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地位的现状和改善 [内容提要]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使用了被害人一词，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被害人的权利作出了规定，但与民商事案件的受害人相比，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对其权益的保护性规定过于狭隘和抽象，既不利于广大刑事审判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实际操作，又使被害人在诉讼中处于明显不对等的不利地位。随着我国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加快，新法律法规不断颁布实施，刑法和刑诉法中对被害人的保护性规定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制约和限制了广大被害人依法平等地行使其诉讼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刑事被害人作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笔者在归纳法律法规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从对刑事被害人范围的界定及特征，现行刑事法律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权利及存在的弊端，产生弊端的原因，对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思考等五个方面，对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

目前，许多从事法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从事司法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对如何保护好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笔者作为一名普通的刑事审判法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一、对刑事被害人范围的界定及特征 （一）对刑事被害人范围的界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未对被害人作出明确定义，法学研究者和各种教科书对被害人一词的概念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可以定义为：在刑事案件中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而可以参加刑事诉讼，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或单位）、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提出反诉的反诉人等。

（二）刑事被害人的基本特征。 1、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必须是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被害人是一个与加害人相对应的概念，没有加害人行为的侵害，也就谈不上被害人，但并不是所有被害人都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只有当侵害行为触犯刑律、构成犯罪时，才可能成为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被害人。刑事法律仅仅保护由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由其他违法行为造成的侵害则不受此保护。

2、侵害结果必须是犯罪行为直接导致的。犯罪行为的侵害包括直接侵害与间接侵害两种形式。要成为刑事诉讼被害人，只能是那些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受到犯罪行为间接侵害的公民或社会组织，则不能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

3、被害人行使的是一种可选择权，可选择行使，也可选择放弃。虽然公民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侵害，并造成了损害后果，但被害人是否通过诉讼途径主张自己的权利可自主选择，可选择行使，也可选择放弃。 二、现行刑事法律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权利及存在的弊端 （一）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关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的规定有较大的变化。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作为其他诉讼参与人，即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他的合法权益由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予以保护，他只属于控诉一方的诉讼参与人，就其诉讼地位而言，类似于证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充分考虑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被害人与刑事案件的特殊利害关系，而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

（二）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概括起来，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申请回避权。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作为与犯罪分子对立的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情形下，有权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翻译人员、鉴定人、书记员回避，以保证诉讼活动公正、合理进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新刑诉法第四十条规定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刑事诉讼。

3、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遇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由于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作为原告人的范围就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4、受到不法侵害时的举报、控告权。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第十四条第三款也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这两项规定是宪法赋予公民申诉、举报、控告权利和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三）存在的弊端 1、刑事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受到严重限制 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对象，理应对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有充分了解，但在司法实践中，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大多数的刑事被害人并不知道案件进展如何，甚至不知道刑事诉讼已经进入到哪个环节。具体而言，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除了向被害人了解相关情况外，很少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进行的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审查起诉阶段，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但这也只是一种单方面听取意见的过程，并未形成公诉机关与被害人的互动，公诉机关也不会将已经掌握的案件情况告知被害人。在审判阶段，除了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情况下，法院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也不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送达被害人。 2、在代理和辩护权的行使上不对等 刑诉法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人可以委托辩护人参加诉讼。基于法律规定的情形，可以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辩护人有权查阅案卷。但被害人是否享有上述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上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在实践中，并不允许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查阅案卷。刑事被害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了解案件进展情况的权利，也就很难充分行使自己作为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即使被害人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不会为其指定诉讼代理人。

3、被害人在刑事诉讼部分没有发言权 在公诉案件审理过程中，除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外，如果不是公诉机关要求被害人当庭陈述，法院往往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害人不知道案件何时开庭审理，当然也就谈不上在庭审过程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是被害人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也很少听取被害人对刑事部分的意见，而只是就公诉人在起诉书上所指控的事实进行调查和审理，被害人完全成为刑事部分审理的局外人。 4、刑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不能及时、有效行使自己作为当事人的权利

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被害人虽然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却不享有上诉权，被害人被冠以“当事人”之名，却无“当事人”之实，这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极不对等。即使被害人不服判决而申请检察院提出抗诉，由于二者出发点和追求目的的不同，检察院一般都是抱着非常审慎的态度，不涉及重大利益，一般不会轻易抗诉，致使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在许多情况下不能满足。而被害人又没有强制检察机关进行抗诉的权利，那么他的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保证。

5、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的范围狭窄，权力受限制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又在获得赔偿的权利范围上作了不利于被害人的限制，规定被害人只能就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物质损害要求赔偿，而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实际上犯罪较一般侵权行为性质更加严重，但是却不能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与民法的规定相互抵触，突显出了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性和不对等性。

三、产生弊端的原因 (一)主观认识存在误区 随着国家公诉制度的建立，犯罪被解释为对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或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的侵害，对罪犯的起诉和惩罚成了国家的权力。绝大多数人认为，只要通过国家公诉惩罚了犯罪分子，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就得到了保护。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科学，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国家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主要是出于预防犯罪的目的，但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并不意味着社会保护功能的完全实现。甚至可以说，刑罚的犯罪预防功能和刑罚的社会保护功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因为通过禁止和惩罚犯罪行为来保护合法权益所能够实现的保护，仅仅是通过规定和追究刑事责任来实现的，这种保护实际上只是针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保护，这种保护的范围也只能是一般的合法权益，即社会公众的普遍的合法权益。但是这对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或者说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却无能为力。因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所遭受到的是实际侵犯，被害人作为每个特殊的个体，其合法权益因为被告人的不法侵害而遭受了实际损失，显然，如果将刑法的保护功能仅仅定位成通过规定和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的话，那么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就会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而将实际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从而使刑法丧失特殊保护的功能。

(二)立法不尽完善 1、法律规定不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将被害人列在当事人之首位，但实际保障其参加诉讼的规定较其他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存在明显不足。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后，应将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至迟在开庭十日前送达被告人，而应不应当将起诉书同时也送达被害人，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等等。

2、缺乏救助性规定。目前，我国没有关于对刑事被害人实行救助性的法律法规，也未建立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在被告人没有能力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常常会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极度的生活贫困中，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三）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应给予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往往因为被告人经济困难等原因而得不到实际赔偿，最终使法律规定成为一句空话，法院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有的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导致家庭困难，为了眼前利益、短期利益，为获得有限的赔偿款，不得不作出巨大让步，而同意与犯罪嫌疑人“私了”，使犯罪嫌疑人免受了法律追究，同时也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未得到实际保护。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传统司法模式的影响，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和个人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对被害人人身权利遭受侵害的保护较为重视，而忽视了对被害人财产权利遭受侵害的保护。

（四）被害人消极心态的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而在部分类型的犯罪中，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家人关系，邻里关系，关亲戚系等等。由于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关系的不同、被害人自身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的不同，以及诸多外界因素的干扰，使得被害人在参与司法活动中的心态也各不相同：有的被害人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激愤心理，有意歪曲事实或夸大事实，以达到其泄愤和获得高额利益补偿的目的；有的被害人在犯罪嫌疑人或其亲朋好友的要挟、威逼利诱下，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产生畏惧、退缩心理，违心的作出不实陈述，不敢提出正当的要求；有的被害人，尤其是性权利遭受侵害的案件被害人，因为犯罪事实涉及个人隐私，出于羞愧心理，为顾全颜面在陈述案情时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不愿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有的被害人因为和犯罪嫌疑人亲情关系的存在，既痛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又不愿看到其受到过重处罚，被害人基于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在陈述案件事实时往往反复无常，难以准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