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研究中的_转向 李林波

［收稿日期］2011-03-1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０ＸＹＹ００２；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０７Ｊ００５Ｚ［作者简介］李林波（1978-），女，陕西米脂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

20世纪末是各学科集中发生“转向”的时期。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已成常谈，其他学科的各种新转向也相继迭出，如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哲学的人文转向、心理学的文化转向等等。

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继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之后，80年代又出现了文化转向，近年来又有社会—心理学转向之说。

在中国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成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及20世纪末的两个主要动态。

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所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各自的功用与特色也截然不同。

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转向都是翻译研究“科学化”诉求的结果，文化转向则是顺应翻译研究“跨学科”需求的必然趋向。

本文将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针对中国翻译研究中部分标志性研究成果，回顾两次转向的背景、原因、动力及具体表现。

一、“转向”概述在本文中，“转向”指的是一种在研究模式上的显著变化，标志着一种新的、力量强大研究模式的形成。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在方向上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一致，即先有语言学转向，之后出现文化转向。

但在时间上却晚于西方，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方译学是转向的先行者，而中国译学是后继者，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学界在翻译研究领域基础较弱、创新性仍嫌不足。

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奈达、费道罗夫等人把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概念引入翻译研究”[1]287，这是西方翻译理论从古典和近代的语文学翻译研究向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第一次研究飞跃。

以奈达、纽马克、维奈和达贝尔内、卡特福德等理论家为代表的研究者以“对应”或“对等”、“转换”等为核心概念进行翻译研究。

之后，哈蒂姆与梅森将语篇引入翻译研究，奈达也将语境在翻译中的地位予以更多的强调，格特用关联理论来解释翻译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研究将语言学各领域的成果都加以应用，使得语言学成为翻译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学科基础。

在中国情况类似，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指的是以语义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等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其肇起缘于1979年之后奈达、纽马克等人翻译理论的译介，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在90年代，一方面随着英汉语比较研究的大规模、深层次展开，语言学各个层次的理论———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李林波（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1）［摘要］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

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

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2－0085－05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3月第39卷第2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Mar ．,2012Vol．39No．2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８６都成为进行英汉语比较以及解释英汉互译实践的理论工具。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第一批及随后相继而出、接受过系统的语言学及翻译训练的研究者队伍的成长，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逐渐成为中国翻译界的主要研究模式。

关于文化转向的问题比较复杂。

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其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论文集撰序———“序言：普鲁斯特的祖母与一千零一夜：翻译学的‘文化转向’”（Introduction：Proust’s Grandmother and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The“Cultural Turn”in Translation Studies），“文化转向”一说正式确立。

但文化转向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在西方开始，80年代发展至巅峰，90年代已入多元拓展期。

对于“文化转向”的说法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文化”一词模糊了研究派别的特征与区别，也有人认为研究模式之间的差别被“转向”之说夸大。

蒙娜·贝克认为：“我认为这是那些企图建立‘学术王国’的人提倡和推销的一个比喻。

有些人是想表明他们在做一些全新的、创新的事情等等，所以他们将这些事情称作‘转向’，并将自己和相关朋友放到这些‘转向’当中。

”[2]12她并不认为翻译研究中存在任何足以被称作“转向”的变革。

显然，关于“转向”的讨论涉及到学术划界与命名的问题，但如将重心置于研究路线的性质上，“转向”的说法是有据可依的。

以“文化转向”而论，从研究内容和方法上来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描述译学、多元系统论等新趋势反映了一种学科融合的趋向，和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相比具有跨学科、超文本、综合的显著特点，因此，如给其命名以示与语言学派的区别，则“文化转向”虽失之模糊，但仍不能不说是当前一个较为恰当的名称。

在中国，翻译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西方文化模式翻译理论的译介为媒介开始发端，在世纪之交和本世纪前几年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界的一种热点模式。

二、语言学转向一切改变都缘于对现状的不满。

建立在中国古典文论与美学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译论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巅峰。

在其原有的理论基础、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之下，已难有突破。

经过古典佛经译论、近代社科译论、现代文学译论的发展，当代译论已很难在已有的“信达雅”、“神似”、“化境”基础之上创新，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循环阐释。

