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
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
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
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范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范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
[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
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
”[2]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和强制性。
“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
它不断改变享乐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
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益惨淡的生活。
同样，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
但是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
……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
[3]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辨证方法论；以工具理想论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为理论基础；以文化精英的口吻；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的“异化”思路批判和解析大众文化，对大众文化所采取的是抵制和超越的态度。
而伯明翰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采用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论证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小心翼翼地求证工人阶级文化现实的合法性；对工人阶级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救赎与正名；凸显了工人阶级对英国社会“共同文化”的贡献；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伯明翰将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审美批评深入到了政治实践。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对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做过总结，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技术、文化工业、以及经济状况的交合处，他们对于分析当前的文化与社会形态有着很大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二者正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
用这些资源，我们可以批判性地分析并改造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并发展一种带有实践意向的批判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
在流亡美国期间，法兰克福的成员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也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并为促进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
……伯明翰的成员们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
他们率先研究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及其他形式的流行文化对受众的影响。
他们将注意点放在受众以不同方式、在不同语境中理解和使用传媒文化上。
”[4]二、受众分析态度上的对立受众研究一直是大众传播研究的重点。
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受众上。
受众的研究成果也最多。
但是纵观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历程，不同学派站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其结果也各不相同。
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
传统的经验学派的受众研究一直受量化实证主义范式的支配。
这种以测量传播效果为主旨的研究将传播内容等同于事实资料的讯息，将受众当作某一客观的社会类别的代表，从其社会文化系统、日常的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来调查阅读率和收视率，或设计问卷（多为封闭式问题）向受众提问，再统计各类数据以获知受众的反应。
[5]结果将受众看作是无知的“傻瓜”、被动的“靶子”，媒介一击即到。
这种刺激—反应的模式，简化了传播的复杂性，早已被研究者抛弃。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传播作为文化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
受众是铁板一块的，被动的客体。
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描述大众传播的受众:“资本主义的生产用灵和肉紧紧地控制住他们，使得他们心满意足地享受为他们提供的东西”，[6]“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的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
”[7]大众传播的“消费者可以随便地把他的冲动、欲望投射到摆在他面前的商品上面。
观赏、聆听、阅读一个形象的主体将会忘乎所以、无所谓、幻灭于其中，直到全面被控制的地步’。
[8]这样，受众便失去了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察和对现存制度的怀疑，他们被“极其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使他们不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9]促进变革的“痛苦意识”己被虚假的“幸福意识”所取代，他们沉沦俗世、其乐陶陶。
大众传播受众所遭受的，是身心两方面的全面被控，他们的生活行为风格、消费习惯甚至内在需求和内心愿望，全部受到大众传播的控制。
对于大众传播而言，它的消费者不是上帝，而是奴隶，虽然“是地位提高了的奴隶，但仍然是奴隶”，[10]作为麻木不仁、心满意足的奴隶，大众传播受众目光短浅、软弱无力，既不会发现、更不会反抗严重的人性异化和社会不公，对于现实的政治关怀己经转变为彻底的“明哲保身主义”。
[11]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传播的受众基木上持一种批判的、悲观的态度，这种思想是和他们对“晚期资木主义”社会可能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的失望相一致的。
在他们看来，“晚期资木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否定立场日益衰弱:它不再表现为同现存社会活生生的矛盾”。
[12]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的现实主体已经丧失，在马尔库塞那里，解放的希望只能存在于遥不可及的“审美乌托邦”。
文化研究学派修正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了他们的文化悲观主义。
他们从文本—话语模式出发，关注传播过程中意义的建立，认为意义是传播者与受众通过文本协商而产生的；充分肯定受众在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地位。
“他们不只是固执知识分子立场，抨击资本主义文化控制，而是同时站在民间社会的立场，去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说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
[13]从霍尔开始，文化研究学派开始摆脱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不再认为文本结构将主导受众讯息的接收的结果。
