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傲慢与偏见》的题外话

毕飞宇：《傲慢与偏见》的题外话作者：毕飞宇来源：《新晨》2019年第04期我今天围绕着《傲慢与偏见》这本书，说一些作品之外的题外话，有时候，围绕着一部作品，它的题外话也许更有意思。

现在，我们拿起了一部小说，一看，它是从一个家庭的内部写起的。

我们会轻描淡写地说：“喔，写家庭的。

”这里头有它的潜台词：一部小说从家庭的内部展开，属于文学的“常规操作”。

《傲慢与偏见》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家庭。

丈夫贝内特，妻子贝内特太太，他们有五个女儿，按照长幼的次序，分别是简、伊丽莎白、玛丽、凯瑟琳和莉迪亚。

《傲慢与偏见》所写的就是贝内特家的女儿找男朋友的故事。

我们先不管找男朋友的事，《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家庭小说，这个结论没毛病。

家庭，或者说世俗的家庭生活，作为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它是什么时候进入小说的呢？老实说，我才疏学浅，我不能确定。

但是，家庭，我说的是世俗家庭，这个如此普通、如此平凡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大面积地进入小说、从而变成小说的叙事主体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文学史上有所体现。

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

我们都知道一个历史常识，因为自由贸易，更因为商品化，18世纪的英国走向了强盛。

差不多在18世纪的7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物，也就是以范尼伯尼为代表的职业女作家，史称“蓝袜子”。

“职业女作家”可不是我们的“专业女作家”，没有人给她们发工资，她们要走市场的。

这就意味着一件事，“蓝袜子”写的是小说，也是商品。

为了提升商品——小说——的销量，简言之，为了好卖，“蓝袜子”瞄准了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世俗生活里头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婚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固然是写作的策略，说到底也是商品的要求。

“蓝袜子”的文学价值并不高，这个自有定论，但是，这不等于说“蓝袜子”在文学史上就毫无意义。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因为“蓝袜子”，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就此大面积地走向了小说叙事的主体。

某种程度上说，《傲慢与偏见》所走的也是“蓝袜子”的道路。

因为艾略特所说的那个“个人的才能”，奥斯丁把这一路的小说推倒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已。

即使没有奥斯丁，我依然要说，普通的、世俗的家庭生活大面积地走进小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世界。

第一，世俗家庭生活的重点不在家庭，在世俗。

世俗有一个同位语，去神。

更进一步说，神，或者人神关系，让位给了普通人，让位给了世俗的人际关系。

西方文学一直存在这样一个“剪刀差”，神的地位在一点一点地下降，人的地位在一点一点地上升。

神——半人半神——（史诗）英雄——骑士——帝王——王公贵族——普通人——世俗生活里的普通人，大体上就是这样。

这个次序是激动人心的——小说就此变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世界。

道理很简单，“世俗家庭”包含了每一个人，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小说就此涵盖了每一个人。

它为后来的小说探讨人类的复杂性、丰富性、可能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样本。

世俗家庭无死角，人物亦无死角，小说就再无死角。

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奥斯丁，文学史上也会出现奥斯甲、奥斯乙和奥斯丙，谁也挡不住。

第二，小说大面积地描绘世俗家庭生活，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审美。

在讲私奔的时候，我说，道德标准不是恒定的，它是一个动态。

现在我们要涉及的是美学上的常识：审美的标准、审美的趣味也不是恒定的，它也是一个动态。

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审美有一个“场”，场地的场。

“审美场”从来都是一个伴随着文明形态而随时挪移的一个东西，你把梵·高的作品拿到达·芬奇的面前，你把罗丹的作品拿到古希腊去，那是能吓死人的。

某种程度上说，文明的进程也是一个“审美场”不停漂移的过程。

新的审美趣味的出现，通常是以挑战旧的文明形态作为起始的，而新的审美标准的确立，意味着文明形态转变的最终完成。

如果我们仔细，我们会发现，一部《傲慢与偏见》，它真正的主旨不在傲慢，而在偏见，严格地说，在消除偏见。

我这样说自然有依据，因为达西从来不傲慢，是伊丽莎白“以为”达西傲慢。

我们先说小说的男一号，达西。

这是一个出身高贵同时还有钱的公子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第10章里头，达西和伊丽莎白第一次见面了，是在一个舞会上。

我这么说吧，一个来自深圳的富二代或者富五代，他来到了偏远的小山村，参加舞会来了。

舞会一直在演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突然，音乐换了，变成了大秧歌。

来自深圳的富家子弟走到村姑王翠花面前，说：“翠花，你是不是很想抓住机会跳一曲秧歌呢？”大家不要笑，我在此说明一下：除了人名和音乐的名称，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是从《傲慢与偏见》里头原封不动地实录下来的，是小说里的原话。

达西的这句话里头有三个关键詞，很想，抓住机会，秧歌。

我们来替翠花想一想吧——你的话太傲慢了，什么叫“很想”？什么叫“抓住机会”？什么叫“跳秧歌”？你大爷！你以为我们乡下人只会跳秧歌？姑奶奶就是会跳也不和你跳！你凉快去。

偏见就此产生。

既不是傲慢也不是偏见，那么，《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呢？是一个人如何从偏见当中走出来、获得符合实际的认知。

