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经济重镇，其经济地位的变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从古至今，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塑造了其独特的经济风景线。
本文从史前时期到现代，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史前时期，江南地区是中国的文明起源地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江南地区就已经有了较为繁荣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成为了古代华夏族群的重要聚居地之一。
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兴起，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经济体系，奠定了其后续发展的基础。
进入古代时期，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发展，商业也开始兴起。
特别是在吴越两国的分裂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了独立国家，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此时期，江南地区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如丝绸、陶瓷等开始迅速发展。
海外贸易的兴起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契机。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崭露头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在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方面，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
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开垦也达到了顶峰，成为了全国的农业大区之一。
南宋时期的城市商业也十分繁荣，如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为了全国的商业中心，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进入近现代时期，江南地区也不断发展壮大，其地方产业和商业继续保持着繁荣的态势。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成为了全国的经济强省之一。
如浙江、江苏等省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一直都很显著。
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变革。
从古至今，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地区，其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地域优势成为了江南地区经济地位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
唐宋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
唐宋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变迁一、唐宋经济繁荣的背景与特点唐宋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政治稳定和国力的强盛。
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农业生产的昌盛唐宋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力发展。
由于气候适宜和水利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
在唐朝，农民们普遍开始使用灌溉系统，通过人工灌溉和修筑水利工程，提高了农田的利用率和农产品的产量。
而到了宋朝，更加完善的水利系统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发展，灌溉设施的修复和改良，极大地提高了禾稼的生长水平，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2. 商业贸易的繁荣唐宋时期，商业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对商业贸易的支持，商业贸易逐渐成为了经济的重要支柱。
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扬州和汴京（今开封）等城市兴起，成为了繁华的商业集散地。
同时，大规模修建和维护的运河网络，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
经济区域间的交流和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商业经济进一步繁荣。
3. 工艺业的繁盛唐宋时期，工艺业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
陶瓷、丝织、铁器等工艺品的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尤其是宋代的瓷器业，不仅以高质量的瓷器闻名于世，还远销世界各地，形成了连通中外的贸易网络，推动了经济的繁荣。
二、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影响唐宋时期的经济繁荣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风貌的改变。
1. 农民地位的提升农业生产的繁荣不仅使农民的收入增加，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农民的地位逐渐得到尊重和重视，他们成为唐宋时期经济的支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
农民的社会地位提升还反过来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地位和财富的乡绅和士人。
2. 商业阶层的兴起唐宋时期商业经济的繁荣导致商人阶层的兴起。
商人们通过参与商业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社会中的重要一部分。
商人们的财富带来了更多的投资和商业机会，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 士人的地位变迁唐宋时期，士人阶层的地位经历了一些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其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上的多次变迁。
在中国的诸多历史时期，江南地区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古代，江南地区就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在商周时期，江南地区的发达农业和水利工程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繁荣。
随着历代政权的更替，江南地区成为了重要的贸易中心。
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达到了巅峰。
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拥有繁华的城市、繁忙的港口和繁盛的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和工匠前来发展。
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明清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转移和政治、经济的变革，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
尤其在清朝时期，江南地区逐渐失去了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控制权，北方地区逐渐崛起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
工业革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也对江南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冲击，使其经济地位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随着中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再度展现出其重要的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江南地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成为了中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江南地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先进的科技和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和国内外企业的进驻。
江南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历史的起伏和变迁。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江南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从古代的发源地和繁荣中心，到近代的经济落后和衰落，再到现代的经济崛起和繁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始终是与时俱进的。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相信江南地区将继续保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由于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水利发达，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成为了重要的农业生产区。
江南地区的稻米、丝绸、漆器、陶瓷等产品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得到发展和提升。
宋朝时期，江南地区更是成为了中国的经济中心。
江南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城市和市场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流入。
无论是苏州、杭州、绍兴等著名城市，都是当时中国最富裕、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
明朝时期的江南经济以江南水乡经济为主，通过水运将江南地区的丰富农产品和手工制品运往全国各地。
江南的城市也更加繁荣，如苏州、杭州等城市吸引了大量商贾和工匠，成为了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
到了清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更是迅速崛起，中国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工厂就诞生在江南。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在近代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清朝末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江南地区的经济几乎停滞不前。
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在江南地区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动，江南曾经繁荣的手工业也逐渐衰落。
而随着近代国家机器工业的崛起，江南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开始逐步恢复。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江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特别是上海的开放政策和改革创新，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
如今，江南地区的城市化程度高，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国前列，特别是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经济实力强大，成为了全球化的经济中心。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辉煌和低迷的历史变迁。
