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的海洋性特征及其原因探讨

福建人的海洋性特征及其原因探讨黄英湖福建地处东南海边，面对着浩瀚的东海和台湾海峡。

境内又溪河纵横，水网密布。

多水的地理环境，使福建人深谙水性，善于与水打交道；长期的海边生活，也使福建人熟悉海洋，善于驾船搏击风浪。

所以，在福建人的身上，具有一种显明的海洋性特征，即使是与同处海边的北方其他省份相比较，这种特征仍是比较突出的。

一、福建的地理特点和区位优势1、福建的地理特点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边，与浙赣粤交界的北西南三面大多被高山阻隔，往来十分不便。

《史记》“东越列传”说：“东越狭多阻”。

《汉书》“严助传”也说：闽越之地“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

天地所以隔内外也”。

而福建的东部则面对着浩瀚的大海。

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福建与邻省的往来，更为便捷的是海上交通。

日本学者市瓒村次郎博士在“论唐以前的福建及台湾”中说：“《山海经》云：‘瓯在海中，闽在海中’。

又‘一曰闽中在海中’，我认为是最可寻味的语言。

盖，太古时代，至少在秦汉以前，恐怕从陆上到这个地方的交通几乎没有，大概是以海上的交通为主。

果然如此的话，把这想象是在离开大陆的海中地方不是没有道理的。

”［1］ 这样三面背山，一面向海的地理环境，迫使福建人只能东向大海，向海洋发展。

福建的海岸线漫长曲折，总长度达535公里，曲线长度更达3324公里，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2］ 日本学者成田节男认为：“福建沿岸屈曲线达直通线的五倍，是中国第一江湾丰富的海岸”。

［3］ 因此，在福建蜿蜒的海岸线上澳湾众多，从北到南分布的三都澳、罗源湾、兴化湾、湄州湾、泉州湾等澳湾，都十分适宜航海和发展海洋产业；福建沿海的岛屿更是星罗密布，在岸线外镶嵌的平潭、东山等繁星般的大小海岛，为福建人向海洋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

福建境内又江河众多，溪流密布。

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660多条，流域面积达5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级河流有闽江、九龙江、汀江和晋江等12条，全省大小河流总长度达12850公里。

这些江河溪流纵横交错，使全省各地水网稠密，每平方公里的河网密度约达0.11公里，［4］ 形成一种多水的地理环境。

在沿海的一些江河入海处，如现在的福州、莆田、晋江和漳州等平原，远古时期都是一片沼泽水国。

即使到了西汉中期，大臣朱买臣仍对汉武帝说，东越王余善“居大泽中”。

［5］这种水乡泽国的地理环境，使船舶和水上航行成为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必需。

2、福建的区位优势福建在地理上与台湾隔海相望，两地间最短的直线距离仅130公里。

地理上的这种近邻关系，使福建人向台湾岛的迁徙与发展，具有一种特殊的区位优势。

所以，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一些福建先民驾船登上台湾岛。

专家认为，许多台湾的史前文化遗址和遗物，与福建存在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如岛上“长滨文化”中出土的石器，是采用“锐棱砸击法”打造出来的，与福建三明万寿岩出土的石器，在做法上十分相似。

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发现的生产、生活用具，与台湾大坌坑遗址、凤鼻头遗址出土的工具十分相似。

［6］ 这些都说明，两地的史前文化具有一种相互传承的关系。

据专家研究，台湾原住民高山族的9个支族中，北部的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朱欧人是从大陆移居过去的。

［7］福建在地理上又邻近东南亚，除转道台湾，通过菲律宾、婆罗洲、印尼这条西太洋岛链外，福建人还可以驾船沿海岸线南下，抵达东南亚各地。

邻近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也为福建人向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区位优势。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专家就提出，东至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至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北到台湾，南到新西兰，主要包括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等l000多个岛屿上的2.7亿居民，都是属于“南岛语族”，其根源应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去寻找。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专家的认同。

而离台湾最近的福建，最有可能是其最早的发源地。

二、福建人的海洋性特征1、善于造船福建面对浩瀚的大海，境内又溪河密布，这种多水的地理环境，使船舶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因此，福建人民很早就掌握了造船技术，制造出船舶这种征服水，利用水的生产和生活工具，更好地在水乡生存和发展。

在武夷山的崖洞里，有一些独木舟形状、被当地人称为“仙船”的悬棺。

据考古工作者对其中的白云崖洞船棺研究和碳—14测定，确定它们的制作年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

［8］可见早在远古时期，居住在福建境内的“闽”人就已懂得制造和使用船舶了。

东周时期的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国灭亡，一部分“越”人就南下福建，并逐渐与原有的“闽”人融合，形成新的“闽越族”。

“越”人也住在海边，贯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9］他们进入福建后，必然会把先进的造船和驾驶技术传进来，使福建在这方面的工艺和技术得到较大进步。

所以，三国时的福州，“吴置典船校尉，主謫徒作船于此”。

［10］同时，孙吴还在温麻（今霞浦县）设立船屯，专门负责造船工作。

孙吴的造船厂不北设于江苏、浙江，或南设于广东，反而密集于福建的温麻、东冶，说明“闽中在吴时，有优秀的水手，一定也会有熟练的造船工匠。

”［11］到了宋代，福建的造船业更是有长足的进步，沿海各个州、军都有造船厂。

泉州则成为我国的造船中心之一，民间有许多造船厂。

《舆地纪胜》中的“泉州诗”里，“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两个诗句，就是对当时泉州造船业兴盛的真实描述。

