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相通之处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读书报告摘要：胡适先生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主要针对当时人们空谈各种主义，却从未试图解决社会问题进行了批判。
他希望能唤醒大众，鼓励人们实干而不是空谈。
关键词：空谈“主义”，多提问题，纸上学说，主张与主义一五四背景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先生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中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文章中反复强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理应多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整日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这一想法。
的确，在那时存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没有致力于解决社会弊端却还一直打着宣扬“主义”与真理的幌子。
胡适先生认为究其原因，是因为这帮人太懒。
文中这样写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
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
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
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
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在当初的那个年代，救国思潮响彻四海，有大批的热血青年都渴望投身于救国之路中，但有些人往往用错了方法，他们选择了盲目地宣扬自己所信仰的主义，却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
对于胡适先生说的“懒”这个原因，我认为只是一方面，有一部分人不“懒”，他们选择高谈阔论也许不是因为畏难求易，也许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研究问题的方法，他们渴望解决社会弊端，渴望建立新中国，但却不知如何下手，于是他们只能通过高谈主义吸引人们的注意。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李大钊先生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的“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
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
导读2《再论问题与主义》导读
在谈到 “假冒牌号的危险”时,李大钊认为将主义付诸实践,是揭 穿假冒者面具的 最有效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一面要继续宣传 主义,一面应该 “就种种问题研究实 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 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 大家”。
在谈到 “所谓过激主义”时,李大钊认为那些给人扣所谓 “过激” 帽子的人,“哪里 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 这个名辞怎么解释?” 但面对这样 “浅薄无知”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大无畏的精 神,一方面要自己认定主义,用它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宣传 主义,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个主义,并学会用它来改造社会。
第三,不能因为有 “假冒牌号的危险”,就停止主义的宣传。李大钊援 引孙中山的言论,指出:“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 善良的谷 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因此,面对假冒牌号的人,我们 “愈发 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 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 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 骗大家
重要意义
1.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确立积累成功的实践经验
李大钊在 《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思想政治教 育的概念,但 在主义并立、非马克思主义者发起责难的背景下发表这篇 文章,显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对大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次现实实 践。这场论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的真理性能力,使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李大 钊在文章中所揭示的研究和宣传主义的重要性、在中国的现实社会条 件下毫不动摇 地宣传主义的必要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研究与宣传 主义的原则方法,为此后马克思 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确立积累了宝 贵的实践经验。
写作背景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与李大钊的论战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后收入《胡适文存》卷二）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
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
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
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
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种感想。
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
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
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
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近代史人物论文-历史论文
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近代史人物论文-历史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关于胡适的论文第三篇：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摘要：20世纪50年代, 胡适因为问题与主义之争, 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本文通过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着重指出两点:第一, 胡适与李大钊的这场争论, 乃是朋友之间很正常的意见分歧, 这场论争并没有损害两人的友谊。
第二, 在当时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 以陈独秀、钱玄同、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 其实也是支持胡适的, 不仅如此, 就是当时以、、曾琦为代表的青年学生, 在这一问题上, 也是支持胡适的。
因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与李大钊的这一论争, 并未损害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五四; 问题; 主义; 胡适; 形象;Image of Hu Shi in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Lin JiangangAbstract：Hu Shi was the target of criticism for the dispute over problem and doctrinein the 1950s.This paper points out two important facts by restoring the historical scene at that time: first, the argument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resulted from normal different opinions between friends, which did no harm to their friendship; second, the ideological leader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ike Chen Duxiu, Qian Xuantong and Lu Xun actually supported Hu Shi in the disputes over problems and doctrines at that time, and furthermore, young students like Zhou Eenlai, Mao Zedong and Zeng Qi also supported Hu Shi on this issue. Therefore, the debates between Hu Shi and Li Dazhao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did not damage Hu Shis positive image as the ideological leader of the New CultureMovement.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过一次论争。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作者：董国强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点击数：1672 更新时间：2007年08月20日李良玉教授曾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的长篇论文，对长期以来流行于国内学界的对相关问题的解释体系和「几乎铁证如山」的结论1提出质疑。
李文紧密联系新文化运动这一特殊的历史场景，通过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后续的〈三论〉、〈四论〉等文章写作背景的深入考察，和对文章文本的细致剖析，指出：（一）胡适写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观动机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没有任何瓜葛；（二）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所批评指责的「过激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具体的代表人物是黄凌霜。
