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的体会贺俊杰14102005321992 年年初，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国内一些人的思想上出现了困惑，国际上中国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就在这个时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南方谈话”是新时期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
邓小平的思想已升华到新的高度，是对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的实质是就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他的谈话，一方面重点在讲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讲了要扼制腐朽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强调政权的作用，还谈到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打击经济犯罪等等。
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学习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有些谈话内容给我的映像极其深刻，发人深思。
第一：用特区的发展证明了开放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是正确的。
“8 年过去了，这次要看，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1992 年1 月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离他1984 年第一次来深圳的时间相距8 年。
邓小平登上珠海芳园大厦顶楼，观赏到澳门的风光，他说：“这十年真干了不少事，这足以说明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的确，巨大的变化都说明了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
既然三中全会的政策是正确的，就要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
邓小平能够在8 年前，提出开经济特区的政策，并且8 年后这个政策的实施带动了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敬佩邓小平的前瞻性长局性的决策思想。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用语非常的直白，却揭示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的快一点，不可能总是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的。
读邓小平南方谈话感想
读南方谈话感想——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感慨系之。
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
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30年，已经过去了2/3。
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
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
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文革”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
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
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
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
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
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
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南方谈话”的现代启示录
2012年新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20年纪念，那趟被载入史册的南方之行，以及一系列至今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的观点，重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20年前的“小平南巡”，用捍卫市场经济的方式，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真正富起来的话，则20年后，交给我们这代人的遗产仍很丰富，在2012年的十字路口上给我们颇多启示。
思想：“南巡”的启蒙之种“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回忆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果断地从体制内出来，敢于冲向市场、奔向社会？与其说他们内心敏感而强大，不如说“南方谈话”让他们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希望。
信心何来？来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种精神上冲破牢笼的启蒙，也许是“南方谈话”带给国家经济维度的改革冲击波之外的另一个历史收获。
“南方谈话”促成了著名的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
据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在当时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92派”都成功了。
这是“南方谈话”打开创造力闸门后，活力迸发，春水如潮的一幕幕胜景。
从一个人到一个年代，很多耀眼的个人成功，就像闪耀在头顶的星空，组成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拼图。
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的这些“造梦者”们，在商海磨砺中怀着投资和创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
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经济与市场从无序和盲动推向职业精神、道德秩序和国际化。
“南方谈话”背后的启蒙意义，曾起到激活人才和生产力的作用。
而现如今，下海潮不再，到体制内成为潮流。
试问，还有多少人像丁磊一样放弃读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到体制内去，已经成为无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国考热就是最明显的佐证。
如果机关成为人才抽水机，成为俊彦之士的第一选择，社会活力就会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认为，政府部门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当精英人才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这个队伍，意味着分配蛋糕的人在增多，而把蛋糕做大的人在锐减。
92年南方谈话心得体会
92年南方谈话心得体会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调整、改革党的工作方法和发展党的事业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于1992年12月18日至28日在深圳召开，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我个人而言，这次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南方谈话的召开背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许多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南方谈话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推动改革和发展而召开的。
在南方谈话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方针，对党的作风、党的建设、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农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探讨。
他强调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性，提出了“稳中求进”、“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重要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方向。
他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思想，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同时，他也指出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强调了政府的职能和作用。
这些观点和方针的提出，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作风提出了重要要求。
他强调了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正确处理党内和党外的关系，要大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
这些要求的提出，为改进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南方谈话的召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谈话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方针，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导。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
作者： 杨彬
作者机构：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出版物刊名： 奋斗
页码： 41-43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2期
主题词：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建设;意义;“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实践探索
摘要：2012年是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以下简称“南方谈话”）20周年。
回顾这20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反思我们党理论思维和实践探索的曲折历程，我们发现，南方谈话不仅仅为这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制定了很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宏伟蓝图和方针策略，还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和巨大的启蒙作用。
