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09历史教育090103016许玮琳在世界范围内，考古学从诞生到现在，已走过近200年的历程。
按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概括为萌芽期、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基本成熟期、转变期、全面成熟期和继续发展期。
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萌芽期的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的文物，调查欧洲古代遗迹、北美印第安人遗留下的古迹。
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说，中国从宋代开始的金石学传统可以被认为是考古学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考古学。
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形成期以19世纪20年代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把古代按照生产工具的质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时期的观点，并由汤姆森按这一分期陈列博物馆的文物，及发表专著进行阐释为代表。
地质学中按土质、土色区分地层的方法被引入考古学，成为“考古地层学”，它使考古学的研究摆脱了古物学仅仅研究遗物形态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这一时期，在埃及、两河流域和欧洲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著名的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初步发展期（1867年至1918年前后）的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挖宝式的发掘受到批评。
按层位发掘，准确记录一切遗物的出土位置并将它们全部收集、充分及时地公布发掘成果为人们所推崇。
与此同时，出现了被称为考古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类型学”，即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以阐明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
考古地层学的普遍应用和考古类型学的出现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标志。
考古学理论则主要是运用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和重大发现的增多。
这一时期获得了一批重要考古发现，在一些考古工作开展较早的地区，初步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序列。
中国考古学发展史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下面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些重要阶段：1. **早期考古（19世纪末-20世纪初）：**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主要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
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在中国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一些古代遗址和文物。
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的青铜器和陶器上。
2. **黄河流域考古（1920年代-1930年代）：**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研究逐渐由外国学者向本土学者转变。
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梁启超，他在1921年发起了中国第一次系统性的考古发掘，重点是在黄河流域的二里头和殷墟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甲骨文。
3. **新石器时代考古（1940年代-1950年代）：**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考古研究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支持。
1949年后，中国的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重点逐渐从青铜器转向新石器时代。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包括北方的西王母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
4.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0年代-1970年代）：**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考古研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许多考古学家被迫停止工作，考古遗址受到破坏。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正常的考古研究活动。
5. **改革开放后（1980年代至今）：**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考古学逐渐恢复繁荣。
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国内外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涉及的时期和地区也逐渐扩大。
在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考古遗址如三星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6. **数字化时代（21世纪）：** 随着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激光扫描、遥感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引入，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更精确和全面的数据，加速了考古学研究的进程。
总体来说，中国考古学在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后，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地质史的回顾与展望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地质史的回顾与展望二十世纪是中国地质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从大熊山煤炭的勘探到钻出世界上最深的地球实验室，中国地质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本文将回顾中国地质学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展望未来的地质研究方向。
一. 中国地质学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是中国地质学的重要时期。
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地球科学知识主要是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记载和对地质资源的利用。
1901年，德国籍的矿物学家汉斯·符文（Hans Ungemach）在上海创办了“上海矿物普查所”，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地质研究机构。
此后，奉系督军张作霖、北伐军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陆续成立了一批地质机构，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基础。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地质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全国范围内的野外地质调查、地质勘探、矿产开发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
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中国地质学也面临着从实用性向理论性转型的挑战。
二. 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历程1. 各类研究机构的成立1949年以后，在政策的鼓励下，中国地质学机构不断因时因地成立。
中科院成立后，第一个成立的两个系之一就是地学系。
195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地质部，次年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地质部，它负责矿产资源调查和资源勘探开发工作，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地质行政机构。
1956年8月，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成立，后来的地质调查局也会在该机构的基础上成立。
此外还有中国地震局、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研究机构成立，为中国地质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1958年，三门峡水电站正式开工建设。
这座超级水电站的建造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带动了一批大规模的地质研究。
为了更好地指导大坝的施工和水工建筑物的安全，中国地质学家经过激烈的探讨，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水电站勘探报告标准。
这套标准对我国大型水电、能源等基础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大陆构造演化的研究地质演化研究可以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
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
早期的中国考古学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朦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价值，甚至在当时东周京都洛阳建起了一个类似今日博物馆的“守藏室”。
至公元10世纪的宋代，我国金石学研究颇为发达，有志者开始编纂专注出版。
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既绘有器形图，还记录了每器的尺寸、名闻和出土地点。
它比起1842年丹麦青年考古学家沃尔索(worssae)所著的《丹麦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nmark)一书足足早了11个世纪。