相反，他们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与被统治者的社会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矛盾，其交汇处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场所。
这样，文本不再是一个意义完全封闭的结构，受众也不再是盲目顺从主流生产体系的消极客体，而是不断进行抗争来给自身定位的积极主体。
霍尔在新的研究模式融入符号学的方法，认为媒介传递的信息是由节目制作者编码，在由受众收到后来进行解码。
媒介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讯息潜在阅读方式不止一个，受众有三种解读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
后两种立场充分体现了受众的主体性。
在霍尔提出三种解读方式以后，莫利开创性的把民族志的方法引入到传媒研究中去，具体考察两方面的情况，即受众如何解读文本，以及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中接受文本。
揭示了受众接受过程的复杂性，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受众研究。
由此，它确立了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
三、研究方法的差异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同属批判学派，都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其他学科里汲取营养，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他们都坚持认为文化研究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都将文化放入其产生与被消费的社会关系与体制中去研究，在批判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将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和大众接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但是，他们在具体分析媒介文化现象时所运用的方法则是不同的。
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文化研究运用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民族志+符号学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德国，继承了精于理论思维，长于逻辑分析以及抽象概括的欧洲传统，使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增加了浓重的思辨色彩。
德国学者们常对美国社会科学家们普遍推崇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提出质疑，对维护既有意识形态的各种价值观念提出怀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成为批判学派的武器。
他们从媒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入手，揭示出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工具性，并指出媒介意识形态具有操纵、欺骗和辩护的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立场是一致的。
伯明翰学派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入研究媒介文化现象。
威廉斯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来来研究亚文化群体，霍尔用符号学方法研究媒介讯息的编码和解码。
莫利把社会学、人类学中的民族志方法引入到媒介文化研究中来。
民族志是源于人类学的一种田野调查方法，它指研究者通过深入某一特定群体，长期观察研究之后，从这一群体的文化内部，来说明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
从某种角度上讲，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对象也是一种亚文化。
作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最传统的形式，民族志是编译其他文化社会生活描述的重要工具。
它需要对文化进行长期的观察，并且有可能的话，民族志学者需要亲身参与到所要研究的文化中去，并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下他们所目睹的东西。
有了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详细描述之后，就可以对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以便形成关于文化如何运作的假设。
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就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早期的民族志研究。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民族志的研究将目光聚集于电视受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受众研究。
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们真正贴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中不同身份角色受众接收媒介的真实情况，为受众向微观层面推进开辟了天地。
总之，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在研究视角和旨趣上、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两者研究的重心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围绕着对媒介权力“异化”的批判而展开的。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克福 学派形成 了 自身 归约和单一化 的文化批 判路径 。 法兰克福学派从 ２ ０ 世纪 ３ Ｏ 一５ ０年代发展 了文化产业 的研究模型 ，但此后 由于种种原 因就再 没有发展 、更
新 自己的文化研究 。
伯 明翰 学派代表人物如 雷蒙德 ・ 威廉斯 、伊格 尔顿 、 霍 尔 、霍加特等人 ，继 承 了英 国本土 “ 甜美 的文化”
第 ２ ９卷
第 ５ 期
天 中 学 刊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Ｔ ｉ ａ ｎ ｚ ｈ ｏ ｎ ｇ
、 ， ０ｌ ＿ ２ ９ Ｎ Ｏ．５
０ｃ ｔ ． ２ Ｏｌ ４
２ ０ １ ４年 １ ０月
法 兰克福学派与伯 明翰学派文化批判理论 比较研究
杨 兰
（东莞 职业技 术 学 院 ，广 东 东莞 ５ ２ ３ ８ ０ ８ ）
一
、
怀 旧的精英情怀 与革命 的大众文化观念
和低俗 大众 文化之间 的高低级别 之分 ，把那些被法 兰
克福学 派文化研究剔除在文 化之外的 电影 、电视 和流 的社会 学性质更加浓厚 。
法 兰克 福 学派 的 许多 成员 往 往通 过 对各 种 现代 行音乐 等重新确定为文 化的类 型和风格 ，使文化研 究 主义高雅 艺术 的怀 旧、依恋来 审视大众文化 ，这种 特 殊 的文化 倾向意味着 ，他们轻视 工人阶级 的通俗文 化 及其 阐释活动 ，在大众文 化问题 上表现 出一种文 化悲 法兰克福学 派对大众 文化 的批判态度 ，源于他们 的 “ 文化怀 旧”和精英 情结 。在法兰克福 学派看来 ， “ 文化工业 ”生产 出来 的大众文化构成 了对 高雅文化
会带来 巨大 的经 济 回报 ，这是大众文 化挤 占高雅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之差异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一、两个学派媒介文化观相同之处1、属于广义的批判学派众所周知，经验学派（empe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le school）是传播学研究中的两大学派。
学者李彬认为，科学主义和实证精神正是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学术基础，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也正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根基。
[1]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前者注重的是“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理查德•约翰生语）[2] ，后者关注的则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他们的媒介文化研究都是与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大异其趣的。
