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家高碕达之助的对华复交活动轨迹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自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交往与合作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与变化。
从开始的敌对与矛盾，到后来的和解与友好，再到现今的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教训与启示。
一、战争与敌对阶段（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随着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中日两国开始接触并逐渐展开交往。
然而，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冲突的加剧，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战争与敌对的阶段。
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遭受了惨重的战争损失，并被迫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此后，中国陷入了国际秩序的改变与国民意识觉醒的深刻变革之中。
此时的中日关系出现了诸多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实施了侵华侵略政策，中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此时的中日关系达到了顶点，两国之间的仇视情绪空前高涨，关系陷入了冰点。
二、和解与友好阶段（战后至20世纪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冷战局势的形成，中日两国开始意识到保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为了改善关系，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努力，最终走向和解与友好的阶段。
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佐藤权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此次会晤为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对话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展开了广泛的合作。
特别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三、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阶段（21世纪至今）进入21世纪以后，中日关系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了互利共赢与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在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渐深化，互利互惠成为关系的核心。
经济领域是中日关系合作的重要方面。
双方加强了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推动了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此外，人文交流的加深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中日关系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双方之间仍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敏感问题。
外祖父参与的中日邦交谈判 渡
外祖父参与的中日邦交谈判渡作者：边满子蒋峥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6期;2018年12月18日，我代表外祖父大平正芳参加了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
大会表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人，其中10名是外国友人，当中有两名是日本人，一位是我的外祖父，另一位是松下幸之助。
大会颁给我外祖父“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获评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这是一件让大平家感到非常荣耀的事情。
我是大平正芳的第一个孙女，出生于1962年，也是整个大平家族第三代的第一个孙女，所以对大平家族来说是一个喜讯，大家对我各方面都特别照顾。
当时的外祖父是池田勇人内阁的外务大臣。
我从庆应义塾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电视台工作了24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期，我们制作了“女人们的中国”节目。
我是山口淑子也就是李香兰最后的电视采访者，她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和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却一直生活在没有和平的年代。
”邦交谈判话当年我对中国印象的起点，也是印象最深的一幕，是1972年9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握手的那一幕。
那时，我的外祖父大平正芳是日本外务大臣。
他在职期间，真的是不顾生死地对待中日之间的交流。
因为自从他走上政治家道路后，最大的梦想或说最要想实现的，就是中日之间的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田中角荣刚敲定要访问中国的时候，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非常不高兴。
当时，田中真纪子代替田中角荣的太太，以第一女儿的身份一直在履行和维护第一夫人的职责和形象，只要田中角荣出访，田中真纪子都会跟随。
但这一次，田中真纪子没有随同父亲一起访问中国。
原因与当时日本的大环境有关。
当时日本的大环境不赞同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访华，右翼的宣传车天天停在我家门口，用大喇叭叫着反对的口号，家里还会不断收到恐吓信。
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出发的那天早上，田中角荣是从他家里直接坐直升飞机飞到羽田机场，然后从羽田机场出发前往中国的。
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事件
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事件
1.1994年《中日长期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1994年八月十五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长期和平友好条约》，双方在原则和具体事项上达成了妥善安排，从而完成中日正常
友好关系的漫长磋商之路。
这一条约，实现了把中日关系从危机变成
机遇，并为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2.1972年《中日建交银行新协定》签署
1972年日本实施经济禁运政策前，中国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建交银
行新协定》，特设银行，撤销实行若干年的中日建交银行协定，正式