此后，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1123)、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不胜枚举。
清代一来，分门别类的著作如雨后春笋，除继北宋以来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钱币、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为突出。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馆最早、出版古物研究专著最早、萌发考古思想最早的国家。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切努力并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至多只能说为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
论述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论述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回眸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充满了辉煌的成就和不懈的努力。
以下是回眸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的一些主要节点和特点：
1. 创立与奠基期（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是郭沫若、李约瑟、徐长乐等，他们采用系统的考古学方法，推动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最著名的项目是京津考古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1928年发现的周口店北京人化石。
2. 战争年代（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中国考古学在这段时期暂时停滞。
但仍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1949年发现的安阳殷墟，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3. 再探索与复兴（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了考古学的全面恢复和发展。
“国家重点考古发掘项目”展开，一批重要遗址和文物被发现，如秦始皇兵马俑、仰韶文化遗址等。
4. 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90年代至今）：中国考古学注重环境保护和公众参与，强调文物保护和传承。
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丰富，埃及-to-中国考古学合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5. 跨学科交叉与国际合作（近年）：中国考古学逐渐与其他学科交叉，如自然科学、人类学等，探索更多维度的研究。
国际合作亦日益密切，中国考古学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际同行的合作与交流。
总的来说，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贡献和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
在不断的实践中，中国考古学家积极采取先进的考古技术和方法，探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变，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共同的历史认知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清朝末年。
当时，西方的考古学在中国开始流行，一些西方学者在中国开展考古调查和挖掘活动，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兴趣。
洋务运动期间，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揭示和研究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历史，试图寻找中国文化的根源和发展轨迹。
这些早期的研究和活动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基础。
第一个阶段是1895年至1949年的民初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由自学者和业余考古学者主导。
许多学者独立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积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
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被挖掘出土，例如殷墟和秦始皇兵马俑。
同时，一些学者开始系统地记录和整理考古资料，建立起一定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如梁启超的《中国考古学史纲要》。
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6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开始得到重视和支持，国家成立了多所考古学研究机构，建立了中国文物管理和保护体系。
国内外考古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与交流，许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引入和运用。
1953年，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和发掘进一步深入，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址和文物被发掘和保护，丰富了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的认识。
第三个阶段是1978年至今。
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研究和发掘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和迅速推进的时期。
和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全面加强了对考古学的支持和投入，建立了更多的考古学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培养了大批专业化的考古学人才。
同样，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日趋活跃。
随着科技的进步，诸如遥感技术、三维扫描技术等手段的引入与应用，大大加快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为考古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
总体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学术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它通过对古代文明和历史的研究，深入挖掘和理解中国的文化根脉。
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由自学者和业余爱好者主导到政府主导的演变过程，从最开始的野外挖掘研究到建立专业机构和学术研究体系，初步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
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
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但它真正成为一门学科要追溯到20世纪初。
以下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概要。
中国考古学最早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早期，当时考古学主要是由欧洲学者引入中国进行的。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意大利考古学家孙德富在河南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时代遗址，这次发现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里程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自身的考古学实践开始兴起。
一批西方考古学家，如阿拉伯克劳福德爵士和郭沫若开始在中国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
他们的工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0年代，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周口店北京原人遗址的发现引起了轰动。
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人类起源以及人类演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遇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根据中央政府的重视，考古学被认为是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并被列为国家研究重点之一。
中国考古学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并且在国内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大量的重要遗址被发掘和研究，其中包括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
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198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考古发掘技术的改进，尤其是先进的技术手段的应用，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加准确地研究和重建古代遗址。
此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使得考古学的研究更加注重对遗址的保护和保护。
一批年轻的考古学家崭露头角，他们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考古遗址。
截至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术研究、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许多考古遗址和文物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同时，中国考古学也取得了在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不仅参与到国际考古学的合作研究中，还发表了众多重要的论文和著作。
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历程
