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典型问题探究

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探究学院：专业：2011年6月15日目录摘要 (1)文章背景 (1)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关系 (2)直辖市之争：口水战背后的发展模式之辩 (4)交通治堵：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伤与痛 (6)结语 (9)参考文献 (9)中国城市发展典型问题探究摘要：中国的城市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伴随着诸如交通拥堵、发展不均衡、农村萎缩、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城市化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具有中国自身特色。

本文通过对城市发展中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简单分析，尝试着提出一些解决办法，旨在对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进行探究。

关键词：城市化土地制度直辖市之争发展模式交通治堵2010年的中国上海世博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这届世博会，以城市发展为主题，通过190个国家和56个国际组织的先进城市发展案例，探讨了与城市相关的多元文化融合、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及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本届世博会的目标即提高公众对“城市时代”各种忧患意识的理解，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提供解决方案。

“城市时代”概念的提出，更加明晰了城市发展对于一个社会乃至国家的重要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

古代中国无论是在城镇规模还是数量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自战国时代始，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及政治和军事中心的建立都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增长。

而西方的城镇化同样初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以及手工业商业的繁荣，而由资本的萌芽和工业化的到来崛起，进入蓬勃繁盛的时代。

然而，对于古代中国的城市文明来说，由于历朝代重农抑商的传统作用，始终未能出现工业城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1] 放眼现在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只用30年便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

2010年12月19日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的《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3.28%（按城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不得不可谓一个奇迹。

然而，在高城市化率的背后，是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诸如西方城市化进程中的污染、贫困、犯罪、拥挤等问题普遍存在，同时由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催生了新的更为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和户籍制度的关系城市往往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水平。

所以城市化意味着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和生活。

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城市面积的扩张。

然而中国城市化模式却完全相反。

首先出现的是土地城市化，即大片的农业地被改为建设用地；然后才是人口的城市化，即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工作、定居和生活。

为什么中国城市化模式如此独特？这是由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决定的。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土地的城市化通过征地制度来实现。

由于中国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土地被限定于农业用途，要想将农村的土地变为城市中的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土地征收来实现。

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城市面积的扩张都是通过政府的主动扩张，而农民是无法主动为城市化做贡献。

当农民集体所有的农地变为国有的建设用地之后，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而获得巨大收益，而失地农民则只能获得低廉的征地补偿费用。

也正是因为土地的城市化对地方政府而言属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还会带来不菲的土地财政，因此各地政府对于土地的城市化往往乐此不疲。

但对于人口的城市化，政府就没那么上心了。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虽然劳动力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其工作城市几乎不给这些劳动力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待遇，同时这些劳动力还要承载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名称——农民工。

顾名思义，他们虽然在城市从事工人的职业，但其身份却是农民。

这样做对地方政府的好处显而易见。

由于不需要对这些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就减轻了所在城市的财政负担；同时，更多的劳动力在城市里创造了更多财富，但其受益人口并没有增加，因此城市里的原有居民也会支持这样的制度。

[2]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征收带来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由于巨大的收入以及GDP 指标的诱惑，政府往往会成为房地产商暴力拆迁的幕后推手。

由此引发的强拆、血拆事件屡见不鲜，有的甚至发展成为群体聚集事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取代如同一纸空文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从此行政强拆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新拆迁条例的颁布对强拆问题收效甚微。

各种拆迁惨案依旧不绝于耳。

可以说，只要政府与土地财政不脱钩，拆迁户与开发商的对峙便会一直存在，唐福珍们的悲剧便会一再重演。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许始于去年年底的成都户改给了我们一种答案。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市在过去的八年里一直致力于摸索城乡户籍改革方案以打破我国人为划分的传统二元城乡结构，从而彻底消除隐藏在户籍背后的身份差异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平等现状。

让我们来看一下成都市的改革轨迹：2003年，成都市取消了入户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替“入城指标”；2004年，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性质，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2006年，率先实现成都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可入户；2008年，实现成都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彻底打破由货币筑起的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堡垒；2010年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统一户籍，城乡居民可自由迁徙，在2012年底前，成都将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标识，集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用、社保等信息于一体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统。

“城乡自由迁徙”、“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突破成为该市此次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和亮点。

从此以后，成都再无居民与农民之分，只有一种人，那就是成都人。

[3]同时，在配套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成都市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彻底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自己。

