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cture4传教士的翻译理论
研究生翻译理论课提纲
研究生翻译理论课提纲（一）佛经翻译时期1．佛经翻译概述2．支谦的《法句经序》在中国议论史上有哪些意义？和中国文论有哪些渊源关系？3．道安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各是什么意思？如何从客体和主体的角度来解读？4．鸠摩罗什是如何论述翻译的文体和语趣问题的？和别的佛经翻译家有何不同？5．慧远的厥中论的“厥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提出此论？6．彦棕在《辨证论》中提出了哪些重要思想？如何从翻译的主体性进行诠释？7．玄奘的“五不翻”是什么意思？如何从现在的视角予以诠释？8．从理论上简要阐述赞宁的“六例”并论述其对今天佛经翻译和文化传播研究的意义。
9．佛经翻译经历了从直译到意译再到直意译的圆满调和，列举各自的代表译论家和思想。
10．佛经翻译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佛经翻译和儒家及道家等思想密不可分，并运用了附会和格义的翻译策略。
试予以阐述。
11．佛经翻译对中国语言和文学有哪些贡献和影响。
12．佛经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上有哪些意义。
（二）传教士翻译活动1．教士翻译活动概述2．传教士翻译时期有哪些主要代表翻译家，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翻译思想作业：佛经翻译和传教士翻译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试以“佛经翻译和传教士翻译之比较”为题写一篇小短文（2000字或更多）三, 清末至1949年中国译论研究1．简述严复的翻译活动，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严复所生活的时代背景评述这三原则。
2．除严复提出的三原则外，在这一时期许多翻译家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翻译标准，列举并评述。
3．简述林纾的翻译活动，评述其前后不同两个时期的翻译质量，在翻译时译者要不要加入自己的主观感情，从林纾的翻译中得到哪些启示。
4．在这一时期翻译家们对于翻译的方法（意译，直译，译音等），标准，神似，可译性等问题进行了论争和辩论，列举辩论人，各自观点，意义等。
（乔曾锐：《译论》）5．归纳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代表翻译家及主要理论观点，如马建中的“善译”，郭沫若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等等。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许多传教士汉学家致力于将中国经典翻译成多种外文，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背景、方法、成果、不足等方面，探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经典外译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议题。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希望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也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
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探讨。
我们分析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经典外译的贡献，包括他们所翻译的经典种类、翻译策略和方法等。
我们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评价了他们的翻译质量和文化内涵的传达程度。
我们还探讨了这些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在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例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rich A. Brecher）翻译的《易经》和《诗经》，德国汉学家花之安（Adam Schlegel）翻译的《论语》和《大学》，以及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孝经》和《道德经》等。
这些翻译作品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而且对于推动中国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们在翻译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传真式翻译”、“语义翻译”等，为中国经典的外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然而，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翻译质量方面，由于受到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有时候会出现误译、漏译等现象，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准确理解。
在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有时候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或缺失，导致西方读者难以深入理解中国经典的精髓。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
234浅谈传教士林乐知之西学翻译刘冬蕾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林乐知，是继传教士傅兰雅后的又一位对中国译论做出贡献的在华传教士，于晚清之际踏入中国，凭借西学翻译思想和特有策略使中国逐渐了解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
同时，这一举措推动了晚清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研究西方在华传教士之翻译思想及策略时，林乐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传教士译家。
关键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翻译一、引言从1829年美国在华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到1949年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从南京回国这百余年间，美国在华传教士达3000人，专注于文字工作的美国在华传教士没有那么多。
美国自由派传教士林乐知凭借自身翻译成就被后人所颂。
特别是其西学译著，因涉及范围之广，被后人称其为“翻译大杂家”。
他主编的《万国公报》，对外部来说，为近当代研究西方传教士的学者们提供了便利；对自身来说，《万国公报》使他被人称颂为“或许是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传教士编辑”。
《万国公报》不仅“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并取代儒家思想中不完备和不合时宜的体系”。
林乐知的西学翻译思想为西方美国新教文化在华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时，在晚清动荡之际，其翻译思想使康有为、梁启超等杰出变革人物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可谓是近代基督文化和汉传统文化的火花碰撞。
林乐知翻译生涯：林乐知的翻译活动概括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历经16年，即1867年到1883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便达13种。
产生较为深刻影响的有梁启超所著书《西学书目表》中的《列国岁政计要》、《东方交涉记》等。
第二阶段历经20年，即1887年到1907年。
这期间林乐知为广学会翻译编译书籍达10多种，像《文学兴国策》、《中东战纪本末》等。
论林乐知真正翻译生涯是第二次去广方言馆做教习的时期，即1867年。
林乐知被邀请前去江南制造局所筹建的翻译馆进行翻译政史、科技等方面的书。
正是翻译馆的存在为林乐知从事翻译提供了舞台，对他日后传教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概述《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一文旨在深入探讨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方面的贡献与影响。
传教士汉学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不仅推动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更在经典外译的过程中，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
传教士汉学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汉学素养，对中国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研究。
他们通过翻译经典文献，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递给西方世界，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汉学家们不仅面临了语言和文化差异的挑战，更在翻译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翻译方法和理念。
本文将对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活动进行梳理和分析，重点探讨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翻译风格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同时，本文还将关注传教士汉学家在经典外译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影响，以及对后世中国经典外译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通过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深入了解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的贡献，更可以为今后的中国经典外译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背景介绍：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外译领域的贡献与影响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传教士汉学家在中国经典的外译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刻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他们不仅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中国文化的积极弘扬者，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经典得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走进西方世界的视野。
这些传教士汉学家，以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学术追求，致力于中国经典的外译工作。
他们深入研读中国经典，努力理解其深层含义，并通过精湛的翻译技巧，将其转化为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形式。
