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北京话与上海话之异同

小议北京话与上海话之异同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与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英语不同，汉语的发音随着的地区的不同而千变万化。

这就引出了方言的概念。

现代汉语共有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闽方言区、粤方言区、客家话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

为了方便我国各地的交流，于是便出现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语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

普通话并不是北京话，北京话也不是普通话。

虽然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但是事实上北京话所包含的地域很小，它仅指北京城区的口音，连北京郊区县的口音也不算是北京话。

北京话有其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我们一听就能听出来比如“发小儿、大清早儿、您呐、坏菜、侃爷”等等。

这一口京片子下了不把你侃晕不算完。

北京话的那股味儿主要来自儿化和轻声。

所谓的儿化就是在在要说的词后加了个“er”，于是脑袋瓜就成了脑袋瓜儿，跌份就成了跌份儿，面条就成了面条儿。

一个“er”让一股浓浓的北京味扑面而来，那么说“er”是北京话的精髓也就不太过了
儿化音是北京话的精髓，但是“er”却不能乱用。

如“老家”是指故乡，“老家儿”在北京话的意思中却是指父母，要是乱用可就“家乡”、“父母”不分了。

再如“肉皮儿”是指一个人的皮肤，要是去掉“儿”单独说“肉皮”就成了猪肉的皮了。

要是不小心搞错了那乐子可就大了。

“儿”字不仅包含了那股京味儿，更可以体现出北京人的爽气。

赚钱不叫赚钱叫“攒钱”，娶亲不叫娶亲叫“娶媳妇”，生活不叫生活叫“过日子”。

“攒俩小钱，娶一媳妇儿，小日子一过儿，这辈子也就怎么钊了”，人生大事在北京人眼里也就一句话“多大的事儿啊”。

前面的小朝代不算，自元朝开始北京就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这也是北京人牛气的原因。

皇城根边，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有他自豪的本钱。

北京人喜欢说“爷”，什么“倒爷”、“板爷”、“侃爷”张口就来。

因为北京人是“爷”，所以北京人什么都敢侃上一侃。

能被惯以“侃爷”的也就是侃中能手，受人尊敬。

闲来无事侃上一侃，没听说过“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风风雨雨的七百年皇城历史下，北京自然逃脱不了政治的影响。

北京话里和政治有关的俚语、俗语数不胜数。

“点卯”、“爵儿”、“西太后听政——专出鬼点子”、“袁世凯做皇帝——好景不长”等等。

要研究呢北京的政治历史，不妨在北京话中找些灵感。

从西周的雅言到现在的普通话，几千年里汉民族通用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与政治上的分合是离不开的。

正如现在的普通话不会与西周雅言一模一样，现在的北京话也不可能和战国时候的燕语一样。

民族的一次次融合，带来的是语言的融合。

幽燕之地又自古以来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每一次易主就会有一次语言的融合。

自然现在的北京话里就会有些儿“蒙古语”、“满语”甚至可能有“突厥语”也说不定。

如闻名遐迩的北京胡同中的“胡同”
便是蒙古语，而“妞”则是满语中的词。

从这儿来看，北京话可算不得正宗的汉语呢。

要说正宗的汉语，吴语可以算是一种了。

吴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周太祖古公亶父时期，泰伯、仲雍的迁徙。

泰伯、仲雍正是吴国人的祖先，由于地处江南蛮荒开发较晚，吴语发展较慢保留了大量的古词，所以吴语可以说和雅言一脉相承是正宗的汉语。

现代的吴方言以三吴地区为中心，其代表方言便是上海话。

历史上的上海话并不的吴方言的代表。

作为松江府的一部分，临近经济发达的苏州府和嘉兴府，上海口音与苏州口音和嘉兴口音相比只能被当做乡下口音。

自从1842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开始，上海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外来语言和外来新事物的大量涌入，才带动了上海的飞速发展。

上海话也才渐渐成了吴方言的代表方言。

经济的优势带来了心理的优势。

“阿拉上海宁”这一句话便将上海人的自豪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阿拉”就是我们的意思，“宁”也就是人的意思。

其实“阿拉”一词并非上海本地土产的词，上海话中的“我们”原来是用“我伲”的。

“阿拉”一词是宁波人带到上海来的。

有一段时间里，上海的老板大多是宁波人，老板说“阿拉”，员工也就跟着说“阿拉”了。

只是后来上海成了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我们也就只知道上海“阿拉”不知道宁波“阿拉”了。

从这个“阿拉”里我们便能看出上海话的杂。

是的上海话是杂的，它几乎收容里周边所有的土语，宁波话、苏州话、松江话、杭州话等等。

如莫牢牢就是杭州话，勿来三则是苏州话。

所以上海话中一个意思可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表示方法，如“大约”在上海话里就有“大约”、“大概”、“作兴”、“大约莫”、“大约莫作”、“大约光景”、“约莫光景”等七种说法。

正是因为上海话如同上海的经济般兼收并蓄，上海话才能在短短的两百年间成为吴方言新的代表方言。

上海话的杂，不仅因为它广泛的吸收周围的土话，也因为上海话吸收外来语言特别是英语。

洋泾滨英语的“大名”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所谓洋泾滨英语也就是不地道的，夹杂着上海话的英语。

如典型的上海话“瘪三”便是从洋泾滨的英语begsay音译而来。

而“阿飞”则是从fly音译而来，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上海话自身的发展不只靠以上两种方法，它还有另外的方法如沪语外译。

番茄汁“沙司”、硬币“生司”、混凝土“水门汀”等等。

虽然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沪语外译词多数已经逐渐不再流行，但是如罗宋汤之类的词还是留存下来成为上海话乃至上海经济发展的见证。

不同的地理位置，造成了北京话与上海话的不同。

沿海与内陆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北京话与上海话的巨大差别。

地处内陆的北京不可能有“长拔头雨”（雨持续不停）、“钻摸龙宫”（潜泳）等俗语出现，而靠海的上海也不会有“砸窑”（为了不与大家分享而偷偷藏起来）、“胡同里扛竹竿——直进直出”。

北方的一马平川使历史上北方方言更加容易变化发展，而南方的小桥流水则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南方几大方言的原貌。

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为商业中心的上海，自然有它们不同的文化底蕴。

也正是这种不同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北京话与上海话的不同。

作为首都人民，北京话人有种悠闲的大气，说话不紧不慢，于是一个“死”字能让北京人说成“隔屁着凉大海棠”，矮个这能被形容为“没有三块豆腐高”。

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在上海出现。

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上海，人们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说话能短就短。

“白象”、“赤佬”、“寻开心”两三个字就好能减则减。

北京话与上海话有着如此多的不同，但是仔细找来它们也是有相同点的。

北京话中的歇后语“老太太上电车——你先别吹”和上海话当中的“翘辫子”便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电车。

“老太太上电车——你先别吹”说的是电车时代，售票员的哨子声便是电车启动的信号，而老太太脚步慢所以碰到老太太上电车时候为了防止她赶不上哨子要慢点吹。

“翘辫子”则是说有轨电车上面两根和电线相接的电线（像人的辫子），容易在电车急刹车或出轨时划出电线，使电车开不动（于是就用来比喻人死了）。

两地不同的俗语却研究出了电车这一消失的失物的在当时时代状况，这也可以牵强的说是北京话与上海话的相同点了吧。

北京话与上海话的比较不可能就此终结，但篇幅有限我就先谈到这里，然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比较来使它更加完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