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宏观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在媒介文化研究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媒介权力”。
“权力”一词的本意是做某事的能力，往深处想来，权力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纽带，权力的深层总是包含着某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两个学派的学者都认为媒介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像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英国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
霍尔指出，媒介文化并不像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铁板一块的，也不否认它是欺骗群众的意识形态工具，他的理论兴趣点更侧重认为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差异化比较摘要：在传播学上，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同属批判学派，但是两者对媒介及文化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对受众分析态度存在很大差异，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
关键词: 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差异传播学的研究通常分为两大学派，即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经验学派和欧洲为代表的批判学派。
他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和科学精神是传统经验学派的思想基础，人文主义和伦理判断是批判学派的思想基础。
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关注的都是媒介存在的意义。
作为批判学派，他们都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的批判立场，都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又有很多差异。
一、对媒介及文化理解上的分歧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兴起于大众传播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传媒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对大众传播研究是其社会整体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社会文化研究都是从对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开始的。
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功能。
但是具体到媒介研究时，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带来了对媒介和文化的不同理解，使得研究的范式和结论有很大差别。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两者的研究范式恰好标志着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文化观念。
[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到了资本力量和国家主义对媒介的“收编”，用“文化产业”一词来置换“大众文化”。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及其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原因是消除一种误会，即人们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从大众出发，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种控制文化，所以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宁愿用‘文化工业’这个含蓄的词语而不喜欢‘大众文化’这个表述。
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工业。
”[2]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和强制性。
“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
西方大众传媒研究概略
从现代西方有关大众媒体的三种研究范式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最为悠久，其对技术媒体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也最为关注，当然，其从宏观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媒体的批判也最为激烈。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更为具体微观，它更关注的是文化的层次与对媒体的接受者的分析。而以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技术分析学派则是技术决定论的现代翻版，它仅仅看到了现代技术，特别是大众媒体和数字网络技术的决定性的一面，其不足之处显而易见，我们应当对之持以批判和分析的态度。
--------------------------------------------------------------------------------
时间：2004-11-14 0:05: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作者：孔明安 阅读6903次
所谓的“大众传媒”主要指的是20世纪以来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地位的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大众媒介载体。一般来说，国内学者对西方大众媒体研究的介绍，比较熟悉的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其实，由于电子媒介的发展，对国外大众传媒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已大大拓展,且较为系统。综合起来，西方大众传媒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流派或三种研究模式。一是在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它的历史最为悠久，一直延续发展到当今的思想理论大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二是发端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它由伯明翰的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组组成；三是上世纪60年代，由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所引发的对技术媒介本身的研究，包括麦克卢汉和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以及美国的后现代哲学家詹姆逊等。最后，传媒理论的研究还涉及到德国的H·恩芩斯伯格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媒体理论。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与电脑和网络联系最为密切的第三种媒体理论的主要代表是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由于20世纪60年代电视机在西方社会的普及，并深入到普通的大众家庭，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敏锐地意识到电视这一新的传播方式可能会在未来引起新的传播方式的革命。在对电视的社会影响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麦克卢汉在其成名作《理解媒介》一书中，对当今流行的数字化生存、信息高速公路、网络世界和虚拟世界做出了某种程度的准确预言。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媒体即信息”。他基于电视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在未来全球将变成一个“地球村”的预言，这一预言已被当今的媒介和网络发展所证实。