南方谈话的回顾与思考
05
对南方谈话的反思与启示
Chapter
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结词
详细描述
南方谈话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并 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了市场经济和计划 经济的区别，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目标。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地 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效率 ，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他还提出了国有企 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具体措施，以进一
02
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与精神
Chapter
坚定信仰，深化改革
坚定信仰
南方谈话强调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 方向。
深化改革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打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提倡创新和探索，激发社会活力 。
VS
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 能力，确保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03
南方谈话的实践成果与影响
Chapter
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0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南方谈话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目标。
02
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民
南方谈话打破了社会主义理论固步自封的局面，提出 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注入了新的活力。
南方谈话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 鉴和启示，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方谈话的未来展望
南方谈话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理念和思想，将继续在中国的 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 展。
南方谈话心得
南方谈话心得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不仅振奋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
所谓南方谈话指的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的重要讲话，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回答实践中出现的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而鉴于1992年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这次谈话也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从南方谈话的内容来看，谈话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深刻阐发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主要内容有以下六点：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人，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人才进入领导层；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从南方谈话以来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一直走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着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神舟系列飞船、嫦娥一号探月工程无不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
从当时国际国内的发展形势来来看，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谈话是势在必行的。
首先，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结束，世界经济、科技迅速发展，世界发生大转折。
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倾斜，给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不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中国受这一国际形势的影响，改革即将失去方向。
其次，我国经济面临着加快发展的严峻挑战和良好机遇。
南方谈话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１ ９ ９ ２ 年 １ 月 ｌ ８日至 ２ 月２ １ 日， 邓 小平 先后视 察武 昌、 深圳 、
国家” 确定 为 社会 主义现 代化 的重 要 目标 ， 并提 出 了建设 中 国特
设 的长 期 性 。恐怕 再有 ３ Ｏ 年 的时 间， 我 们才 会在 各方 面形 成一 小 平 同志 在 １ ９ ９ ２年南 方谈话 时指 出： 没有 高度 的 民主不 是社会
整 套 更加 成熟 、 更加 定型 的制度 。 在 这个 制度 下 的方针 、 政策， 也 主 义 ， 没 有完 备 的法制 也不 是社会 主 义 。 这 为江 泽 民 为核 心 的第
谈 话 以后 ， 我 国 的法律 体系 日臻 完善 ， 尤 其 是社会 主义市 场 经济 要抓 建 设 ， 一 手要 抓法 制 。 这 两者 都是不 容 忽视 的 。 中 国的主 要
相 匹配 的 法律体 系 。
一
矛盾 是 人 民 日益 增长 的物 质 文化 需要 同落 后 的社会 生产 之 间的 矛盾 。“ 依法 治 国” 方 针 的提 出就是 应对 基本 矛盾 在我 国现 阶段
了 巨大 的推动 作用 。 在 邓小 平的 论断 中， 也 对 中国的法 治建 设提 法 治建 设揭 开 了新篇， 提 出法 治 建设应 当 与经济 建设 并重 。
１ ９ ９ ２ 年邓 小平 同志 的南方 谈话 推进 了我 国的 经济体制 的 改
要坚 持两 手抓 ， 一手抓 改革 开放 ， 一手抓 打击 各种 犯罪 活动 。这 革 ， 而经 济 向前发 展 的每一 步都促 进 了我 国的法 治建 设 。 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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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谈话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作者：陶宏雁张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08期摘要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对中国法制建设也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不仅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更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就南方谈话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分析，论述南方谈话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南方谈话法治法制作者简介：陶宏雁，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军事法学；张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059-02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各族人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邓小平的论断中，也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
第一，提出法治建设应当与经济建设并重。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这两只手都要硬。
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第二，强调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第三，指出了我国法治建设的长期性。
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这些论断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法治在中国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1997年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为我国的治国基本方针，法治在中国已经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
南方谈话以后，我国的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法律体系。
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针的确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我国法制的重要性，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并且，我们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赶超西方国家，更要有一个与經济发展相协调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建立与维持得依靠法制的手段。
这些都发展和完善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想。
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确立了法治建设在整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中共中央十四大召开以后，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对我国的法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领导人注意到法制的重要性，以江泽民为中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民主与法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明确地提出了治国的方针，即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97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