胡适没有在文章中点明这一点，是鉴于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正遭到当局的严厉镇压，胡适不愿给人以趁火打劫充当政府帮凶的印象）；（三）胡适在这次争论中并未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
2笔者完全赞同李良玉教授的分析和论断。
3 这里，笔者想着重就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位当事人──李大钊──当时的活动和思想作一些分析与说明，以进一步论证和阐述李良玉教授的上述观点。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后的李、胡关系；（二）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立论主旨和争论的焦点；（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后续影响。
一要想确切地判断「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和意义，首先要了解争论发生前后的李、胡关系。
维系李大钊与胡适关系的重要纽带是《新青年》杂志和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1915年创刊以后，在它的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新文化运动阵营群体。
李大钊和胡适很早就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和撰稿人。
1917年初，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上海迁往北京，成为北大新派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
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五四时期的三次论战及其影响[摘要]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三次思想论战影响颇大，分别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这三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它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关键字] 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影响五四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为了挽救中国和寻找思想武器，中国各阶级、阶层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吸收欧洲、美国、日本、俄国近百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和学说，几乎所有的外国流派都一齐涌上了中国的政治思想舞台。
此时马克思主义也处在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不但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一、关于三次论战的概述（一）问题与主义之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到过一定作用，但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陈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李大钊读到该文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接着胡适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正当争论要深入进行之际，《每周评论》在8月底被封闭，于是论战被迫中止。
1920年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原因》，表达了和胡适鲜明对立的观点。
论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
五四语境下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合离
五四语境下胡适与马克思主义的合离作者：李谦周志伟来源：《学理论·下》2013年第08期摘要：基于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探索此阶段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反应。
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经历了一个合离过程。
主要探讨二者在文学革命初期的相遇，问题与主义之争时的区分，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后的分道扬镳的过程。
关键词：胡适；马克思主义；合离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0-03本文基于五四时期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发展脉络，来探索此阶段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反应，马克思主义者对胡适的认同与分歧，分析其合离的表现及动因，审视胡适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及其发展走向。
一、文学革命下的相遇与认知（一）相遇的态势1917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胡适满怀“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就看不同吧！”的救国壮志归国，但“到了上海，看见了出版界的孤寂，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下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界为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1]125于是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
首先，胡适以进化论为基础，强调文字、文学也应当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倡导文学革命。
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主张文学变革。
一系列新观念给知识界带来了新鲜的空气，适应了新文化运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从梦寐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要求。
其次，推崇个性解放，倡导“易卜生主义”。
他创作话剧《终身大事》，提倡婚姻自由，批判男子专制的贞操论，提倡女子自立。
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最后，宣扬实验主义，鼓励大胆地去实践。
他讲授中国哲学，截断众流，以“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为首章，从周宣王以后讲起，使得青年学生顾颉刚、傅斯年等内心震动。
此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主要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求思想武器。
2019-2020年高一历史 第二节 教案二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五章
2019-2020年高一历史第二节教案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五章一、教学目标（一）知识教学点围绕“五四”运动，使学生了解五四运动的起因、爆发、发展、结果及其历史意义。
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学生了解“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社会新思潮的主流。
围绕“问题与主义之争”，使学生了解其发生原因，胡适与李大钊的基本观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围绕“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使学生了解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先进青年是如何走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的。
（二）能力训练点通过对“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教学，引导学生分析、认识上述各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训练和提高学揭示相关联历史事物、事件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能力、把握历史发展内在脉络的能力和获取规律性认识的能力。
通过引导学生对比“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主革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训练和提高学生运用分析、比较的思维方法认识问题的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通过引导学生对“五四”运动起因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五四”运动爆发的必然性。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伟大力量；中国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从中认识我国的国情。
通过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分析、认识，使学生明确地懂得，根本性问题与具体问题之间的关系即整体性问题与局部性问题的关系。
从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
二、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１）“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实质。
（１）引导学生从“五四”运动的起因、斗争的对象及其结果，分析、认识“五四”运动的性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２）引导学生联系世界史有关内容，在世界历史发展形势的大背景下，结合“五四”运动的基本情况，分析、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３）进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教学时，可以设计一些具体的小问题，启发诱导学生逐步分析、深入认识其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