建立和正式开始正常外交，标志着中日三代外交正式走出了历史穷途。
这一协定以及它鼓舞了两国友好交往的兴起。
3.78家日本企业就在中国内地开展经贸活动
1978年，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中日银行及货币投资协定》，从而推
动了两国经贸合作的全面发展，78家日本企业在中国内地开展外商投
资活动，为中日经贸关系增进更多的智慧与创新，搭建了新一轮的中
日经贸关系的桥梁。
4.日本实施新武器出口政策
1996年，日本实施新的武器出口政策，准许有适当地满足中国军事
装备需求的武器出口。
这一政策标志着两国关系更进一步。
此后，中
日义勇军纪念品张贴、古籍、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活动也蓬勃发展。
5.日本国家安倍晋三访问中国
2013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中国期内进行了国事访问。
此次访问理顺历史，而非淡化，2006－2007年双方建立的基础上展开新的对话。
此次访问表明了中日关系取得新的里程碑，两个国家在政治及经济技术上进行有益合作，以促进两国友好交往。
山本五十六一生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本联合舰队“乘胜追击”，攻占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马来亚、香港等地。
此时的山本五十六被胜利冲昏头脑，猖狂已极，不可一世。
在太平洋战争的后续战斗中，山本五十六使用 “肉弹战术”，先后派出4615 名青年敢死队员驾驶2800架独舱“神风攻击机”，俯冲目标，人机与敌共亡。
1940年，离偷袭珍珠港不远了！离太平洋战争爆发不远了！离山本……
1940年山本五十六登上旗舰“长门号”航母， 1941年1月7日即在该舰上书海军省陈述攻击美军珍珠港建议。
作为海军部次长、联合舰队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大将于1941年9月开始制定偷 袭美国珍珠港计划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山本五十六任总指挥。
当天7点49分，从悄然抵近的山本麾下日海军航母赤诚号、加贺号、苍龙号、 飞龙号、翔鹤号和瑞鹤号上起飞的第一攻击波飞机183架，铺天盖地向珍珠港袭来。
4分钟后，山本五十六又派出第二批从航母上起飞的167架日机对珍珠港狂轰 滥炸。港内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战舰先后陷入火海，几乎无一幸免。
两个小时内美军被炸沉炸伤舰艇40余艘，炸毁飞机200多架，导致2402名美 军阵亡和1282人受伤。美国 总统罗斯福当此“国耻日”对日宣战！
老派右翼 山本五十六 的张狂一生和可耻下场！
1884年[高野贞吉] 五十六岁时，其妻 [峰子刀自] “老年得子”，故给孩 子起名“高野五十六”。
高野五十六 中学时期接受的正是日本扩张称霸的军国主义教育。
1905年在中国进行的日俄战争，任舰长传令兵，左手被炸掉两指，被天皇奖励“旭 日章”。
后更名山本五十六并“喜结良缘”后， 发誓要为帝国干出一番大事业。
他一时兴起，曾为美国人表演“倒栽葱”。日后他真的栽在了美国人的手下！
历史上日本制造的侵华事变及借口
历史上日本制造的侵华事变及借口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后，蓄谋侵华提上议事日程。
1931年9月18日夜十时许，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
很快，关东军河本中尉随即向我东北军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
”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下令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开火，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就这样，日本侵略者使用贼喊捉贼的伎俩，精心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事发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完全执行将介石国民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不战自退。
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入敌手。
一·二八事变——日僧事件1932年1月中旬，按照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策划，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武官，唆使一个自称是日僧的人，在上海三友实业社门前挑衅；又通过一个日本女特务指挥打手，冒充三友实业社义勇军殴打这个“日僧”，然后煽动日侨闹事。
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遣大批军舰、飞机、装甲车和海军陆战队来华。
日本领事馆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向日本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救国会等无理要求，并限48小时之内给予满意答复。
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答应件件照办。
日本并不满足，又借口保护闸北日侨，于28日深夜，派兵开始进攻上海。
面对敌人的袭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违背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意志，奋起抵抗。
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
华北事变——张北事件九一把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势力逐步深入我华北地区。
1935年，日军借口亲日的天津《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暗杀，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
双方正交涉间，发生了“张北事件”。
一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中国驻军扣留，时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纠纷，下令释放。
一二八事变的时间介绍
一二八事变的时间介绍一二八事变的时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
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
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
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
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一二八事变和川岛芳子的关系一二八事变川岛芳子一直被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川岛芳子导演了一二八事变。
1931年十月，土肥原贤二将溥仪接到东北，准备建立满洲国。
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土肥原贤二派遣川岛芳子到上海与田中隆吉制造事端。
早在1930年，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就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中相识。
两人很快发展为情人。
关于如何在上海挑起事端，川岛芳子早就有了主意。