概括起来，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信息的思想大致有如下几点：（1）“地球村”概念。今天这一概念已被广为接受，广播、电视、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地球村的设想真正成为了现实。（2）媒介即信息。它强调的是，媒介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植根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在于传播的技术媒介，即文化载体本身。因此，文化的信息和内容受制于其技术载体，即媒介，这是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的典型表现。对麦克卢汉这一命题的最好的阐释莫过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历史。比如，从原始社会的口传文化到古代社会文字的发明；近代社会从印刷文字到电子传媒，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每一次媒介技术的突破本身，就意味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和获取信息的能力的巨大提高和飞跃。（3）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这一看法其实是“技术是人的肢体延伸”的技术哲学思想的现代翻版。
西方哲学_2.doc
西方哲学一、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
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及其对国内学术界的禁锢，1935年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机构的社会研究所迁往美国加州。
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美国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间。
然而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美国以另外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高压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
基于此，到了40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
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最早将眼光投注到大众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
1947年，他和霍克海默在阿姆斯特丹一起出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著作《启蒙时期辩证法》，其中文化工业：作为欺骗受众的启蒙一章是社会批评学派对大众文化发出的第一记重炮，不仅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尤其是媒介文化批判的基调，而且文化工业一词也成为传播学批判学派在论战中最广泛使用的词汇之一。
文化工业是阿多诺自创的，后来，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他谈到：1947年，我们的原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后来我们决定用文化工业取代它，因为大众文化和它字面上鼓吹的涵义是有所区别的。
大众文化一词总让人误解为文化是从大众中产生的，而事实上它只是在大众中自发产生的类似文化的东西，是流行艺术的短期的表现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必须用文化工业一词来与大众文化划清界限。
对于文化工业这个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释。
第一，文化工业时代是一个文化沦落为商品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文化工业的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都是严格按照商品的操作模式运行的，文化工业的主控者揣摩大众(即消费者)的心理，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对文化产品在生产环节上进行不同的设计加工。
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借助于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文化产品的生产分工越来越细致，这就是文化工业中所谓的管理。
马列文论复习与考试
马列文论复习与考试一、填空题1、中国美学四大派：主观派——高尔泰、吕荧客观派——蔡仪主客观统一派——朱光潜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实践派）——李泽厚2、《巴黎手稿》中提出的四种异化形式：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行为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
3、3M指的是——马克思、毛泽东与马尔库塞。
4、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祖先”的是：卢卡奇。
5、中国实践美学诞生的标志是：1956年李泽厚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思想》问世。
6、实践美学的三大体系——美、美感和艺术。
其中，美又包括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
7、席勒认为，通过审美教育，人们可以由审美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8、“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的提出者是：蔡元培。
9、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建立的美学著作是：鲍姆嘉登的《美学》（1750年出版），他因此被誉为“美学之父”10、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11、席勒提出的“三种冲动”——形式冲动(理性冲动）、感性冲动和游戏冲动。
12、弗洛伊德提出的三种原则——本我（libido快乐原则）、自我（ego现实原则）、超我（superego道德原则）13、《红与黑》体现的是本我与自我的冲突；《麦克白》体现的是本我与超我的冲突。
14、在《性史》一书中，福柯把快感分成两种，它们是：灵魂快感和身体快感。
15、生命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潘知常16、后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是：杨春时17、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里达18、阿多诺关于文化研究的著名论著是《论音乐的拜物教性质和听力的退化》（1938年）；本雅明关于文化研究的著名论著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年）19、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
20、《否定辩证法》的作者是：阿多诺21、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阿恩海姆22、《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文学艺术应该为工人、农民、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服务。
同样立场两种不同文化探究路径
同样立场两种不同文化探究路径内容提要：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
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两个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路径和理论指向。
本文通过分析两者文化研究的不同路径，最终说明：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方法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而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当下借鉴的。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等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问题。
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赛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
