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权威的衰亡_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
中国近代史纲要清末新政及破产
中国近代史纲要清末新政及破产
清末新政是指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新政试图通过西式近代化来挽救滞后的国家命运，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
清朝晚期，中国面临着外敌入侵、内忧外患、社会动荡等多重危机，国家日益衰落。
康有为等人认识到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试图通过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经验，来改善中国的状况。
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旨在推行宪政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却遭到清廷保守派的反对和外国干涉的打压，最终以失败告终。
百日维新则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反对派发动的一场改革，试图加强教育、开放民主、改革政治制度等，但同样被清朝保守势力和外国势力打压。
清朝的破产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
政治上，清廷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外的危机和挑战，官僚制度腐败，统治能力日益下降。
经济上，中国面临着贸易不平衡、商品结构单一、农业技术落后等多种问题，无法与欧美列强竞争。
社会上，封建主义的束缚难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要，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总之，清末新政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变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清朝破产的根源则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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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失败原因论文
浅议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摘要在20世纪初期，清王朝为了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进行了一次改革，史称清末新政。
从1901年慈禧颁布上谕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新政共维系了十年。
但由于它违背历史潮流，没有从人民利益出发和错失良机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清末新政虽是一次失败的改革，但它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却有着积极地意义。
本文从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中，探寻新政留给后人的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清末新政失败原因19世纪末，国外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内民变此起彼伏，革命日益逼近。
面对内忧外患，清朝的高级官员认识到要想维护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实行改革。
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官员以及清朝部分驻外大使在 1900 年底纷纷上书，要求改革；同时，作为当时清朝的当家人慈禧太后在西逃过程中也深深感觉到要使皇位永固，就必须改革。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推行一系列的“新政”，新政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最终却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分析其失败原因，以期对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些许启示。
一、固守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在内外压力的交织下，清政府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新政”。
但由于晚清的统治阶层，无论是没落的满清皇亲国戚，还是腐败的官僚利益集团均是专制政体的既得利益者。
这些既得利益者在不得已推行的清末新政中，不惜违背当时历史发展潮流，始终固守为自己带来巨大利益的君主专制制度。
他们进行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为了保住甚至扩大皇族和封建官僚集团的权势。
这一点我们从五名出国考政大臣回国后陈述实行宪政的理由中可以看出。
他们指出，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
二曰外患渐轻。
三曰内乱可弭。
正因如此，清末新政从启动的那一天开始就充满了矛盾，使得很多好的改革举措无法实施。
比如，清政府为了立宪而设立的资政院和咨议局。
论清末新政及其破产
论清末新政及其破产很多人都说清末的新政就犹如一滴水，在历史的洪流中多它也不多，少了也没什么，但是我就觉得“此言差矣”它的出现，在历史的进程中起到一个很是关键的作用。
清末的新政可以说是有力的托盘，承上启下，上接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下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在历史的洪流，它是偶然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存在。
末路寻新机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原本一直怀着“天朝上国”梦的清政府不得不从梦中醒来，面对“技不如人”，由天到地的极大落差。
不但是外部的威胁，然后接踵而来的内忧：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公车上书等极大的动摇了清政府统治。
而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也让这一切到达了一个僵点：一方面来自外国侵略者的不断打击，战争，掠夺；另一方面来自本国内的不断暴动：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戊戌变法。
虽然政府本身有提出学习西方以强大自身：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这三十多年来的努力变成了白费，再加上越演越烈的民主革命。
此时，又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遭到中国人民沉重打击，外国侵略者为了达到占领中国的目的,开始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迅速改变当前的无能状态，再加上当时的清政府和军队已经无法应付当时的政治局势，财政上也出现了严重的亏空，这使清朝统治着感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不得不让清政府提出这个新政。
