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

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张小丽[内容摘要]：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反腐工作需要舆论监督，党的十三大至十六大政治报告中也都明确提出重视和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

而批评性报道又是媒介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

《南方周末》是我国批评性报道典范，被视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

本文即以《南方周末》作为分析样本，采用传播学中常用的内容分析方法，就近年《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试图挖掘其在舆论监督上的一些内在特征和演变趋势，籍此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南方周末》/舆论监督/批评性报道/内容分析舆论监督是指公众了解情况后，通过一定的组织分工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利，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社会现象。

1批评性报道是舆论监督中一项强有力的工具，以其锐利和敏感具有特殊的社会影响。

批评报道是记者对社会上不法行为和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的新闻行为，目的是引起广泛的社会舆论，从而通过政府、法律行为疗治社会弊端。

2它们的意义与内涵并不重合，但在我国，鉴于现代社会的公众意见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社会观念流通中批评比赞扬更易引起关注，因而人们常把舆论监督等同于大众传播媒介，而且主要是指媒介的批评性报道。

我国政府重视舆论监督工作。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政报告中都明确提出重视和发挥传媒的舆论监督作用。

在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国传媒经过不懈的努力，舆论监督作用越来越明显《南方周末》以就社会各类不良现象批评性报道见长并获广大读者的尊敬和信赖，被视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面旗帜。

本文即以《南方周末》作为分析样本，采用传播学中常用的内容分析方法，就近年《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试图挖掘其在舆论监督上的一些内在特征和演变趋势，籍此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研究假设和方法（一）研究假设从读者的普遍感觉出发，本文就《南方周末》在发挥舆论监督方面的特点提出如下两个假设，下文将通过其头条新闻的内容分析找出一些实证依据来检验这两个假设。

假设一：《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指向反映了当前社会普遍问题，顺应了公众对现实的批判、监督愿望。

假设二：近几年来，《南方周末》和批评性报道有弱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本文把内容分析的研究对象定位于是《南方周末》近年来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

所以选“头条新闻”作为切入点，是因为头版头条在报纸编辑中的强势地位，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新闻才能做头版头条，它最能反映报纸风格和定位。

囿于时间和精力，我们难以就《南方周末》所有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根据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抽样调查思想，本文采用系统抽样中等距抽样3的方法随机抽取一定数目的头条新闻来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

具体实现方法是：以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各期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作为抽样框，以四期（一个月）作为抽样间隔，并从1997年1月中随机选取起点。

通过上述系统抽样，一共抽取了85例样本。

具体样本的报道标题参加附录1.内容分析需要从不同角度界定研究对象的特点。

本文选择了报道地域（内容发生地或主要涉及、影响地）、主要批评对象（机构——报道中提及的主要当事机构，）、主要批评对象（人物——报道中提及的责任人身份）、批评主要内容（报道主要涉及的内容和主题）、报道涉及领域（报道内容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五个角度来研究《南方周末》的新闻报道特点。

具体编码表见附录2.通过编码后，即可以就所得数据开展统计分析。

这里采取的主要统计方法是一般的描述统计方法，其中以列联表分析为主。

统计分析的实现上，采用SPSS10.0软件。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关于《南方周末》的内容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是百分比的数量概念，得出的数据比较粗略，并不具备精确统计学意义。

二、统计结果分析（一）、批评报道数量85个样本中，批评报道有47条，占总样本的55.3%，数量上是主流，说它以“舆论监督”为主要特征很是恰当。

1997年1月至2003年6月具体批评报道数量比例见图一：图1显示，从报道的时间分布看来，批评报道数量以1997与1998年为主，1997年全年批评报道达84.62%，抽样的13篇报道中只有2则非批评报道，一是1月份的《邓小平的故事》，二是当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一历史盛事，故在前夕，即6月27日做《香港回归查大侠纵情话香江》以表庆祝。

1998年更是高达91.67%，抽得的12篇中甚至只有一则非批评性报道，当年我国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奋力抗灾，10月9日写《洪水后的现实与尊严》对洪水进行反思。

但在此以后，批评性报道即开始减少。

1999年是转折年，一方面禀承1997年与1998年的批评风格，另一方面它的批评报道数量又大为减少，全年只有42.86%是批评性报道，且批评报道数量与力度可以以该年5月份的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为分界线。

全年共得到样本14例，5月份以前，从1999年1月1日4月23日，只有第一篇不是批评报道，因为1月1日正是元旦节，做1998年的回顾专版《再见一九九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后面4篇均是批评报道，但5月以后，笔锋陡转，余下的9篇报道中，只有两篇批评报道。

从1997年到2003年85个有限样本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南方周末》批评报道的一些特点：1997年与1998年批评报道最多，此两年批评力度、监督力度也最大。

但此后即呈现弱化趋势，到了2003年，批评性就更弱了，只有28.57%是批评报道，7则样本中只有2篇批评报道，分别是文教领域的《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和因家庭经济纠纷导致的恶性犯罪《变脸》。