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传播学理论第十五讲大众文化的是与非测试题与答案
传播学理论第十五讲大众文化的是与非测试题与答案总计： 3 大题，46 小题，共100 分答题时间:120一、单选题（该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5分。
）1．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状况，态度比较（）。
A．悲观B．乐观C．中立D．无所谓2．“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谁提出的？（）A．阿尔都塞B．葛兰西C．卢卡奇D．齐泽克3．（）开创了受众研究的传统。
A．霍尔B．阿多诺C．霍加特D．威廉斯4．“美国大众传播内容体系的三个范畴”是谁提出的？（）A．德弗勒B．德勒兹C．德加D．德约科维奇5．“刻板印象”的概念是谁提出的？（）A．李普曼B．李维斯C．李幼蒸D．李泽厚6．《今晚八零后》这个电视节目属于哪一个类型？（）A．脱口秀B．真人秀C．歌唱比赛节目D．知识问答节目7．“受众的三种解读方式”是谁提出的？（）A．斯图亚特·霍尔B．大卫·莫利C．洪美恩D．约翰·费斯克8．批判学派以（）为中心。
A．美国B．西欧C．东亚D．中亚9．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文化工业”这个术语指称（）。
A．流行文化B．通俗文化C．大众文化D．商业文化10．以下（）属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理论。
A．编码与解码B．文化工业C．双重消费D．反抗式解读11．从类型上来说，下列哪本杂志与《ELLE》最为类似？（）A．《芭莎》B．《周刊少年Jump》C．《经济学人》D．《家与庭院》12．文化研究学派起源于英国，以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成立的（）为核心。
A．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社会研究所C．应用社会研究局D．东西方研究中心13．“单向度的人”是谁提出的？（）A．马尔库塞B．本雅明C．阿多诺D．霍克海默14．大众媒介的“双重经济”理论是谁提出的？（）A．德赛都B．德勒兹C．德弗勒D．德·索拉·普尔15．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作之一，是洪美恩（Ien Ang）对肥皂剧（）进行的民族志研究。
A．《达拉斯》B．《浪漫满屋》C．《步步惊心》D．《渴望》16．“霸权”（hegemony）是谁提出的？（）A．葛兰西B．阿尔都塞C．德勒兹D．福柯17．“艺术的机械复制时代”是谁提出的？（）A．本雅明B．理查德·霍加特C．洛文塔尔D．西蒙·波伏娃18．（）是霍尔所提出的理论。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
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摘要】本文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研究路径的分析，探讨了它们在文化特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异同。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具有多元文化和悠久历史，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历史学领域；而法兰克福作为德国金融中心，注重哲学和文学研究。
比较分析显示，两种文化路径在文化传承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存在差异，但都在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终，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文化研究路径的异同探讨，提出了研究启示和未来展望，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关键词：伯明翰、法兰克福、文化研究、异同比较、特点分析、研究路径、研究意义、启示、未来展望1. 引言1.1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异同，通过比较分析它们的文化研究路径和特点，以揭示不同文化背景对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通过对伯明翰和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增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本研究也旨在为文化研究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拓展学术研究的边界，促进学术交流和合作。
通过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种不同文化路径的分析，可以为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通过本研究的开展，可以深化人们对伯明翰与法兰克福两个城市的文化研究，推动文化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1.2 研究背景伯明翰与法兰克福是两个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城市，它们分别代表了英国与德国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对于伯明翰与法兰克福的文化研究，旨在通过比较这两座城市的文化路径，探究它们在历史、艺术、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和联系，进而深入了解它们的文化特点与价值。
伯明翰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以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多元文化而闻名。
从工业革命时期起，伯明翰就是英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工匠精神和制造业传统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
异中有同的文化研究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比较研究马驰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们的研究更加贴近社会实际，他们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社会学、美学或文学艺术等领域，电影、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流行音乐乃至语言、时尚、习俗、信仰等日常生活领域都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们抓住了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即文化问题。
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确实是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的一个共同点。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众多流派中，伯明翰学派和更早一些建立起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路径给后人留下的启迪最为深刻。
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在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
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作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
”其实，德里达的话大致也能反映近几十年西方文化研究的轨迹。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其文化研究的路径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坚持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却是共同的。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就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开始了大众文化研究，其批判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主要集中在麻痹、瓦解大众反抗意志的“文化工业”上。
“文化工业”的含义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像一般商品生产那样生产文化产品，并建立起一整套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