于是，1901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
挤出来的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
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 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予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1901年到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2019-10-05【摘要】1901年⾄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次专制集团⾃上⽽下的旨在挽救其统治的改⾰运动。
从清王朝的⾓度看，这⽆疑是⼀场失败之举，但从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度来看，它取得了巨⼤的成就。
【关键词】清末新政；政治改⾰；宪政改⾰对清末新政的研究，传统观点认为新政纯属骗局，是统治者玩弄⼿腕，妄图苟延残喘的卑劣伎俩。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则从新⾓度对新政进⾏研究，对其性质给予了较为正⾯和积极的评价。
此⽂将在新政的政治改⾰⽅⾯略作叙述。
⼀、新政推⾏的历史背景鸦⽚战争之后，清廷⾯临内忧外患。
为求⾃保，1901年1⽉29⽇，光绪上谕称“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1]清末新政开始。
对清廷来说，虽迫不得已却是⼀个真诚的选择，正如10⽉2⽇慈禧的懿旨中称“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民计，舍此更⽆他策”[2]。
然⽽政治体制的变⾰是最令清朝统治者头痛的事，因为它意味着要在权、利两⽅⾯作出平衡，嗜权如命的慈禧对此产⽣迟疑。
慈禧举棋不定之时，⽇俄战争爆发。
⽇本的胜利是⽴宪战胜专制的⼜⼀次证明。
时有⽂章评论：“鉴于俄国之败⽽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可捐。
此⼆者之观念⼊⼈⾄深，感⼈⾄捷，数年之间必有⼤波轩然⽽起”[3]。
其后再度兴起的⽴宪舆论很快证明此⽂章的先知性。
⼆、新政中的政治改⾰变法上谕的三个⽉后，督办政务处的成⽴为前期新政提供保障。
对官制的改⾰如下：在中央，⾸先裁汰了各衙门的胥吏差役，停⽌捐纳买官。
在地⽅，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和云南、湖北、⼴东三省巡抚等。
此外还创设了如督办政务处、商部等新机构，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等。
旧部门的调整、闲散机构的裁撤等在⼀定程度上消除了机构重叠、贪污腐化的局⾯，这也促使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开始向近代转变。
因清政府的积弊由来已久，社会⽭盾错综复杂，其成绩也只能有限。
1905年7⽉16⽇，清廷再发上谕特派载泽、端⽅等⼈分赴东西各洋考求⼀切政治，五⼤⾂出洋考政得以成⾏。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中国清朝晚期的新政是一次旨在改革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尝试。
然而，尽管新政的初衷良好，却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
这篇文章将探讨导致清末新政失败的一些原因。
一、朝廷内部分裂在清朝晚期，朝廷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裂。
由于长期的封建时代的束缚，中国皇帝很难接受西方的新思想和制度，这使得他们难以推动新政的改革。
此外，政治上的强势派别也对新政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清廷内部存在着许多强硬的派别，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各自的政治利益。
这些派别之间的争斗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缺乏决策的权威，也无法在执行过程中得到足够的支持。
二、经济结构落后另一个导致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落后。
清朝晚期，中国经济还停留在封建时代的水平上。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的封建制度，以及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少的接触。
这使得中国很难拥有与西方国家抗衡的实力，同时也使得中国在工业和农业上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
这都导致了中国的财政困境，使得新政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
三、社会体制僵化此外，社会体制的僵化也是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社会体系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的，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非常僵化，很难对新的改革做出持续的响应。
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也是导致新政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农民、地主、商人和政治精英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这阻碍了改革的推进。
四、民族危机最后，新政失败的原因是民族危机。
在清朝晚期，中国处于一种弱势状态，无力抵抗外部压力。
据估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间，共有超过300万中国人因战争和饥荒而死亡。
这使得中国陷入危机，并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失去了部分领土。
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难以利用资源来推行社会经济的改革。
综上所述，清末新政虽然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尝试，但仍然失败了。
新政的失败原因包括朝廷内部的分裂、中国经济结构的落后、社会体制的僵化和民族危机。
这些因素使得新政无法取得显著的成果，也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它试图以改革来挽救滑坡的中国帝国。
这一次改革却以失败告终，给中国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各种学者对这次改革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本文将试图通过对清末新政失败原因的新探，分析清末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以期更好地解读这段历史，为我们的探索和认知提供一些新思路。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清朝末年的走向是从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需要彻底改革传统的封建政治制度。
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却面临了来自内外部力量的巨大阻力。