“在过去八十年里，我国的翻译理论始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达到翻译上的‘化境’”[3]964。

此时，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了传统译论研究陷入举步维艰之境，却不得革新的方法、动力与契机。

董秋斯总结说：“我们有一千几百年历史的翻译工作走的并非直路，有时简直是兜圈子。

”[4]601传统译论中虽有其宏观或思辨的部分，但大多都不离“信”与“顺”或类似命题的讨论。

围绕这些讨论产生了诸多的翻译标准，但其弊病正如季羡林所谈文艺批评：“中国文论讲究韵，即神韵，讲求味。

……我们的这些名词，包括司空图的《诗品》，说不清楚。

一看就懂，一问就糊涂。

……有点玄乎，各有各的理解。

”[5]92中国传统译论的局限性注定翻译研究在原有的研究方法与模式之上无法突破。

对传统译论研究方法的批评并不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50年代就已有人指出。

如董秋斯指出传统翻译研究一千多年进步缓慢的原因在于：“因为它不是在自觉的努力下得到的，而是在别种改革的推动下（例如文体的改革）得到的。

也因为过去科学不发达，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不能运用科学方法，总结前人的经验，发见进展的法则，而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4]602。

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之所以脱离不了经验性与随意性，根本原因在于翻译研究本身的边缘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翻译学科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而不是游离于文学研究的边缘。

这种改变的契机，一在于学科本身的发展，二在于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促进。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术界开始复苏。

中国翻译研究在资源、环境、人力等诸方面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有益条件，此时译介西方翻译理论，能够被给予最及时、最迫切的关注，变革翻译研究不仅必须，而且可能。

1987年，谭载喜在与奈达合撰的论文中对翻译做出了如下定义：“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

它通过对翻译的性质、过程、方法等方面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推动翻译的实践”[6]24。

这个定义中包含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信息：（1）明确使用“翻译学”这个名称，而不是“翻第２期李林波：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８７译科学”或“翻译研究”。

尽管“翻译学”在此并非中国译界首次提到，但其在学科建构意义上的使用，应该是较早的；（2）强调翻译研究要“客观”、“科学”。

这是对翻译研究的理性要求，“科学”就要“客观”，要反映出规律；（3）理论要“系统”。

系统的理论是学科建构的核心。

“翻译学”的这个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科学化”定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努力的方向，也正是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成为主流研究模式的主要原因。

1982年，包振南在介绍卡特福德的理论时，文章使用了“开拓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介绍卡特福德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7]68~73这一标题。

“开拓新途径”正是译介国外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意义所在。

以杨自俭所编《翻译新论（1983-1992）》（以下简称《新论》）为例，《新论》在时间上可以看作是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的延续，但其中所辑论文在研究方法、理论、研究对象上却与《翻译论集》有非常大的差别。

尤其是《新论》第二编“译学研究”所收集的27篇文章中，有过半或探讨翻译学的体系、构建，或将语言学理论作为探讨翻译问题的理论依据与基础。

其中，如谭载喜的“试论翻译学”、刘宓庆的“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杨自俭的“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等文章，都具有构建学科、建设理论体系的开拓性性质，可以被视作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先锋性话语。

杨自俭先生在《新论》前言“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已于1988—1989两年间初步构建问世。

笔者孤陋寡闻，只能举出两个证据。

一是黄龙的《翻译艺术教程》（1988），二是刘宓庆的《西方翻译理论概评》（1989）和《现代翻译理论》（1990）。

”[8]6《翻译艺术教程》是一部中国传统翻译美学、艺术论的集大成者，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总结和提升。

而刘宓庆的两项成果则意味和标志着中国翻译研究重点和方法的转向。

以系统性与全面性而论，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当之无愧为中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研究的开拓性、奠基性成果。

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尝试性转向在1990年以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的问世走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此后，随着专业研究队伍的成长与壮大、翻译学科的逐渐发展、以及语言学研究自身的成熟，语言学模式的翻译研究成果不断增加。

不仅语义学、句法学等语言学理论被应用于翻译研究，90年代中期之后，篇章语言学、语用学也与翻译研究进行了比较深层次的结合，关联理论也在90年代末在中国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