从古代的农业生产中心到宋明时期的经济中心，再到近代的经济衰退，最后到现代的经济再度崛起，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波澜壮阔。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调整，相信未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还会继续提升。
南宋时期的经济繁荣与市场发展江南水乡的商业奇迹
南宋时期的经济繁荣与市场发展江南水乡的商业奇迹南宋时期（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此时经济繁荣与市场发展在江南水乡创造了一个商业奇迹。
在这个时期，江南地区成为商业中心，经济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
一、江南水乡的地理优势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成为了商业繁荣的中心。
江南水乡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河流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水网，方便了水路交通的发展。
同时，江南地区的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种植，从而带动了农业生产。
这些地理优势为江南水乡商业奇迹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商业活动的发展在南宋时期，江南水乡的商业活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商业街区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逐渐成为商业活动的热点。
小巷纵横交错，商铺林立，形成了一个繁忙而热闹的商业区域。
人们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流、购买和销售。
同时，人们还创造了许多商业模式和经营技巧，如合作社、货栈、寄售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繁荣。
三、市场的繁荣南宋时期的江南水乡的市场繁荣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市场集市上摆满了各种商品，从食品到日用品，从家具到衣物，应有尽有。
商贩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他们通过降价、赠品和优惠等手段来吸引顾客。
与此同时，南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障市场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这些因素使得市场成为了交易和交流的中心，加速了商业奇迹的形成。
四、水运的发展南宋时期，水运成为江南水乡商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河道的开挖和改建使得水运更加便捷，货物可以方便地运送到各个地方。
人们发明了双轨、双桨船，提高了运输效率。
同时，南宋政府还积极提倡水运业的发展，并设立了许多水上关卡和码头，加强管理和保障安全。
这些措施促使了水运业的快速发展，为市场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文化的繁荣南宋时期的江南水乡不仅商业繁荣，同时文化艺术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文人墨客们纷纷来到江南地区，并在这里进行文学创作和艺术表演。
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经历了多个阶段。
本文将从古代到现代，对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进行论述。
古代，江南地区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长江流域的地理优势使得该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地区就已经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商业活动是当时江南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
特别是隋唐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和农田水利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进一步上升。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代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出现了一些变化。
由于战争频繁，商业和手工业受到较大破坏，加上政治和财政上的压迫，导致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
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和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江南地区逐渐恢复了其经济地位。
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江南地区成为中国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尤以苏州、杭州等城市为代表的江南水乡更是成为中国近代文明的代表之一。
近代以来，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世纪以来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使得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尤其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期间，江南地区的传统产业和商业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此后，随着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复苏。
20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南地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之一，其经济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如今，江南地区已成为中国最为发达、经济较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对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经历了起伏，但整体趋势是向好的。
从古代的繁荣到近代的衰落再到现代的复兴，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相信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会愈发提升，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江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区之一，其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近代和现代。
在古代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相对较强。
江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毗邻长江、杭州湾等水运交通要道，便于物资流通和贸易活动。
江南地区拥有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生产。
在农业方面，江南地区发展了水稻种植和丝绸产业，产出丰富的粮食和丝绸产品，成为国内外贸易的重要来源。
江南地区还发达了手工业和商业，制造和流通了大量的手工制品，如陶瓷、瓷器、织品等。
这些都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代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清朝时期的封建专制制度限制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
封建统治阶级对工商业并不重视，过分重视农业，导致工商业发展缓慢。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社会动荡，江南地区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
在这个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出现了萧条，丝绸、棉纺等传统产业受到了严重影响。
进入现代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恢复并不断提高。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江南地区工业的发展。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江南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技术，推动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江南地区以制造业为主，尤其是电子、汽车、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江南地区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在经济地位上，江南地区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的变迁。
古代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相对强盛，近代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而现代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逐渐恢复并不断提高。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试论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
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历史变迁可以追溯到古代时期。
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地区已经
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
当时，吴国在江南地区的领导下，向海外贸易，发展
了纺织、器皿、陶瓷等制造业，成为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随着秦灭六国，江南地
区逐渐成为中央政权的重要行政区域。
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继续保持着经济文化的领先地位。
当时的苏州、杭州等城市已经
成为中国南方的商业中心和贸易重镇。
随着唐朝的繁荣和安史之乱的发生，江南地区的经
济地位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宋代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南迁，江南地区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此时，苏州、杭州等城市已经成为了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商品交流和文化交流使得江南地区迎来了
一个新的文化和经济的时代。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在纺织、手工业、茶叶、稻米等
方面，江南地区有了很多创新的发展和突破。
当时的苏州、杭州、宁波、镇江等城市成为
了商业、手工业和制造业的重要中心。
20世纪以来，江南地区经济地位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江南地区逐渐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
特别是上海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江南地区成为了中国最
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同时，江南地区的制造业、信息技术等领域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
突破。