在国内，地方派系的势力庞大，他们对于中央政府的改革举措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会受到威胁。
清政府自身的官僚体系也是对改革的巨大阻力，因为这些官僚们往往只顾自己的利益，对改革缺乏动力，甚至有的人还参与了挑拨离间的活动。
在国外，列强的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对中国的强大利益忌惮万分，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因此会采取各种手段来阻碍中国的改革进程。
在这种外部和内部的巨大阻力下，清政府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总是束手束脚，无法迅速出台有效的改革措施，更遑论实施了。
我们政治制度的阻力是导致清末新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清末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非常落后，这给改革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一系列的混乱和矛盾。
特别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由于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效率极低，这使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贫穷的状态。
而传统的统治者们往往对此采取了保守的态度，他们担心改革会打破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对于改革也是反感的。
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困难给改革增添了非常大的难度，是导致清末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清末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非常顽固守旧，这给改革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命为主，人事为辅”的传统观念，这就使得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对于改革的抵触情绪。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
清末新政失败原因新探清末新政是指清朝末年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挽救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化，改变清廷的衰落局面，并为实现现代化中国奠定基础。
清末新政最终失败了，以下将对其失败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清末新政的推行时间过晚。
清朝实施新政时，中国社会已经面临着深刻的变革需要。
西方列强入侵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社会陷入了长期的衰退状态，国家经济崩溃、社会秩序混乱，人民民不聊生。
而新政采取了一些相对较为温和的措施，无法迅速彻底地改变社会现状，使得改革无法与社会的迅速变化同步。
新政在政策上存在局限性。
新政并没有针对深层次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是停留在表面，只是对现有制度进行了一些修补和调整。
新政试图改善官吏贪污腐败的现象，推行了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但并未对科举制度自身做出根本的改变。
新政对工商业的改革相对较少，没有对庙堂官僚主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从而限制了新政的效果。
新政实施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碍和挑战。
清末时期社会矛盾激化，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使得新政实施过程中面临了种种困难和阻力。
清廷内部的反对势力和保守势力对新政持否定态度，清廷对新政改革的支持力度并不强大，这也直接影响了新政的进展和效果。
新政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系列缺陷。
虽然新政试图改革但并未对根本的制度问题进行解决，如土地问题以及封建土地制度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社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解决，而且在新政改革中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存在问题，如对天津、上海等沿海城市实行了商业特权，导致了国内外资本的逐渐积聚，加剧了社会矛盾。
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主要包括推行时间过晚、政策局限性、遭遇阻碍和挑战以及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等。
虽然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变革，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未能实现其最终目标，也为清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清末新政的失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揭示了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值得我们引以为戒。
清末新政的成败
清末新政的成败2011-10-03 第09版：中外历史作者：高放来源：学习时报字数：6181 清廷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1898年镇压了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之后，很快引发了 1900年义和团的暴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
在国难加深的险境下，慈禧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大清王朝的世代威权，不得不从 1901年重新开启变法，推行新政。
以往史学界对新政多加否定，甚至认为“新政实际上是一种苛政”。
这有失偏颇。
我认为清末新政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
清末新政历经10年多，大体上可分为前5年与后5年两个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的成就后期比之前期更为显著。
但是新政终归失败。
其得失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重新总结。
经济方面，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较快。
1902年 2月的上谕强调提出：“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自应及时振兴。
”同时又指明：“振兴农工商业，以保利权。
”（《光绪朝东华录》总节 4830页）可见振兴农工商业，旨在保护国家利益主权以抵御外国资本入侵，这个宗旨是明确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
尤其是义和团的内乱和八国联军的外祸给农业造成很大破坏，所以新政从恢复农业起步。