川岛芳子用自己的美貌虏获了上海三友公司一个叫吴平的员工。
川岛芳子向吴平哭诉自己被日本和尚欺负了。
吴平马上表示要替川岛芳子出气。
川岛芳子教唆两名日本和尚和三位新特到三友公司外观看工人们，并投入石子挑衅。
忽然门里冲出来三友公司的人，拿着棍棒，对日本和尚大打出手。
其中有个和尚叫水上秀雄，被打后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警察没有逮捕犯人，日本指控中国工人纠察队是这次事件的主谋。
川岛芳子得知水上秀雄死亡的消息，又生一计。
川岛芳子来到居于上海的日本侨胞的聚集处，哭诉自己的亲戚水上秀雄被中国人打死了，希望日本青年能够替她讨回公道。
于是这些日本青年们经过周密的部署对三友公司进行了袭击。
双方发生了一场恶战。
而三友公司也在这次事件中失去了他们的厂房。
川岛芳子的情人田中隆吉煽动上千名日本侨胞沿路游行，前往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军方力量出面干涉。
几天之后，一二八事变爆发。
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二八事变川岛芳子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一）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影响。
这一时期，由于冷战政策，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制。
美国通过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和约》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国正常邦交，两国几乎没有交往。
停止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坛，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旧金山和约》使得中日和谈迟迟不能进行：《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复与华邦交；《日台和约》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个障碍。
这些因素最终使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往来。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内部出现渴求交往的声音。
1949年日本民间建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
这四个组织合称“中日关系四团体”。
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积极回应。
这一切为将来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二）民间交往时期（50年代）这一时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而官方的活动仅仅是表示肯定，并没有介入民间交往。
上述的活动尽管是民间行为，却引起很大反响。
考虑到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内阁的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还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线，即先通过民间交往过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过官方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
日后中日邦交恢复的发展就是按这一外交思路进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访问中国。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谈判。
同年6月双方签订第一个民间《中日贸易协定》。
该协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了中日交往。
三位议员回到日本后，通过做访华报告的形式传达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这事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
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桥湛山首相访华这一事件可以说明官方对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
从万隆会议看中国20世纪50年代外交思想——周总理与高大哥碕达之助会晤分析
149FAXIAN JIAOYU 2018/03————————————————————————————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采取一边倒政策的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日本之间的往来极为受限。
然而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与现实的需要，碕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与日本代表高达之助进行了两次秘密会晤，这次会晤对中日关系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碕本文将从周总理与高达之助的会晤，分析做出这项决定的时代背景及原因，进而通过此次事件，分析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思想。
关键词：周恩来；碕高达之助；万隆会议；外交思想 ————————————————————————————一、万隆会议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刚刚结束后的1955年4月，部分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齐聚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首府万隆，围绕如何应对美苏争霸中的殖民活动，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亚非各民族的独立和谋求经济发展等问题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万隆会议”。
在会议开始前，日本也受到邀请。
但是由于万隆会议是第一个由亚洲和非洲国家发起组织的会议，其参与国家还有中国，讨论的是建立和平友好的亚非关系，这显然与日本在战败后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相背离，所以时任日本首相的鸠山一郎不得不考虑美国方面的意见。
然而，刚刚上台的鸠山一郎为了彰显对美独立和改善中日、日苏关系的决心，决定不放弃战后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
日本内阁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日本可通过参加这次会议……阻止会议朝不好的方向发展。
”为了减小美国方面的阻力，鸠山一郎本人并没有出席，而是让曾任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总裁、碕时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的高达之助作为代表参加万隆会议。