总的来说，江南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其经济地位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从春秋
战国时期到现代化的今天，江南地区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重
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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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
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
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
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
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
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
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
绪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考察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
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am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
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
①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
”[1]（11）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
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
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
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
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2]（387-480）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3]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4] 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5]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
l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6]则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史研究名作。
此书将施坚雅的静态市镇网络模型发展为动态生态模型，对宁波港及其腹地的贸易和生态环境做了具体生动的复原描述。
斯波义信认为：“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
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
”[6]（65-66）也就是说，宋以降江南社会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之特征，而且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是其与此前的汉唐社会和同时代的华北社会形成差异的主要表现；而宋代社会、特别是江南区域之所以显现出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则是由宋代江南社会经济变革，特别是农业变革、交通变革、商业变革等一系列变革促成的。
中国学者当然也做了不少工作。
早在20世纪40一50年代，张家驹就着力研究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其成果以《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7]一书面世。
台湾学者刘石吉连续发表长篇论文，讨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问题，后结集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8]出版。
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其时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江南地区的近代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准。
他说：“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8]（1）刘石吉的主要依据是江南棉织业“已由家庭手工业制度转变为作坊（甚至工场）的工业生产方式；其中的手工业者不再自由独立，而变为没有生产工具的雇佣劳动者。
”[8]（20）刘氏认为，“以明清两代商业市镇做为指标，可以清楚的观察近代江南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特征。
”[8]（69）“这些市镇中的包买商、牙行及机户（或帐房、织工与机匠）与附近乡村的农户，逐渐形成连锁性的生产与消费关系。
”[8]（70）“明清以来，江南这些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产业资本主义的扩张。
”[8]（71）樊树志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9]和《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l0]两书中深化了刘石吉的研究，同样认为江南区域经济在市场勃兴的带动下发生了重大变革。
他说：“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
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10]（2）樊树志所强调的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启动问题，李伯重有专书研究，此即出版于2000年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11]他认为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始于明嘉靖、万历时期，终于清道光末年，大约经历了自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11]（24）其动力主要是被称为“斯密型动力”即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11]（534）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大小所限，所以“斯密型成长”的极限就是市场的容量。
换言之，市场的扩大是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1]（535-536）但在数年后出版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l2]中，李伯重又说，若就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而言，从13世纪初到l9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后期到清朝中叶这六个多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广泛型成长”转变为“斯密型成长”。
[12]（8-9）这就是说，由“斯密型动力”推进的早期工业化从南宋就开始了。
从以上征引中，可见，确有不少学者认为南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市镇网络的兴起、内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早期工业化的发轫等现象特别引人注目。
也正是这些新经济现象的出现，使宋元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汉唐社会以及与同时期的华北地区在产业结构、经济类型和发展方向上区别开来。
笔者将宋以降江南社会概括为“农商社会”无疑得益于学界前辈和同侪先进的启发。
农商社会自身有一个慢慢成型和逐步扩展的过程。
在其形成初期即宋元阶段，不免带有其前身即汉唐社会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诸多痕迹，成长中的商品经济地盘也难免稍嫌狭窄。
到其中期即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至少在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商社会已俨然成型，并沿着长江和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展（当然，内地还有不少地方仍处在自然经济之中）。
晚清到民国时期，则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
少数都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陷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之泥淖中苦苦挣扎。
宋以降江南“农商社会”具有五大历史特征，各个特征在分布地域和发展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但其出现及其演进仍然具有相当的同步性，它们之间也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特征之一：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中古农业社会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其主要景观是茅舍炊烟、春耕秋收，一派田园风光，交换和商业活动即使有也无足轻重。
而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景观则是城市崛起、工厂林立、机器轰鸣，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从市场上获得。
在这两种场景的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逐步发展、市场逐步扩大、交换和货币逐步变得重要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日渐增多的交易活动导致农村现有的经济结构同时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一是小农经济由自给性向自给性和交换性相结合的方向转化，且交换性持续加强，有赶上或超过自给性的趋势，即小农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向交换价值的生产者逐步转化；二是，相应地，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得到增长，随着种茶、制糖、养蚕、缫丝、棉纺以及多种土特产等新型生产项目的引进和扩展，农民经济收益表中的非农收入大幅增长，此时的农业经济已是包括种植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而与原先男耕女织的单一结构相区别。
史实表明，这个过程是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小农的多种经营开始的。
所谓“商品性农业”指的就是农业内部专为出售而生产的那些分支。
除余粮出卖外，这些分支多与经济作物相关，涉及蚕桑、棉花、茶叶、苎麻、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花卉、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多种门类。
当这些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在产地周围存在着必不可少的市场时，生产者不再为自身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
在宋代，已有不少桑农、茶农、果农、蔗农、菜农从单一的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进程。
以蚕桑和茶叶为例，两浙地区约在北宋中叶发明了先进的桑树嫁接技术，引发了桑树栽培史上的一场革命，[13] 极大地推动了太湖流域蚕桑业的发展。
宋人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介绍了湖州一带种植桑业的兴旺景象，说：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
”又说：“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