1999年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从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推进了我国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经济向前发展的每一步都促进了我国的法治建设。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那么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配套的规制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
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有利于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并且法律是规制市场和宏观调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手段。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备的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
这为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江泽民法治思想正是在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邓小平法治思想后，形成了与邓小平法治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法治思想。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一论断告诉我们，一手要抓建设，一手要抓法制。
这两者都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依法治国”方针的提出就是应对基本矛盾在我国现阶段法制领域的缺陷做出的应对。
二、推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在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法制，什么样的法律能够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给我们制定、实施法律过程中提供了指引方向。
适合中国的法制制度，必然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并且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由此发挥开来，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概括：“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 在关于市场和计划的关系的论述中，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也能够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法治建设过程当中的借鉴的问题。
法律移植是国家立法机关创制法律时的一种方法，以移入国自身的自主创新与创制为基础，以对国外法律的移植为补充和辅助。
结合邓小平同志的论断和法律移植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在法律移植上，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是没有意义的，法律移植是对国外法律的创新与创制，并且超政治、超阶级的法律是不存在的。
资本主义的法律和社会主义的法律的区分是属于立场的问题，而法律移植是手段和措施的问题，我们在法治建设的过程当中，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移植国外的法律是方法和手段的问题，而不是去借鉴理论，我们把法律移植上升到借鉴理论的高度是不正确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第二个立法高峰。
这一时期大批用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开始纷纷出台。
仅1993、1994两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经济方面的法律就有公司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外贸易法、注册会计师法、预算法、农业法、仲裁法、审计法、广告法等。
这一工作到上一世纪末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用以规范、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框架。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我国的立法尤其是经济法领域的法律的制定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法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
这一时期的经济立法主要有：市场规制方面的立法，市场规制法的核心部分比如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等陆续出台；在宏观调控方面，我国的立法主要有税收征管法、国家预算法和银行法等，这些建立了我国的财政税收和金融体制的框架。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立法还体现在对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及农村经济法律制度和对外经济立法。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的劳动立法也得到了里程碑式的发展，1994年实行的劳动法，代替了我国长久以来依靠劳动法规调整劳动关系的状况，使劳动领域的法制得到完善。
同时，我国也提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回顾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历史，在1992年以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实行社会保障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改革的进行，1992年之后，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劳动立法和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立法在南方谈话后的完善，使得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进入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阶段。
这些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是由于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的法治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1992年，一些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思想涌现，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我们破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市场经济的不同主体、主体之间的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一套完善的法律规则加以调整。
三、执法和司法制度的改革依法治国在行政执法领域的体现为依法行政，在当代中国，政府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在法治建设的过程当中，其地位和作用尤为重要，一方面应当赋予政府以权力，使其更好地履行其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国家滥用其权力，给公民和组织造成损害。
政府是国家社会的日常管理机构，政府的工作是否廉潔、有效，直接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行政权力的作用和特点决定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1993年国务院正式提出依法行政之后，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就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
《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的制定，以及一大批涉及具体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的纷纷出台，这些法律法规切实地规范我国政府的行为，将政府的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这些法律规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奠定了法律基础，保证了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中国的事情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论述对我国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工作提出了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即我国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执法和司法工作人员。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了我国的廉政建设，并且指出党员、干部的廉政建主要靠法制。
1993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决策，这一时期党政领导机关、执法、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的犯罪案件成为了司法机关的重点，同时，各地的司法机关还展开了一系列的禁毒、扫黄的斗争，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南方谈话以后，是我国的司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时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屡次在重要会议上强调了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要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的职业道德，随着199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的通过，更是标志着我国的法官和检察官的管理进入了法治化的进程。
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第379页，第372页，第373页.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何勤华主编.法治建设与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参考文献：[1]吕书正.南方谈话以后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2]黄宏主编.硬道理南方谈话回眸.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