在当时，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已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在赶赴万隆之前险些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暗杀；而对于日本来说，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也是十分敏感的一件事，碕所以周总理与高达之助首先选择了在会议开始前的4月18日进行了约半小时的第一次会晤。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日本政治家高碕达之助的对华复交活动轨迹作者：翟新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1年第04期[摘要]高碕达之助是战后日本对华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高碕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主张展开对华交流活动，尤其是为形成中日两国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经济交流通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高碕执著于发展对华关系的信念，既源于非凡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的国情及国民性的了解和理解，也得助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安全方面，对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对华观。
[关键词]高碕达之助，日本政治家，中日关系正常化[中图分类号]K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8—0050—05中日两国，因冷战下的国际政治影响及日本政府推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邦交关系。
但即便在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日本政界仍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本着对华复交的目标和使命感，在各个领域积极推进对华交流事业。
身处保守政治家阵营的阁僚级的国会议员高碕达之助就是这样一位堪称日方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
尤其是高碕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大量奠基性工作，为两国最终恢复邦交起了重要作用，为此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也得到了中日两国各界的高度评价。
然而，对这样一位在非常时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建功甚巨的政治人物，无论中外学术界却几乎无专文予以考察。
鉴此，本文联系国际政治展开的过程，在考察高碕的对华交流活动的基础上，予其对华政策观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特质和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
一、和中国社会的最初接触高碕达之助是一个典型的实业型政治家，所以他生涯中与中国大陆的接点也缘于其青壮年时代的产业活动。
高碕1885年生于日本大阪府高槻市，还在中学时代就认定将来能够解决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非水产业莫属，所以中学一毕业，这位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少年便选择当时号称世界唯一的水产专门学校，即日本农商务省所辖的水产讲习所就读。
四年后，高碕从讲习所毕业，入东洋水产公司任工程师。
1912年东洋水产公司因经营不善，高碕辞职出国，在墨西哥和美国各地学习制罐业技术，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高碕回日本创业。
他和友人创立东洋制罐公司，并自任支配人。
1939年，高碕为了寻找马口铁的原材料至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考察，此后他和中国方面的联系也越发增多。
不久，高碕受时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鲇川义介的邀请，在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帮忙处理业务。
当时，因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钢铁等战略物质的调配越发困难，东洋制罐公司乘势兼并了北海制罐和日本制罐等公司，在此基础上也就放弃了原来的业务而变成军需工厂。
1941年，高碕把日本国内的工作交于他人经管，专注于满洲重工业公司副总裁一职，就是说，那时在中国东北展开的经营活动已成为他的主要事业。
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是经营钢铁、煤炭、化学、机械等重工产业的企业，也是十足的日本国策公司，为此一直受到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的严密控制，公司内虽然也设数名中国副总裁，但大小权力全在日本干部的掌控之中。
次年高碕升任该公司总裁，遂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为苟延残喘的日本战时经济的维持，尽了犬马之劳。
1945年8月，高碕是在中国东北迎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
由以上可知，战前的高碕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维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一名重要人物。
1946年5月，进驻东北地区的共产党部队希望高碕协助当地搞好产业的复兴工作，当时高碕以专搞经济活动、不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条件，答应担任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所副所长一职，致力于所委派的任务。
但不久因共产党军队撤离，国民党政府派军入驻高碕所在的长春一带，于是高碕又承诺帮助国民党方面复兴当地经济，并担任东北行营与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
194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侨民，高碕任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机构的主任，成为统一处理东北地区日侨回国工作的日方负责人。
在这之后，美国政府决定从日本国内的机器设备中拆除其中约三成作为“中间赔偿”，以满足各参战国的对日赔偿要求。
于是，国民党政府为将日本主要的钢铁厂和发电厂设备拆除并运至中国，委托高碕回国对日本的机器设备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因此，高碕奉命在1947年底回到日本。
但稍后国共内战扩大，国民党军队纷纷南逃。
这时，高碕根据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关于中间赔偿已到此为止，故已无必要再回中国的建议，留在了日本。
1947年，高碕因战争期间担任过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职位，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整肃处分。
此后至1951年解除处分，高碕一直低调处事，有意疏远政治而只是关注实业的发展。
二、摸索互惠的对华交流路径1952年，日本政府出资成立全国电力开发公司，深受吉田茂等日本政府领导人信任的高碕被推荐为首任总裁。
1954年，高碕又以实业家之身入阁，出任鸠山一郎内阁的经济审议厅长官，经济审议厅是后来经济企划厅的前身。