《太平寰宇记》把海舶列为泉州和漳州的特产，南宋人徐梦莘编著的《三朝北盟会编》中则说：“海舟以福建为上”。

吴自牧的《梦梁录》中说：海上商船，大者5000料（石），要放洋的人，可以由泉州出发。

据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这种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大者可载数百人，小者也可载百余人，商人分占贮货，以巨商为“纲首”（大海商或船主）。

福建生产的船舶不仅船身巨大，而且数量众多，所以，福建的船舶在全国都非常著名，从朝廷到民间，许多人一到需要用船的时候，就会想到福建的船舶。

绍兴二年（1162年），张浚建议从水上分两路北伐中原，一路渡海攻打青莱两地，一路从淮河口的清泗进击淮阳，并提出要雇福建船运送这两路军队。

朝廷下旨，交福建路选募。

北宋每次出使高丽国的座舰，也都是委托闽浙监司代雇，其中多数是福建产的大船。

徐竞的《高丽图经》说，出使高丽国的座舰载重2000斛。

《太平寰宇记》中连南夫的“修城记”说，泉州有“万骑貔貅，千艘犀象”，就是说，泉州民间有许多船舶和优秀的水手。

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时，宋高宗就是全靠有千艘的福建船舶，才能从明州（宁波）由海路逃亡到温州。

宋末蒲寿庚投降元朝时，一下子就带走海舶7000余艘，水手7000人。

因此，朱维干教授的《福建史稿》中说，宋代福建的造船业冠于全国。

［12］元朝时，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曾到过我国。

据其所著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说，中国的海船很庞大，最大的一种叫“junk”（艟克）的船，悬挂的三面乃至13面的帆。

船上所用的橹多到20枝，每橹需用10至30人，长度和桅相仿。

每船役使一千人，其中海员600人，战士400人。

船上建造了四层的甲板，船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

而这些中国船只有泉州和广州能够建造。

中外客商都喜欢乘坐这种安全可靠、宽敞舒适的中国海船，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为什么会把后勤准备基地设在福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福建人善于造船。

郑和船队中有许多的巨舰大舶，而这些船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福建建造的。

陈寿祺的《重纂福建通志》卷27“明祥异”中说：（永乐）七年（1409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

可是，以后由于明、清两代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不许人们建造两帆以上的船舶，原有的海船也要全部改为平头船，使之不能出海行驶，使福建的造船业受到很大摧残，宋元时期那种“海舟以福建为上”的情况不再出现了。

2、擅长航海福建江河众多，溪流密布，水网稠密，形成一种多水的地理环境。

长期的水乡生活，使福建人深谙水性，很善于与水打交道。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就说，闽越“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

”［13］其意思是说，闽越人很善于驾舟水行和水上作战。

福建又东临大海，长期的与海为邻，也使福建人民熟悉海洋，并在与海打交道中，练就了高超的驾驭风浪、操舟远航本领。

考古发现说明，一万年前大陆与台湾岛分离后，海峡两岸仍有一些往来交流，可见当时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横渡海峡的航海技术。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三月，地处广东的南越举兵反汉，福建境内的东越王余善自告奋勇，带领8000军队从海路前往广东揭阳，宣称要协助楼船将军杨仆平叛。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的闽越人已有进行大规模、远距离的海上航行能力了。

到东汉前期，由于福建人的擅长航海，福州已成为我国沿海的海运枢纽。

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汉章帝建初8年（公元83年）郑弘“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东汉末年，汝南人许靖为避战乱，从会稽前往交趾，也是路经福州，通过海路前往的。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的福建已成为我国南北海运的中转站。

进入三国后，福建的航海事业又有很大发展，拥有许多优秀的水手和船员。

左思的《吴都赋》中描写吴都建康（今南京）航运盛况时说：“弘舸连轴，巨舰接舻。

……篙工楫师，选自闽禺。

习御长风，狎玩灵胥。

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

”驾驶那些弘舸巨舰、习御长风的“篙工楫师”，都是从福建和广东选来的，可见当时这两地人民的驾驶技术已经闻名于世。

所以，建衡元年（公元269年），吴王孙皓发兵水陆两路进攻交趾时，“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14］就是说，孙吴的水师是从福建出发，乘船经海路到达广东合浦，会合陆路军队一起进攻交趾的。

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就在福建境内准备和出发，可见当时福建航海实力之雄厚，及其在全国海上交通的重要地位。

随着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到了唐代，就开始有福建人驾船远航到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了。

据晋江人蔡永蒹的《西山杂志》记载，“唐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晋江）东石林知祥之子林銮，字安东，曾祖林知惠航海群蛮，熟知海路，林銮试舟到渤泥（婆罗州上的文莱），往来有利，沿海畲族家人，俱从之去，引来番舟。

……晋海商人竞相率航海。

”从时间上推算，林知惠应该生活在唐朝初年，当时就有一些晋江人“航海群蛮，熟知海路”了。

经林銮试舟后，晋海的商人更是“竞相率航海”了。

不过，宋代之前，来往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这条航线上的，更多的还是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船。

进入宋朝后，福建的造船业冠于全国；加上指南针的应用，使航海技术得到飞跃的发展。

所以，从宋朝开始，善于航海的福建和广东人驾驭的海船，就开始超越外国船舶，在东南亚和印度洋上占据主导地位。

元代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说，从中国到印度的海上交通，完全依赖中国船舶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