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认同 乡土思辨 乡土批判

黔北，即贵州北部。

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在全国影响较大，出现了《呼声》、《乡场上》、《良家妇女》等颇具轰动效应的作品，涌现了何士光、李发模、石定、李宽定、赵剑平等优秀作家。

中国作协曾召开研讨会，专题研讨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

从乡土文学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分析其发展轨迹，对当下乡土文学的发展有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文学主要是乡土文学，这种界定便于我们确定比较的标准和参照系，找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质的规定性，并演绎出它的所长和所短。

乡土文学的产生源于作家的乡土意识和恋乡情结，这是人类心灵难以逃离的永恒的心理模式。

乡土作为人的地域规定性，有着特定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和地域心态，人们不由自主地与之认同。

黔北作家没有逃离这种心理模式，他们的成功得益于黔北的乡土，他们的局限也由于黔北乡土的拘囿。

从作家与乡土的关系来看，黔北作家反映乡土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背离乡土后的追忆。

作家从闭塞的乡村来到新思潮激荡的都市，心灵洞开，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批判精神映现故乡生活。

或者漂泊于他乡，经历着精神的放逐，于是设想着精神还乡，用文学实现着精神还乡，在作品中隐现着缕缕乡愁：另一种角度是对乡土的近距离透视。

这类作品反映现实迅速，时代感较强，大多表现出乡土认同的思想倾向，有较浓的政治色彩。

20世纪80年代的黔北作家基本上没有脱离乡土。

但是，创作高潮一过，他们就不同程度地与原来的生活拉开了距离。

这样，他们表现乡土的视角有所转换。

由于视角的转换和时代的推移，他们的思想情绪、题材选择也随之变化。

总的来说，题材由反映现实变革为追忆乡土，思想情绪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土认同变为80年代中期的乡土思辨，最后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乡土批判。

20世纪80年代初期：乡土认同要说明黔北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土认同态度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毫不隐讳地谈到这种态度。

如何士光所言：“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能不感到这全是18年农村生活的赐予，它支配着我的思想意识，也就支配着我的笔。

我当然不是抱着当作家的念头来到黔北农村的，……但我的思想认识确乎在我的农村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造，比当初同社员群众想得更一致。

”然而，他们认同的乡土特质是什么，怎样评价这种认同，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从作品来看，他们认同的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黔北民众的传统精神。

黔北与其他发达地区比较起来，相对处于封闭状态，现代文明没有真正进入黔北山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黔北农村更是如此，是乡土形态保存较为完好的区域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伴随政治高压而来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政治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填补这种精神空白的，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风情人伦。

于是，宽容忍让、温柔敦厚、重义轻利、仗义执言、善良纯朴，或者说，知足常乐、安贫乐命、不思改革、不思进取、不思竞争。

这种矛盾的统一体，或许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黔北民众的形象。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很容易评判这种矛盾心态，因为有了多种思想道德的参照系。

但是，身处那一时期，近距离地反映这种心态，就容易“不识庐山真面目”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创作成熟期的黔北作家几乎都有被政治放逐的经历，这是作为户籍的下放而实施的。

它的结果不是作家的背离乡土，而是走向乡土，皈依乡土。

这次政治放逐对黔北作家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一方面，他们在放逐中成熟，成熟得坚毅而深刻；另一方面，他们真正认识了黔北民众――在与喧嚣尘世的比较之中，他们感受到纯朴善良山民身上人情味的温馨，从而深刻地影响他们观察、反映黔北乡土的认同角度和思想倾向。

石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他第一次被批斗之后，怀着绝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公社返回学校。

他希望在路上不要遇见一个人。

不料一位老大爷上前来拦住他，挽留他进屋去喝一碗茶。

……老人说：‘老师，他们是在乱整，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还年轻啊！……’第二天，他又被拉去公社游斗，回学校时不敢再从老人家门前走过，怕他为他担忧，便从另一条小路走回寝室。

谁知刚坐到床上，那老人家也走了进来……。

他从老人那里听到的，是好多好多的真情话，是好多好多做人的道理。

……”石定这样说过：“我们那片乡土既贫瘠又富饶。

父老乡亲们知我、疼我、养育我，使我领悟了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

”他把这些感受化为形象，融进他的小说里，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他的作品的基调。

这一时期的黔北作家几乎都有石定的经历和由此产生的思想情绪。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和接受“再教育”思想，由于政治贬抑而产生的政治补偿的要求，同时代“伤痕文学”与“改革文学”的政治向度，罹难时期民众的关怀护佑而产生的感恩之情，新的思想参照系的缺乏等，也是他们乡土认同倾向产生的原因。

他们为黔北民众政治地位的确立而由衷欣喜，对黔北民众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他们在作品中投射进较多的政治热情，为新时代曙色辉映下焕发出生命活力的父老兄妹而歌唱，如何士光的《乡场上》、《喜悦》，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牧歌》等。

这类作品的成就显而易见，它以反映现实的迅速、风格的柔美细腻在新时期文坛独树一帜。

而它的局限也是明显的，最主要的就是它歌颂、认同的心态，基本上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生产者的传统心态。

作家们更多地看到传统精神积极的一面，看到它在改革之初，在传统精神和现代文明还没有剧烈碰撞之时的表层的积极作用。

而安贫乐命、不思进取、保守狭隘等小生产者精神与改革的潜在矛盾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的存在。