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历程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20年代，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界开始逐步萌芽，经历了痛苦与曲折的探索与发展，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
下面将简要概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中国考古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国学者的努力下。
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艾杰担任中国的首位考古学顾问，开始了中国的考古工作。
随后，德、法、美、英等国的学者陆续加入到中国的考古事业中。
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对中国北方与中原地区的文明进行了大量研究。
至1930年代，中国考古事业开始蓬勃发展。
1931年，由张廷樾等人发现的甘肃马家滩文化，被认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之一。
1936年，孙俪先发现了鹤山文化，成为中国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使中国考古事业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重视，并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50年代，中国政府在考古事业上进行了大力支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1959年，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考古工作的独立运作。
从此以后，中国考古事业开始了国内化、本土化的发展，探索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
1974年，湖北沉积层中的一块石板上，被发现了世界闻名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一发现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轰动，推动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随后，中国考古学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量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和文物。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事业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接轨，并在科技手段的借鉴下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利用卫星影像、遥感、地质探测等高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不仅提高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还开辟了新的考古学研究领域。
目前，中国考古事业已进入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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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49年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发展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读书笔记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但又有着悠久学术渊源的学科。
从研究古物的意义上来说，从宋代的金石学研究传统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但金石学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也没有直接发展成为近代的考古学。
而早期的考古发掘更接近于挖宝，直到近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的形成。
在考古发掘中，地层学的运用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借用地质地层学的研究原理，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科学地取得考古研究资料，通过判定遗址中诸多堆积形成的先后过程或次序来研究遗存之间相对年代早晚关系，根据“土质土色”来区分不同的堆积，根据叠压、打破及平行关系来确定不同堆积形成的先后次序，可以说地层学为遗存的收集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
中国的考古地层学来源于西方。
十九世纪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做过发掘，在沙漠地带很难辨认层位关系，而当时整个欧洲的考古学界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层位关系的重要性，斯坦因自然并不注意地层，更在意宝藏。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
当时，考古地层学在西方成熟不久，作为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非常注意地层的叠压关系。
他不仅强调确定文化的早晚关系要依赖于地层学，而且还批评鸟居龙藏早年的工作，“未为地形及地层详细之考察”。
并对他在我国东北地区考古所得出的结论表示怀疑。
事实上无论砂锅
屯的第一次发掘或是仰韶村等地的其它发掘，安特生都对地层叠压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建立了基线测量标本的出土位置，还注意到了土质土色的变化并试图了解遗物在各层分布的规律。
由于标本都记有详细的层位，所以到四十年代安志敏研究砂锅屯洞穴的层位时，还能借助于出土标本上的标签来辅助工作。
但安特生在发掘时使用地质学中划分地层的做法，按等距离深度来划分地层，所以并未把仰韶和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层区分出来，弄混了一些出土物的层位关系。
1925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我国学者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
1928年以后，在李济主持下，安阳殷墟的发掘也开始了。
李济先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
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考古学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但他最初毕竟不是专攻考古学的，所以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并末严格按地层学要求来进行。
李济先生的发掘方法用的也是水平层位的方法，但是跟安特生的方法相比，他在发掘时采用了探方发掘法，通过这种方法记录出土物更合乎科学本身的要求。
三十年代，在周口店发现旧石器后，裴文中多次同新生代研究生名誉主任步达生谈论改革发掘方法的事情。
1932年春，周口店的发掘改变了原来的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改为采取探沟和探方相结合的考古学的发掘方法。
这种按探方及采取水平层位的发掘法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突破，裴文中、贾兰坡等当年的发掘者都称这种方法是发掘方法上的革命。
1930年粱思永先生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国，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了安阳后岗的发掘，这次发掘还是采用了探沟的方
式，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小屯文化的叠压关系，知道小屯的段代遗存晚于龙山，龙山又晚于仰韶，这对于了解中国史前文化具有很关键的作用。
以后，他又主持了新疆的发掘，就真正按照地层学原理来进行。
梁思永的发掘清楚地揭露了自然层的叠压状况，特别注意到了各自然层的界线，并且他在后岗发掘的统计也是按照自然层进行的，同时，梁思永先生根据遗物的特征，将几种不同的自然层次分别合并入三个不同的大文化层中。
从粱思水先生发现后岗三叠层和主持殷墟发掘之后，考古发掘必须划分地层那种认积，在我国的考古工作中便占有了主导地位。
之后的发掘方法依次为：1、先选择地层出露的地方挖一长探沟，了解文化层的叠压情况2、分区发掘3、掘到生土后，再顺此行开2米宽的另一行，作为该区的第二行，然后把发掘出的土填入第一行内，每行之间留一条20厘米宽的间隔，然后依次向前发掘直到该区发掘完毕4、每掘至生土就画平、剖面图，遇到特殊情况的遗迹就随时画出平面图，最后拼接各图，就可以明了该区及该遗址的地下堆积状态。
四十年代，夏鼐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来，投入到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对齐家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夏鼐先生在半山区发掘了两座齐家文化的墓葬，在发掘其中的第二号墓时，在地下1.2米、下距骨盆0.1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件带有黑色花纹的陶片，又在地面下1.4米，头颅骨前方约0.1米处发现了另一个带有类似花纹的陶片，就陶质和花纹看，显然是马家窑的典型彩陶。
夏鼐注意到墓葬填土可分为两部分，下半部稍带棕色的黄土，很坚实，但没有夯打，上半部的填
土及墓葬周围的表层土，都是颜色较深的棕色土，土质松散，似经过后期翻动，但是下层的填土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扰乱过的痕迹，夏鼐先生认为与人骨接近的两块陶片绝对不可能是后来混入的。
夏鼐先生的结论以严密的科学依据第一次否定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六期说的合理性。
这次考古发掘对于中国的考古学技术及理论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夏鼐先生后来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并且曾对北大考古专业和四届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过田野考古方法，一直坚持强调地层学的重要性，曾对我国广大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工作中重视地层学的应用，起了很大作用。
1920至1949年，中国的考古地层学处于一个成熟期。
考古地层学的理论研究经过前人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地层学可以获得层位关系的资料，从而为遗存相对年代早晚的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
还可以获得有共存关系的资料，从而为确定遗存之间的横向关系奠定基础。
但是地层学也存在着局限性：地层学确定的是堆积形成的先后关系，只能反映遗物被埋藏的相对关系。
决定地层厚度的因素是堆聚的时间、堆聚速度和受破坏程度，不能根据地层厚度推测地层跨越的时间长度。
由于同期同文化的人们在不同地点形成的地层堆积成份不一致，因而不能像地质学那样，把地层在较大地区范围内作统一对比，也就不能判定两个以上遗址之间堆积的相对先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