根据当时日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内阁成员必须是国会议员，于是高碕在1955年大选之际回故乡大阪参加竞选，并以最高票当选为众议员。
以后，高碕在三届鸠山内阁中都出任阁僚，主持策划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工作。
1955年万隆举办亚非会议之际，因美国政府不参加，日本执政党内有一些人也反对派团与会，但最终由鸠山首相决断，组成高碕任首席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
这是战后高碕首次以政治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并和新中国政府进行接触。
亚非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因顾虑国际政治的影响，反对高碕和中国代表、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接触，但高碕则认为中日政治家的晤面有不寻常的意义，故而对此持向前看的态度。
因此，在亚非会议期间高碕如愿和周总理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周总理赞扬高碕为中国东北的产业复兴所作的贡献，并邀请他在适当时候访问中国大陆，这次外交交涉也为日后高碕等构建对华长期备忘录贸易体制铺设了基础。
在与周总理的会谈中，高碕通过解释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国际政治环境，要求中方理解日方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受到美国和旧金山条约体系高度制约的被动地位。
高碕指出：日本国内虽然上上下下都希望和中国大陆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我国现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还不能以自身的意志做想做的事情”；另外，以前和台湾之间形成的而现在又不能简单否定的政治外交关系，也对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构成了很大的障碍。
就是说，他在这里显示了日本保守政界持有的共识：发展与大陆的关系，必须与日本已承诺履行的旧金山条约等国际文件构成的国际法体制不相抵触。
当然，这也是作为保守政治阵营一员的高碕的基本政治立场。
但即便如此，高碕仍然主张要在可能范围之内积极发展对华交流活动，以此为将来两国复交敷设基石，这也正是他与其他保守政治家的不同之处。
1957年石桥湛山任首相，高碕因支持内阁大力发展对华贸易，得到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
石桥辞职之后，高碕支持岸信介组阁。
第二届岸信介内阁成立时，高碕接受邀请出任通产省大臣。
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中日两国经济及文化交流一时完全中断。
次年，高碕为解决日本的生漆原料问题，欲凭借自己的关系，直接给周总理去信求援，但后为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以现职阁僚给非邦交国领导人致函极易引发政治外交问题为由加以阻拦，于是联系工作便改成托人转达口信的方式，由此也可见高碕对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信赖。
不久，高碕辞去通产相，重回产业界，先后担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等职。
1960年他作为政府代表和苏联进行日苏渔业交涉，就在这一年10月，高碕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大陆。
通过这次对中国的实地考察，高碕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巨变，同时也留意到中国各地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忽视效率和成本等问题。
对此，他在与周总理长达五小时的会谈中都没有保留地进行了提醒和建议，受到中方高度的重视。
对于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呼吁，高碕则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自己作为曾签订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一员也深感责任重大，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诚如周总理所言，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而我想说明的则是，那也不属于日本国民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这正是我想通过和周总理进行充分的探讨去寻求的”。
高碕的这个姿态，不用说反映了刚成立不久的池田内阁在对华外交问题上的既想打开局面，而又忧虑节外生枝引出复杂的外交问题的微妙立场；当然，也折射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以产业为轴介入政治的社会哲学。
三、全力推进中日备忘录贸易至20世纪60年代，在中日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综合贸易机制，以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显然是一个既符合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在当时条件下推进中日交流的重要事业。
1962年9月，时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的高碕本着“贸易是最良的和平使者”的信念，就扩大中日贸易的具体方案和自民党国会议员中主张积极发展对华交流的领军人物松村谦三举行会谈，确认今后以新体制展开两国贸易活动，其原则和主要做法为：第一，下月由高碕率领日本钢铁、肥料、机械、海运、金融等业界的代表访华，展开贸易交涉：第二，高碕等访华期间，和中国方面缔结出口钢铁、肥料、机械、农药和进口煤、大豆、玉米、中药、铁矿石的长期易货贸易协定；第三，在做这些进出口贸易时，给予中方延期两年付款等贸易优惠条件这时的日本政府基本上也以向前看的姿态支持以这个备忘录贸易体制发展对华贸易，只是在给予中国方面延期付款和出口成套设备等方面附加了条件。
但与此相对，倒是日本经济界尤其是钢铁和肥料业界有不少人士对建立中日备忘录贸易体制持消极态度，有的甚至拒绝参加访华团。
这个动向的背后，其实有美国和台湾方面施加了压力的缘故。
该年9月26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在日美协会讲演时就指出：“日本如果坚持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贸易，结果也许会为其利用，最终将不利于日本。
共产圈国家会要求日本做出政治让步。
日本应该省悟这个危险。
”另外，美国驻东京公使在会见日本外务省次官时也强调，日本如果一面拿着美国的资金援助，一面给予中共延期付款的贸易优惠，美国国民必然会对此感到不满。
而台湾当局则一面通过媒体围绕备忘录贸易体制展开对日批判；一面频频对日本有关的企业和机构施加压力，如台湾的粮食局局长李连春对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公司的驻台机构宣称：“如果日本的硫铵业界有代表参加高碕访华团，台方将撕毁从日本进口肥料的合同。
”而日本政府则考虑到大陆肥料市场所具的将来性，遂由农林大臣出面劝说硫铵业界巨头，最终才得到业界承诺派出日本化肥出口振兴协会的干部参加高碕访华团。
当时，对美贸易约占了日本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的钢铁则有四分之一是出口往美国，肥料约有八成出口至韩国和台湾，这个现状是致使美台方面的外交压力一定程度上在日本经济界奏效的要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