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恋乡情结导致他们对乡土精神不加选择地认同，以致情感战胜了理智，政治热情压倒了现实主义态度。

在以冯幺爸（何士光《乡场上》）为代表的系列农民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们的这种思想局限。

冯幺爸们的腰板固然挺起来了，但他们的眼界并不开阔。

他们并不想，也没有意识到要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进行变革，只是凭借朴素的政治态度和自觉的传统精神来评判是非。

而作家们在当时是将他们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来歌颂的，并为他们的出现而欢欣鼓舞。

由此可见，文学形象的时代性与作家思想观念的时代性应有一定的区分。

作家不光要表现时代的主要形象，表现他们精神的突进和亢奋，更重要的是，应当从那种突进和亢奋中见出精神的局限和危机，从而作出令人警醒的预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土思辨对黔北乡土形态冲击最大的是商品经济观念和与之而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尽管这种冲击是局部的，与其他地区相比是平缓的，但它仍然是一场巨大的变革。

与时代同步的黔北作家的创作热点由此而转变：由表现浪漫乐观的倾向到表现新旧观念的冲突；对乡土的种种形态就不是简单的感情认同，而是用新的思想道德参照系作深入的理性思考。

何士光的《远行》，石定的《青山遮不住》、《重阳》，赵剑平的《红月亮》、《白月亮》，戴绍康的《鼓手》、《在故乡的密林里》等，表现出对乡土进行辩证思考的态度。

他们没有一下子从乡土认同转化为乡土批判，而以乡土思辨这一中间环节展示他们对乡土、对传统精神的深切把握。

的确，新旧观念的交融可以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情感和心态，组合成错综复杂的命运和事件，在这一临界点上大有文章可作，许多大作家都产生在新旧时代的转换时期。

并非出现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作品就是杰作。

这还需要作家具备坚实的理性精神，对所表现的生活有深刻而独到的体察和理解。

黔北作家能以辩证的态度观察生活、思考问题，因此能从总体上把握民众的心态和历史的流向，形象地传达历史沉重的足音。

但是，他们的思想倾向容易受政治潮流的影响而真诚地变化，这是由于理性精神较弱、对生活体察不够引起的。

这给作品带来多方面的局限：作家对历史转换期的复杂性、对农民思想状况的局限性认识不足。

以为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封建伦理道德经过历届政治运动的清理批判，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农民群众对新思潮一定会趋之若鹜。

因此，当他们表现新旧思想交战的时候，新思想总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这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改革文学模式的自觉认同。

由此产生作家对新旧思潮模棱两可的随意态度和以政治方式对待新旧思潮交锋的简单态度。

作家形象地写出变化，而变化的依据只能从政治的角度来阐释，没有展示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作品缺乏厚重感。

在这基础上产生两种模式，一是微笑着向过去告别，在心灵中演习着现代化的幻梦；二是改革的政治势力轻巧地战胜保守的政治势力。

这两种模式都能以再现民众心灵在时代转换期的激烈搏斗。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作家对农民命运的把握不够深切。

农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到底该采取何种生活模式，作家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这种看法不是来源于生活的原生形态，而主要以政治的变化为依据。

政治形势变化了，作家思想轻易随之变化，并以变化了的思想倾向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寻求政治变化的蛛丝马迹。

以上态度的原因在于：作家生活境遇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与农民情感的问离感；“原罪”感与接受“再教育”思想的淡化；诗化生活的艺术态度；理性认识的不足；忽略历史转换时期所能出现的情节结构、人物多样化方面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乡土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期，黔北作家表现出对现实状况的愤激态度。

这种态度是针对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

他们看到传统精神与改革思潮的表面和谐状态已经土崩瓦解，因此着重再现传统精神的负面，将之作为改革进程中的障碍，表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这时，黔北的主要作家基本上脱离了农村，工作在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

视角的变化加上1985年以来各种文艺思潮的冲击，他们的创作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思想倾向由乡土认同、乡土思辨转变为乡土批判，如何士光的《苦寒行》、石定的《天凉好个秋》、赵剑平的《穷人》、戴绍康的《媚爪》等。

题材上由表现现实转为追忆过去，隐现出几分乡愁，几分怅惘，如何士光写文化大革命中城镇小人物生活的《薤露行》、《蒿里行》；石定写凄风苦雨年代城镇人物心态的系列小说《小城故事》；赵剑平以动物讽喻人类的《第一匹骡子》、《獭祭》；戴绍康写乡风民俗的《头鸭》、《媚爪》。

李宽定由写传统女性转为写现代女性形象，《良家妇女》、《山雀儿》、《浪漫女神》勾勒出其转化的轨迹。

这些作品政治态度和现实描写弱化，文化倾向与批判精神加强，可见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

何士光、李宽定、石定表现出艺术上的深化。

何士光和石定还是注重艺术氛围的渲染。

何士光更注重理性因素的强化和语言的魅力；而石定追求简洁，多用白描；李宽定在女性心理展示和情节结构的曲折上更下功夫；赵剑平、戴绍康、龚光融等人受现代小说技巧的影响，在作品中融入象征、夸张、变形等技法，艺术风格变化较大。

这一时期，作家们主要受文化寻根思潮和现代小说艺术的影响。

然而，文化寻根也好，现代技巧也好，作家们都是在这种冲击的余波下被动地仿造。

因此，尽管起点高、层次高，却由于读者对这类作品陌生化的消失而难以引起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