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教育作为一项播撒知识火种、传播精神文明、进行科技创新、培养创新人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最广泛、最受关注的事业，对于人们理想的实现有着重要的作用，教育理想对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远大理想意义非凡。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确立过很多教育理想，描绘过很多教育蓝图，提出过很多奋斗目标。

如建国之初毛泽东曾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1957年，毛泽东在他的著名论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提出了充满理想色彩和导向性质的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了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以及素质教育等理念，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为教育勾画了理想境界，设置了一个个前进的“航标”，对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

但是，每一个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不能不面对和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这就是：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伟大理想与艰难实践。

我们的教育理想是科教兴国，是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培养“四有”新人，是大力进行教育创新。

但很多教育理想难以付诸实践，或在实践中步履维艰。

我们切不说义务教育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开始倡导算起，直至新中国前进到20世纪末，整整经历了100年，才总算在中国这个国度里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也不说自80年代末在我国大力倡导的“农、科、教”、“经、科、教”结合，到现在反而没了声息；也不说毛泽东当年大力倡导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现在反结合得越来越差；也不说我们讲了几十年的教育要超前发展到现在基本上仍是滞后；也不说我们反对了几十年的“经院式”学校至今仍遍布于中国大地。

就说我们已经倡导和实施了十多年的素质教育，上至中央高层领导，下至地方各级党政的领导以及有关专家，意义讲得很重大，必要性讲得很迫切，原则定得很具体，领导讲话和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红头文件一个接着一个。

但只要你深入基层，看看实际情况，你就会发现素质教育在实践中阻力重重，没有根本性突破。

素质教育只是在舆论上轰轰烈烈、成绩巨大。

应试教育却在实践中“埋头苦干”、“扎扎实实”。

百年大计与短期行为。

教育是“内功”，不易显现于外表。

教育是“慢功”，不易在短时间内看出效果。

但惟其“内功”和“慢功”，才使国家发展有后劲，从对待“内功”和“慢功”的态度上，可看出人们是否有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

现实生活中不乏抓“慢功”、“练内功”、立足眼前“植树”、着眼未来成才的默默奉献者而又是深谋远虑者。

但目光短浅、急功近利者，大有人在。

有些领导干部在任期内热衷于那些容易显示“政绩”、有助于个人升迁的“面子工程”。

对教育这项不易显示政绩的“奠基工程”，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口头上；更有些人把教育当作“面子工程”，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为个人升迁捞取资本。

此种行径，违背教育规律，扭曲教育本质，误人子弟，对教育的危害，比搞其他“面子工程”更大。

教育本质与功能异化。

我们的一切教育活动应当是生命之间的情感交流、知识交流和心灵撞击，是生命之间的相互融合、延伸和再生。

这就是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关于教育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从根本是说，就是教育要保护人的天性，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促进人的创造力的发展，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促进生命的全面升华。

而我们现行教育中的一些指导思想和作法，恰恰背离了教育的本质，使教育功能产生了严重的异化。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在很多时候又充当了“经济工具”。

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本无可厚非。

这种服务主要是通过发展人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然而，看看现实，教育却被越来越多的人当成了实现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

学习为升学，学习为职位，学习为出国，学习为升官。

而教育在很多时候迎合、助长这种倾向，成了它本身的对立物。

许多学校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分数奴隶”、“考试工具”，进行残酷的应试训练，拿人不当人，这些行径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的本质。

依法治教与行政运作。

两者应是教育管理中兼而有之、密不可分的两种手段。

世界先进国家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表明，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出发，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做到有法必依，既能保证教育有序运行，又省去了大量繁杂的行政管理环节，其效果明显优于单纯的行政微观管理。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治教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远未形成依法治教的氛围和管理模式，以频繁开会和忙于大量行政事务为主要特征的经验型管理和行政型管理模式，没有根本改变。

我并非一味反对开会，而是主张尽量少开会，开高质量的会，应当有布置、有检查。

现在的问题是，会议太多太滥，“会散了”、“事完了”，会议精神落不到实处。

还有各级教育部门的管理状况也令人担忧。

我们倡导转变职能，坚持以宏观管理为主已经多年，但实际情况基本还是行政微观管理。

许多人对送往迎来、达标检查、文山会海之类的事情乐此不疲。

主观臆断、长官意志、行政命令之类的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充斥于教育管理之中，使许多本应具有最高权威的教育法律法规成了一纸空文。

二呜乎，教育！你到底怎么了？好端端的教育理想为何同现实之间存在如此尖锐的冲突？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审视我们的教育理想、目标和蓝图，提得过多、过滥，有些提法过于理想化，同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

我敢断言，中国教育是世界上提口号最多的国家，而且随政府换届、领导易人，不断变幻口号。

打开新中国教育史，你只要稍加留神，就会发现一连串的口号。

50至60年代，教育时兴的口号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80年代时兴的口号是“教育应主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90年代时兴的口号是“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

教学领域内的各种提法，更是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

比如“××教育”，我大体统计了一下，竟有30多种。

在各种口号、提法中，确有精辟概括的经典之作。

如教育方针、“三个面向”、科教兴国等，教育理念、教育理想、教育目标、教育途径等精华浓缩其中，具有导向作用。

但有许多口号和提法，不成其为口号和提法，有些则纯属乱弹琴，有些则过于理想化，严重脱离实际。

诸如“愉快教育”、“情感教育”、“求真教育”之类，牵强附会，生编硬造，不成其为提法，容易引起混乱。

“农、科、教结合”、“经、科、教结合”等口号，之所以时兴于一时，难以长久，就因为这些口号离现实太远。

中国现行体制，部门阻隔，行业壁垒，自成系统，连“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这三个分属三个部门而又关系密切的具体计划，结合起来都相当困难，农、科、教，经、科、教这三个大而无边的领域，相结合、搞统筹，谈何容易？此类犹如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园”变成现实的口号，很快销声匿迹，实属必然。

各种口号，真金掩于沙土，良种混于莠草，未来混同于现实，让人们真假难辨，无所适从。

有些具有导向性的教育方针、蓝图又往往因措施不力而难以付诸实施，严重损害了其权威性。

二是中国的教育难以从种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思维定势的运作轨道中摆脱出来，传统同新的教育理想之间时常发生碰撞。

中国有许多好的教育传统，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苦学乐学”、“三人行必有吾师”等，都值得我们很好的继承，并发扬光大。

但也有不少属于糟粕和思想羁绊的东西。

其中，对教育影响最深的有三：其一是“学而优则仕”，把世代无数学子的学习动机都束缚在“学习为做官”的偏执思维之中，加上延续了1000多年的高淘汰率的科举“取仕”制度，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谓的精力，以绝大多数人的失败托起极少数人的成功。

无数人为选拔而学，无数人为选拔而教，大家都被捆绑在选拔机器上，很难进行教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