统的历史书上，将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称为中国历史上三大变法，而从中国商业史角度看，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安石变法是真正影响整个中国发展历史的重大变法。
简单整理如下：3、他们都是在奋发图强的年青的皇帝的极力支持下进行改革的；4、他们的改革都大幅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这是皇帝实现政治理想的基础，是后来秦统一六国和汉武帝建立了一个真正完备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保证；5、他们的变法和思想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重要影响；6、他们的变法都有很多重大缺陷，尤其是实际造成的民间的苦难；7、他们都将“限制民间工商业”作为主要政策之一，甚至发挥到及至；8、他们的变法在当朝皇帝去世后都被废黜；9、他们三人都是悲凉甚至是悲惨的结局：商鞅更是被处于车裂极刑，并被诛灭全家；王安石抑郁而终；桑弘羊被以谋反的罪名处于灭族的酷刑。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总结出很多不同与相同，还可以总结出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影响深远的观点。
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跟随《浩荡两千年》的笔墨，我第一次这样深刻地认识了这些“历史”上的变法和变革者。
二、《盐铁论》和弘羊难题改变了我看待中国现实问题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惯了微博上的“叫骂”，我们对国家垄断机制下诸多不合理和民营企业发展艰难进行呐喊，我们对官二代的权贵经济不满。
其实，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下盐铁会议和《盐铁论》，就知道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公元前81年，那些当时的“国家精英”就开始认识并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了。
民国时期的政商关系
民国时期的政商关系作者：高超群来源：《资治文摘》2008年第05期一个有平等信念，却不是法治的社会，如果不幸贫富差距又很悬殊，那么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政府只是有钱人的工具。
因为人们每天都能感到财富对他们的羞辱，对平等的伤害。
显然，这可能只是一个误解，但对政府而言，这个误解比任何有形的反对力量都更可怕，因为它时刻都在动摇统治的基础。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民党的统治。
时至今日，虽然还有很多在民国时期生活过的人健在，但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政权是只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而且，认为这是它垮台的根本原因。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其实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统治开始，国民党政权和商人之间只有很短暂的蜜月时期。
直到1949年，他们之间的缠斗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间，最激烈的时候，国民党甚至多次公然采用暴力手段对付资本家，绑架他们，向他们勒索钱财。
更不用说国民党始终在想方设法把商人的资产搞到手。
30年代初的税收政策，大大加重了实业家们的窘困。
美国人帕克斯·M·小科布尔在《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中，就专门叙述过南京政府如何压制上海的资本家，强迫他们认购公债，为内战筹措军费的细节。
同时，国民党也一直在努力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商人，或者改造商人的组织。
但是，商人也的确在民国时期有着特殊地位，他们和高官们有亲密的私交，在各种委员会中发挥重要影响，在社会中，他们也常常借助金钱的能量压制欺凌穷人。
到底如何看待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呢？要弄清楚民国时期的官商关系，还需要把官商关系再细化成党商关系和政商关系来讨论（在国民党时代其实还有军人和商人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对社会的影响不大，我们暂不讨论）。
自认为是一个代表全民实行统治的国民党，要求扫荡社会中一切自行组织起来的机构和力量。
因此，民国时代的商人和他们的组织就成为对国民党的一个重大挑战，商人们的经济力量使他们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他们常常凭借商会来抗衡国民党“党部”的专横，并能够发出很强大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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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博弈
2011-07-06 12:36:57|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2011-07-06 ()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
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今，这一政体仍然无改。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
如钱穆所观察到，“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
”当社会被打成散沙后，就不能有民间的力量了，从而专制的权威不会受到挑战。
中国的史家常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
现代民主社会是“均富”，传统集权国家则是“均贫”。
在客观上，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
在这个意义上，“均贫富”，也是集权之需要。
而更重要的是，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
从汉唐到明清、民国，历代晚期，都是权贵资本猖獗肆虐之时，往往出现“双首现象”——国家的首相同时是国家的首富。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就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
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整整两千年的帝国时期，已俨然构成为一种类似胎记般的传统，那种不对等的、没有契约精神的原则似乎从来没有被尖锐地打破过，对工商业的压抑及异化是一种顽强的中国式传统。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从来是政府的同谋，这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有效护卫。
为了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趋利的商人集团“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第一，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第二，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
到了唐代，中国就出现了产业资本无法在实体经济领域有效积累的景象。
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四种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和转化为高利贷资本。
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
进入明清之后，财富向权贵、政府和土地聚积的速度更为加快，当时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
商人阶层的庸俗、归附，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强悍与顽固，构成为一个鲜明、对应的历史现象。
这样的结论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
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
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
”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
在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一旦中央统治的正当性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浪潮，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专制来终结。
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
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
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
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
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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