简言之，获得“真”知。

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们来回顾一下《傲慢与偏见》的情节，也就是事态的发展脉络：达西来到了乡下——乡下姑娘伊丽莎白以为达西傲慢——伊丽莎白对达西产生了偏见——伊丽莎白和舅舅去湖区旅游，意外来到了达西的老家，通过大管家雷诺兹太太的嘴，伊丽莎白知道了，达西从小就是一个品性优良的孩子——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私奔了，她的舅舅加德纳出面了，挽救了莉迪亚——加德纳舅舅说出了实情，挽救莉迪亚的不是自己，是达西——伊丽莎白发现自己过于轻浮，她对达西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偏见——伊丽莎白最终接受了达西的第二次求婚。

这一回顾，问题清晰起来了，《傲慢与偏见》表面上是一部恋爱小说，骨子里，它是一部有关认识论的小说。

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奥斯丁描绘了一个有关认识论的故事，虽然她不是一个哲学家，虽然她未必真的思考过“认知”这个哲学问题。

重求真，重实证，重认知，重反思，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题外话。

老实说，从文化心理上说，《傲慢与偏见》太欧洲了，甚至于，太英国了。

它的文化基础或者说哲学基础是标准的英国式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求真这个层面。

关于求真，东西方是有区别的。

哲学家邓晓芒先生系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依照邓晓芒先生的说法，西方和东方在文化心理上都有“求真”的需求，然而，在方法上却又有所不同。

前者的“求真”具有死心眼的性质，就是“真“本身，真就是真实，真就是真理。

为了“真理”，一切都可以不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A就是A，老师说A等于B也不行。

东方人也求真，“真”很重要，但是，另一个东西也重要，那就是认知主体的态度，你必须“诚”。

换句话说，东方的文化心理看重的不只是“真”，更是“真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非常关键，“金”和“石”究竟是怎样的，这是西方哲学的重点，甚至是唯一的重点。

东方的关切则有所区别，它不局限于“金”和“石”，而在当事人的态度。

只要我们修身、养性，高度地忠诚，“金”和“石”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它自己会“开”。

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只要关系有，喝什么都是酒。

”换句话说，只要两个人都以诚相待，态度对了，酒固然可以是酒，水也可以是酒，可乐和橙汁都可以是酒。

“喝什么都是酒”这句话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东西方文化的区别。

在“关系有”这个先决的态度面前，A可以是B，也可以是C，甚至D。

换句话说，“真”与“真理”往往取决于我们的需要，它可以商量，随时都可以移动。

这是我对邓晓芒的转述，如果有误，错在我，不在邓先生。

好吧，现在，达西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伊丽莎白怎么办？是一味地坚持自己，还是反思、勇敢地修正自己？奥斯丁的意思很简单，伊丽莎白有能力反思自己和修正自己。

用《傲慢与偏见》的小说情节来说，就是伊丽莎白承认自己对达西“有偏见”，同时接受达西的求婚。

在这个故事情节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东西，那就是实证。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让伊丽莎白修正偏见，自我革新，可以有许多路径。

比方说，让伊丽莎白误以为达西“生活作风”有问题，或者说，让伊丽莎白误以为达西偷了东西。

通过故事的发展，它一样可以达到让伊丽莎白纠正“偏见”这个目的。

那样的故事更劲爆、更具可读性。

男人的缺点多了去，为什么奥斯丁会抓住“傲慢”不放呢？老实说，用“傲慢”来推动故事，这样的故事其实不好看。

关于傲慢，这正是我要和大家探讨的第四个题外话。

我想谈两条，那就是，文化背景和时代对一个作家的影响。

首先我要说，一个作家，无论他具有怎样惊人的、颠覆性的才华，他依然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正面、侧面或者对立面。

这个背景起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二是家庭。

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共识，老师们谈得也比较多，可我想强调的是，家庭文化，就“影响的力量”而言，它的作用也许更大。

我们应当注意到，奥斯丁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这样的家庭强调道德、在道德上偏于保守主义，这个说得通。

同样，因为家庭内部宗教氛围的缘故，这样的家庭对于“傲慢”和“谦卑”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敏感与侧重，这个不仅说得通，更可以理解。

另一个就是时代。

《傲慢与偏见》写于1796年至1797年，也就是18世纪的世纪末，它是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而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粗略的说法，一般来说，它起始于18世纪的50年代。

但是，有一个是时间点是关键的，那就是1785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联动式蒸汽机正式投入使用。

不要小看了这一台机器，它對人类生活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是它，给工业革命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加速度。

可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在《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宾利和达西是坐着“四轮马车”来到乡下的。

这是英国的乡村，我们尚未看见工业革命对它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如果简奥斯丁再晚上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在小说的开头，来到内瑟菲尔德的也许就不再是马车，而是汽车或火车，如果是那样的话，这部小说就彻底不一样了。

补充一句，《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的11月，就在11个月之前，那个即将书写“最好”和“最坏”时代的伟大作家，他刚刚来到人间，他是狄更斯。

另外的一点我们必须同样不能忽视，奥斯丁写作《傲慢与偏见》的时候，卢梭和伏尔泰离开这个世界也才20来年。

所以，我想这样说一工业革命加速了，奥斯丁却没有做好准备，她尚未进入新的时代;启蒙时代远去了，奥斯丁的精神依然停留在那里。

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无限庞大的话题，谈论它我力所不能及。

但是，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傲慢与偏见》笼罩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光环里头，这话我们可以说。

启蒙运动起始于英国，中心却在法国，在法国发展，在法国壮大，然后，再一次波及四周，《傲慢与偏见》是启蒙思想在小说内部的具体体现，这话我们也可以说。

扼要一点说，启蒙运动的中心思想其实就一句话：争取世俗生活的幸福。

如果一定要文雅一点，也可以换成康德的说法：“用人的眼光看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用人的眼光看人”呢？宏观地说，两个：宗教和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