（二）、批评性报道的地域分布从图2可看出，《南方周末》的批评报道主要发生地为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几个省份，此五个省份就占了批评报道总量的44.6%.其中浙江最多，占10.3%，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均占8.5%.其余的西部或沿边省份报道则相对较少，这可能与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各省距广州的距离有关，也可能是各省市经济发展缓慢，改革难，故暴露的问题多。

（三）、被批评对象机构分布（见表1）统计表明，《南方周末》批评的主要机构集中在公众个人（占总数的34.8%）、事业单位（占总数的26%）、政府机构（占总数的22.7%）、以及企业（占总数的17.5%）。

具体的被批评机构如下：（1）、事业单位中，批评的焦点集中于二类系统，即工商、税务、海关、财政、金融、证券等垄断部门和要害部门；公检法系统（含反贪局），分别占总体的8.7%和13.0%，这二类系统有着其他部门所没有的特权，反映出的问题比较多。

（2）、政府机关与准权力机构中，处于基层的县一级机构和农村基层机构与省级政府行政机构并没有明显区别，分别为6.5%、4.3%与6.5%.看来《南方周末》对各政府机构的监督并不因级别的高低而有所区别。

（此文表中数据均为百分数）对权力机构的监督是体现舆论监督程度最重要的指标。

但从年度上来看，有减少的趋势。

1997年受批评省级政府机构占当年样本量的18.2%，其次是事业单位的公检法系统（含反贪局）占18.2%，1998年对公检法的批评力度更大，占总体27.3%，1999年各方面批评相当，但从2000年开始，对政府机关，事业公检法单位的批评大大降低，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公众个人的批判上，对个人批评，2000年达到80%，此后两年均是50%左右。

而国企似乎一直就不是批判重点。

此趋势显示，《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有弱化的趋势。

批评力度总体下降，可能有以下解释：一是尤其是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国有资产，媒介监督某种程度上是党政权力的延伸或对这种权力的补充，权威性很大。

4批评性言论会引起的名誉问题，各单位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对批评报道的抵制意识增强，这可以近年来多次报纸的恶意收购为证；二是《南方周末》上层人事变迁频繁，报纸风格即主编风格，频繁变动影响了报纸风格的一致性；三是随着法律的完善和群众民主意识的提高，新闻官司已渐呈上升趋势，媒介面对复杂商业市场的竞争和法律环境，对批评报道采取审慎态度。

（四）、被批评对象的人物分布（见表2）同上面被批评机构相对应，批评人物同样集中在公众与事业单位领导人，公众有17人，占总体的37%，政府机构领导人占26.1%，主要是地市厅局级领导干部，即对中层干部的批评。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36%，主要是对工商企业家的批评。

表明新闻媒介对下层的监督要远大于对上层的监督。

时间分布上，公检法等权力机构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在1997与1998年，1997年占总体的18.2%，1998年为27.3%，此后几年均为0.对政府机构领导人的监督也是集中于1997年与1998年与1999年，分别占到18.2%、27.3%、50.1%，此后开始减少，对公众个人的批评明显增加，2001年最高，达到60%，以后一直维持在50%的水平上。

批评对象也有由权力机构领导人向公众个人转化的倾向。

（五）批评的主要内容（见表3）批评的主要内容，统计数据显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最突出的是滥用行政特权（以权谋私、乱纪不违法，主要针对领导人），占25.5%；其次是贪污受贿（受贿、索贿、挪用公款，涉及违法犯罪）占21.3%；社会阴暗面（青少年犯罪、盗窃、吸毒和娼妓问题），占10.6%；民事纠纷（邻里关系、非诉诸法律的婚姻及财产继承等民事调解）6例，12.8%；有关侵犯公民权利（选举权、知情权、批评监督权和打击举报人等）的报道也不少，占8.5%.另外，有一些报道，批评的板子没有拍在具体的人或机构身上，而是对转型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住房市场化过程中不规范的物业管理，为发展经济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法规不健全而产生的漏洞等等。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存在于当前社会最主要的问题为：滥用行政特权、贪污受贿和各种社会问题。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的现实。

时间趋势上，1997年1998年与1999年每年都会涉及对滥用行政特权、贪污受贿的批评，两项合计分别为45.5%、36.4%、83.3%，此后比例即起伏不定，2000年与2003年较少，分别只有20%与0.0%，2001年与2002年有所回升，达到50%与66.6%，但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后的百分比是在总体批评性报道大量减少的条件下得出的。

同时，还可看出，2001年，2002年与2003年，更多倾向于社会问题与社会阴暗面的批评，比例为2001年，16.6%，2002年，33.3%，2003年，50%.而这一项在2001年以前，并不是批评重点，只是在1999年才加以批评。

由分析可得出，批评内容在由党政机关的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向社会问题和社会阴影面的犯罪、娼妓和封建迷信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