主要措施是激励开荒屯田，扩大耕地面积，改进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
由官方兴办农事试验场，是破天荒的新举措。
1902年首先在保定办一所农事试验场，1906年进而在福州、北京、济南、盛京（沈阳）等地增设开办，引进日、美等国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和新农具（如洋犁、畜力机器、割麦器、玉米自束器）等。
现代化工业也开始由官方倡导。
1901年开始由北京进而在多省设立工艺局或劝工局，用招股办法开办股份制企业。
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并举。
我国的民族工矿企业到1901年仅有156家，到1911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达到700多家，资本总额拥有1.3亿元，产业工人增加到60万人。
20世纪的头10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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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12-23[作者简介]杨冬磊(1980-)男,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旧权威的衰亡———清末新政改革的瓶颈杨冬磊(华东理工大学文化艺术学院,上海 20037) [摘 要]20世纪初的中国,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业已拙态百出的清王朝,面临着因外忧、内患而带来的空前的权威危机。
为了挽救其权威的不断衰亡,清廷毅然采取了包括:整顿吏治,调整机构;整顿军队,编练新军;振兴实业,奖励工商;废除科举制,改变教育体制在内的新政改革。
然而,由于改革时机的把握不及时,策略方式的采取失当,以及改革者自身的能力缺乏、私心作祟等不利因素的局限,改革各项措施的实施终未能达到改革者的初衷。
进而,这场意在自救的改革最终竟成了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是革命的替代物。
旧权威衰亡的改革瓶颈充分彰显。
[关键词]新政;旧权威;整顿吏治;新军;科举制;振兴实业;改革瓶颈[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6)01-0070-02 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与八国联军战争,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皇室逃亡西安,清政府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深重的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带来的《辛丑条约》被迫支付的4.5亿元巨额赔款,以及之后在军事上、外交上主权的丧失殆尽,最终使清廷翻然醒悟,开始了一场旨在自救的革新运动———即清末新政改革。
此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来挽救因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旧传统权威的不断丧失,从而达到统治地位的转危为安。
然而民族危机下传统社会中改革的瓶颈效应(改革之目的乃为旧权威创造新的通知合法性。
其实现同时需要一定旧权威的存在支持,然而改革的进行却又在不断的消减这样的合法性支持),最终未能使没落的清王朝达到其改革的初衷,改革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而清政府却没有能力与决心妥善处之。
最终,改革反而加速了传统权威的衰亡。
一、业已存在的信任危机戊戌年间,因甲午战败而导致的光绪皇帝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人人皆庆幸“吾国终可富强矣”。
这体现在清末曾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所提到的那样:“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
[1](P360)然而,不幸的是此次变法运动终因领导者———无实权的皇帝采用的过激行为而促成的反对派最大的联合,瞬间将变法扼杀于摇篮。
然而,令人啼笑的是,时隔6年之后,这些曾经凶残镇压旨“变法图强”改革的罪魁祸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又一次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
其动机和效果自然遭到了国人的怀疑,使国人产生了一种“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政治做秀感。
加之改革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腐化堕落本性在民众内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决定“新政”改革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这对于旧权威改革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无疑是“原罪”性的。
“假维新”、“伪变法”之说层出不穷。
就连曾是清廷卫道士的梁启超也曾以此等词句相讥。
改革者的信任危机由此可见一斑,权威影响已大不如前。
二、整顿吏治收效甚微,财政危机引来统治阶层腐败的变本加厉乾嘉以来,统治阶层的腐败业已成风,清末新政却未能在整顿腐败上有所作为,反而使贪官污吏者借以新政巧立名目,聚敛钱财,情况之严重随着新政期间各项改革措施的不断实施所带来的财政危机的加深而更显巨之。
众所周知,一项改革的成败除决策的正确与否之外,还要求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然而,清末新政时期,经济困难却出现了某些恶性循环。
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
”[2](P306)由此可见,清廷要推行新政,必须投入必要的改革经费。
然而,严重的财政危机却使此项经费无从来源。
致使,清廷一面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敷衍了事,一面加重旧税、增设新税,榨取名目之多,手段之苛为民之怨声载道。
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性的榨取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 人民之脂膏以自肥。
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毒害,至于不可纪极。
”[3](P309)其腐败之厉不言自明。
这样,在民看来,政府已不再是为民之所愿,官吏也不再为民之父母了。
改革者的权威遭到了削弱,改革的合法性也开始引发了质疑。
三、效忠国家而非效忠王朝的新军“1840年以来外侮的不断屈辱局面亟需一支现代化的强大武装力量来加以改变;同时,一个愈来愈感到由于人民的不信任而产生的统治危机的政权也必定更多地依靠掌握在手中的武装力量。
”[4](P224)因此,出于对外患与内乱的考量与应对,军事改革,特别是新军的编练顺然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这支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看来算是极高的军队却未能成为改革者用以维护旧权威的利器反而异化为促成其旧权威衰亡的催化剂。
首先,新军的编练从筹饷到训练成军,皆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
并且,所募之军均为“土著”———即招募之兵需在此省居住并有家,此一要求无疑增加了所编军队的地方独立性。