农民将自己的宅基地信息在农交所挂牌，房地产商通过购买地票直接与土地所有人进行交易。

这样省去了政府征地的环节，也避免了土地所有人与开发商之间由于拆迁补偿发生的冲突，困扰已久的拆迁问题便迎刃而解。

成都市政府砍掉土地财政这一传统的巨大收入来源如同砍掉了自己的一只手，其魄力不得不让世人钦佩。

可事实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只有斩断了利益的链条，制度的推行才会行之有效，否则永远只会是一纸空文。

不过，由于改革涉及到太多细节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同时法律制度的障碍和利益集团的冲突使得成都市的农村产权交易所在2010年底的时候曾被叫停4个月，今年4月份重新恢复运作。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土地与户籍制度改革会始终围绕在所有渴望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权利的农村人以及那些热烈投身于改善公民生活条件的学者官员们身边。

不过，成都市的破冰之旅给我们点燃了一盏明灯，借着这点星火，可以让人望见遥远的黎明。

二、直辖市之争：口水战背后的发展模式之辩武汉、郑州、西安、沈阳亦或是广州？对于谁将是中国第五个直辖市的争论一直未曾间断过，反而尘嚣甚上，口水战在网络和民间愈演愈烈。

在现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下，“直辖”对于一个中国城市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被中央直接管辖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发展政策的倾斜，中央财政的支持以及建设自主权的大大增加带给一座城市的巨大推动力不言而喻。

重庆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1997年，重庆市被国家批准升格为直辖市。

仅过了6年，GDP增长1．7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增加2．9倍，固定资产投资增加3．1倍，农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1．4倍，城镇化率增加9．9％。

截至2010年，重庆全市城镇人口1534.15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3.21%；地区生产总值7894.24亿人民币（中西部地区所有城市第一名），排名全国第二；[4]重庆已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制造业基地和出口产品加工集散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引擎。

可以说，直辖所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

直辖可以大大增加城市的自主权。

这种自主权可以提高城市经济建设的决策速度，使得城市‘经营’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因地制宜，可以在更大的限度内开发城市所蕴涵的经济潜能。

政府每年会拨给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一部分资金用于城市各项发展，这也是直辖的一大好处。

目前我国四大直辖市已带起三大经济圈。

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龙头，必定要对周边地区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

这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自身长远发展的需要。

我国四大直辖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辐射作用，已经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及渝西经济走廊等。

[5]去年“两会”时，有人大代表提出，在全国设立56个直辖市。

这样便可大大缩减中国政府的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可使全国各地区均衡前进不至于出现如今东西部巨大的地区落差。

当年升重庆为直辖市便是用以推动西部大开发而缩小与东部的差距。

但除了这四大直辖市还有广东浙江江苏这些经济大省之外，中西部很多省份目前都处于自生自灭发展缓慢的状态。

没有推动力缺乏政策扶持和外资投入成为最大的动因。

一些专家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省份太少，以至于各省管理的范围太大。

各省、自治区的辖区过大，平均人口在四千万左右，一些辖区范围远远超过英国、法国或德国的全部国土，一些大省如河南、四川的人口都在1亿人左右，比英德法等欧洲大国还多。

这很不利于实行高效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

美国是发达国家，只有2亿多人口，却分成了50个州，每州只有不足500万人，而且有些州是强行一分为二的。

而中国，即使考虑到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省、区、直辖市平均以2000万人口（直辖市的平均人口）为宜。

那么，中国的省级和副省级区域最终应为60个左右才算合理。

当然，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这个城市的内部因素。

直辖也许可以表现为一种促进其发展的外力，但这种外力并不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和主要力量，城市的发展还要靠该区域内部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利用程度。

成立直辖市不是仅仅满足一个地方经济的要求，这里面有经济、政治，甚至人力等诸多复杂的因素，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需要，还必须符合国家的宏观战略。

对于城市的发展而言，直辖并非万能，但却提供了一种可能。

关于直辖市的争论，同时也潜在的明确了城市发展的模式已经由最初的单中心城市而转向多中心城市发展。

虽然80年代初以来，我国实行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大城市的增长仍旧保持了较高的势头。

因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大城市的经济结构更完善，市场发育更成熟，拥有更完整的各种资源优势，基础设施更好，就业机会更多，这些都是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

在大城市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结构也开始走向群体化和区域化，即从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区域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