他们的翻译作品不仅准确地传达了中国经典的原意，还保留了其独特的文化韵味，使西方读者能够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工作，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这些翻译作品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等方面。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_中国译学大辞典_的考察_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
来华传教士翻译史钩沉：《中国译学大辞典》的考察*———兼论辞典相关条目的完善尹延安摘要《中国译学大辞典》相关条目勾勒出来华传教士翻译史图景，描述了这一特殊主体的翻译活动对中国社会和语言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上所呈现的主体复杂性、译事阶段性、译介传媒多层面和外汉翻译双向性等特点。
在辞典条目分析基础上，文章最后对传教士翻译活动的代表人物、术语翻译、《圣经》汉译、早期翻译教学等条目提出了修改完善建议。
关键词中国译学大辞典传教士翻译史翻译特点条目完善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以下简称《译学辞典》）是迄今为止我国首部“中外古今并蓄、流源支脉兼容”的译学术语辞典，不仅汇集了译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还勾勒出中西翻译史的轮廓和翻译学科的发展要点。
辞典相关条目充分关注了来华传教士这一群特殊译者，揭示出他们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晚清翻译史上的地位。
一、《中国译学大辞典》对来华传教士翻译史的书写1．辞典中传教士翻译条目分析《译学辞典》中，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主要分布在“分类词目”第25项“翻译史”、第26项“国外人物”，附录一“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之中。
从数量上看，传教士翻译活动在相关条目中所占比例颇重，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地位。
“翻译史”条目共124条，其中直接涉及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就有24条，占19．4%；“国外人物”条目共51条，关于来华传教士的有13条，占25．5%。
“中国翻译要事年表”中涉及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条目有95条之多，占明清期间翻译活动总条目（130条）的73．1%。
此外，“国内人物”中徐光启等12人与传教士进行过翻译合作，他们成为“西译中述”这一翻译方式的直接演绎者。
*本文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传教士翻译场域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1807—1911）”（项目编号：12YJC740132）资助成果之一；浙江农林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资助项目（2009RC09）。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
传教士翻译活动概述1.跨越时间明清之际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在我国的翻译活动,一般以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为始,到清康熙帝晚年禁教止,约为二百年。
2.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兴起原因世界: 明末清初，正值欧洲国家经过文艺复兴，产生了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科学体系。
十六世纪欧洲一部分国家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
中国: 国力衰微之时,中西科技落差悬殊，士大夫希望国富民强,对西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明末清初岁月动荡，处在一个被理学窒息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基督教义的新鲜之处正能吸引一部分思想前卫的文人。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批耶稣会士联翩来华。
当时，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的使命而来，为了掩盖文化扩张的意图，同时为了迎合士大夫对科技的需要，耶稣会士以自然科学来开路，采用了“学术传教”的方针进行传教。
因为当时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直都握有社会的话语权力，因而基督教入华所引发的种种接受与反对的声音，多来自他们那里。
基督教入华就必须得到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和接受。
例如利玛窦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更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他还通过讲学,访谈等形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广交朋友,广结中国官吏和文人.买通宦官,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拜神宗,以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文图像,珍珠镶嵌十字架,三棱镜等上供,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至此，以传教为目的，科学技术作为副产品的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了。
衰落原因根据孙立忠的总结(一)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分歧。
基督教中的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尊卑贵贱、三纲五常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二)双方在目的上的差异。
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其宗教和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并非为了传播科学技术;而清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于其科学技术的兴趣明显超过对其宗教的兴趣。
Translation Theory(4)
combination of academicality, conciseness and literariness; Native-styled expression with certain Hebrew feature;
2.3.4 The Ending of His Life
burned
1. The Cultural Feature of the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arly Renaissance Period
The
rediscovery and re-promotion of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period; The emphasis on Man;
2.4.3 Comment
Target
language prior; Version readers prior; Translator prior.
3. Questions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houghts on the Biblical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2.2.6 Comment
A
tendency of free translation; The target language prior (in the common people’s language);
2.3 William Tyndale (1494?-1536)
Brief
introduction A learned English humanist and Protestant reformer; A special contributor to the biblical translation in 16th century.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
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浅谈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翻译之影响引言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之后，直至明末清初才出现了第二个翻译高潮。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兴起，是与欧洲一批传教士的相继来华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以传教为宗旨，但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客观的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国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
第一章传教士科技翻译的兴起这次由西方传教士引起的翻译高潮“无论从延续时间、译者队伍与译著数量上来说，都远不能与前一次佛经翻译相比；与此相应，在翻译理论上也没有重大成果。
不过，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除了翻译一些宗教著作外，还翻译了一些虽然仍与宗教相关，但却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哲学、伦理类著作，特别是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类著作”【1】。
这也是此次翻译高潮的重要特色。
翻译之初大多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中国人笔受或润饰。
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润色的《天学圣录》，罗明坚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1583年一起进入我国内地的。
他们最早认识到了语言和翻译为宣传宗教不可缺少的工具。
而利玛窦与另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获得万历皇帝的赏识并留居北京这一事件象征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终于在北京立住了脚。
随后，耶稣会士的译著便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版了。
随着翻译工作的加强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传教士们发现在翻译时，议论最多的便是译事之难。
“如万历丁未（1607）年，利玛窦为《几何原本》（徐光启合译）所作译序中，便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
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
······呜呼！此游艺之学，言象之粗，而龃龉如是，允哉始事之难也！”自从他与徐光启合作后，“反复辗转，求和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政，凡三译稿”。
他不仅论述了译事之难，还议论了中外人士合作“对译”之可行。
”【1】另外传教士们也议论了翻译的信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