加之中央对地方财权、军队控制有限,当王朝面临政治危机之时,新军的效忠与否更多地取决于王朝对于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与控制(这在当时显然已是“微不足道”的了),而非取决于旧权威在普通士兵心目中所产生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这在当时,更是“驱之即散”的)。
其次,新军的官兵,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部来源于国内新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是被派遣出国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这些军官受到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对于历史的发展潮流,特别是介于此种潮流之下的清王朝的腐败、无能,看得更为清楚。
由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特别是激进反清者的极力拉拢与鼓动,在他们心中,对旧王朝权威的效忠已经转化为对“新国家”的憧憬。
至此,旧权威失去了一个最有力的捍卫者和支持者,权威丧失已无可挽回。
四、科举制的废除———一项近似于“休克疗法”的改革1905年9月2日,清廷上谕宣布“自丙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5](P5394)至此,在中国自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遂告废止。
首先,科举制的停废就现代化的意义上讲,无疑是革命性的。
因为,它不仅加剧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更从观念上转变了士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的无知顺从。
而后者更是为民众,特别是为原有社会精英的民主参政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必不第23卷 第1期 河 北 建 筑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科 版) Vol 123 No 112006年3月 Journal of H 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 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ocial S cience Edition ) Mar 12006可少的思想准备。
其次,科举制作为一项实行越千年的社会整合方式,其制度化程度之高,对于各种社会势力的吸纳、统和能力之强是一个传统政权维护其权威合法性所必不可少的。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一种政治制度历时越久,其应变性也就越强,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本来可以更好的加之变通以应新变的传统“优良”制度,却因人为的武断而将其斩杀。
其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无疑是重大的,其危害对于改革应有权威的维护无疑是釜底抽薪的。
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之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6](P336)这种“盲目”突出的表现在因传统整合方式的瞬间消逝而导致的士绅等原有社会精英分子上流渠道阻塞而产生的疏离化,[7](P232-233新兴的社会精英分子(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出国留学生等)又因社会提供位置和就业机会的严重不足因而也产生的强烈失落感和极强的反叛心理。
进而,一个是传统权威的极力维护者,一个是旧王朝借以改革企图创造的对其权威进行维护的替代势力终因相似的困惑境遇而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联合”倾向,从而走上了共同反叛旧权威的道路上。
同时,又由于疏别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评判标准,这种反叛的方式终有所不同,即或为立宪而奔走呼告,或为革命而牺牲流血。
显然,这对于旧权威的维系皆为无益的,更或是致命的。
五、振兴实业,奖励工商造就反君主专制的“革命派”辛丑之后,由于所付赔款之巨,清廷的财政亏空日显加大。
面对新政改革所需资金之庞大,经济困难更是相形见拙。
为了短期内解决经济困难和资金来源的问题,振兴实业,奖励工商随即与新政的其他改革措施一起,被提上了日程。
然而,这项具体改革措施却未能为王朝创造一股稳定的财政来源,反而孕育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派”(此种“革命派”或为立宪反对君主专制,或为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就其对君主专制的态度看,相对于传统的忠君思想而言都是革命性的)———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大异化物。
诚如经济学家王亚南所言:“商品经济成分的逐渐增进,工业比重对农业的逐渐加大,以往为配合农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组织而被利用作传统工具的纲常教义,宗法秩序以及有关旧社会维系的一切法制思想体系,或则为具文,或则失去其作用。
”[8](P155)可见,这种影响之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而且更是政治层面上的。
作为伴随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的一支相对独立的新兴社会群体,其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必然转化为对政治上自由和民主保障的强烈要求。
在他们看来,“光靠高高在上的王朝恩赐还远远不购,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
”[2](P311)这些资本家的争取政治权力之活动不仅包括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也包括了曾是封建王朝“御用文人”的梁启超,甚或是王朝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为君主立宪的四处奔走联络。
此种阶级主体意识的彰显对于王朝君主专制权威的存在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更是实际行动上的直接威胁。
最终,伴随着此二者的趋同,传统王朝君主专制统治的权威已丧失殆尽,至于清末立宪请愿运动的广泛兴起,保路运动的顷刻爆发,直至辛亥革命最终结束帝制亦在情理之中了。
六、小结改革相对于一般的社会变化而言,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抑或是一个短暂的历时性的概念。
因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停滞的,或只是以一种非改革的方式进行的。
故而,并非所有的一般性的变化都是改革。
“改革的概念,除了包含范围和速度方面的内容,也包含着变化的方向。
”[9](P336)这种变化表现为,“以前的持权集团的权力有所抑制,而下层社会人士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则相应的得到改善。
”[10](P267)这种变化更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的更多平等和政治参与的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