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关系探析

明清时期（截止于鸦片战争），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杭嘉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所辖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的发达水平臻至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于当时的国民经济中雄居最显赫之地位。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同生产、交换、分配诸环节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经济结构。

因此，勘察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结构，不能忽视消费的功能和作用，及其与其它环节的互相制动关系。

消费结构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品的类别与比例等项，能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

一、人口压力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商品经济的作用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动因是消费的需要，人口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既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人口发展，一方面依存于经济，为经济水平所制约，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

其中人口的消费需求与生产结构的性能密切相关。

在生产工具简陋的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增长一般依靠充足劳动力的投入，即劳动密度的增加，因此经济繁荣往往以人丁兴旺为标尺。

江南地区的开发得力于西晋末年开始的具有先进劳动技能的北人南下。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外地人口的涌入，江南人口急剧膨胀，北宋时人稠地狭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逮至明清阶段人地关系的紧张愈演愈烈。

就全国范围看，明代人口最多时达一亿左右。

清乾隆在位的６０年间连续突破两亿、三亿大关，道光年间竟增至四亿。

而偏处东南一隅的江南地区人口高度集中，雄居全国之冠，据推算：明代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１９人，而浙江是１１４人（相当于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６００％），南直隶为４８人（相当于全国密度的２５０％）；其中，苏、松、嘉三府，每人平均占田数仅４亩左右，存在首大量的剩余人口。

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口或劳动力过剩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需，且成为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拖累，往往需要通过移民、扩充军队、兴办公共工程等非生产方式来暂时消化一部分过剩劳动力。

明清时期，北方的过剩人口问题很难解决，而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较为成功地化解了这一难题，避免了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流民动乱。

江南地区的可耕土地在北宋时即已开发殆尽。

可是，一定量的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量有一定的界限。

在以机器、化肥、大规模的农场经营为标志的近代农业兴起以前，挖掘土地潜力的主要方式是强化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收益。

但劳动投入的增加也并不单意味着使用更多的劳动力，相反由于劳动技能的熟练和改进使生产率得到提高，将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固定数额的土地上排挤出去。

江南农产之利，全在水田，因此江南人民千方百计地提高稻作集约化程度，如推广双季稻、稻麦连作、棉豆间作等，发展了多元性的农业结构。

由于中国小农经济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为特征，提供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得以迅速推广——当然也与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粮食作物有关。

集约化耕作需要一定的农业投资，又往往须现金支付，而清代江南农家耕种十亩，还要“雇工以助之”，更需相当数额的资金，所以不得不依赖家庭手工业收入来补充。

与生产经营的多样化相适应，专业化亦有所提高。

个体小生产者基于生产条件的差异和个人技能的专长、或专门从事粮食生产，或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种棉、植桑等），还有的离开土地后专职人事丝、棉等家庭手工生产。

生产经营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带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

与商品性生产相适应，并且由于人口依然大量过剩，众多无地或少地以及土地瘠薄的人弃农就商，或兼事货殖作为副业，如徐光启所云：“南人大众，耕恳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

”②］[!--empirenews.page--] 上面所述都加剧了江南工商业人口和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上升，这类人口多向新型的工商业市镇集中。

城镇中的工商业者与市场联系密切，他们队伍的扩大无疑促进了商品交换与生产的发展，而且江南城居地主、官绅数量的庞大及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商品市场经济高涨的一个动因。

二、消费主体、消费水平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明清江南地区的生活消费水平较前有很明显的提高，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

然而，在商品市场经济的旋涡中，各个消费主体由于本身经济能力与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其消费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生产结构、经营相关联。

实际上，明清江南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附在土地上，即便那些游离出来的工商业者，也与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割不断与土地联系的脐带。

个体农户的多种经营还是以种植粮食作物的农耕生产为主体，尤其在肥美的水田地区，主要种植稻作，兼种棉、桑等经济作物，粮食基本自给自足或半自足。

少数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家，口粮也多取自本地，交换行为基本在市镇这类地方小市场完成。

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内容、以糊口为目的的生产规定了消费水平的低下和简单。

一般人家大都以织助耕，家庭手工业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消费水平的高低，“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与男事相类……且夫匹夫匹妇，男治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纺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③］这种配合紧密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商品化发展，不仅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问题，而且多余产品大量进入交换领域，输出埠外。

但是，农村商品化生产的发达并没有使江南人民突破“低消费”的界定。

就连植桑、养蚕、缫丝、织造专业化、商品化程度很高的湖州来说，广大专事副业或手工业的个体家庭，仍然是靠换取粮食以维持生计和交纳租赋以保障简单再生产的进行。

鲜有财富的大量积累，故时人有曰：“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可慨！④］当然，与单纯的自然经济下“低消费”不同，明清江南地区的“低消费”具有相对性。

况且，消费本身及其影响已逾出本区域，从而加强了小农经济对市场的依赖性。

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解决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比较固定的工商业者，并汹汹涌入城镇，成为市镇勃兴的重要因素。

明清时期密如星斗的市镇，聚集了以工商者为主体的大量人口。

基于农工产品比价的“剪刀差”以及前资本主义商业的高额利润，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四乡。

随着市镇多方面的城市功能的增强，特别是零售商业、铺坊手工业、饮食业和酒楼、茶肆、妓院等行业的蜂起，加上大量地主、士绅的迁入，使得市镇行政管理复杂化，官吏队伍遽速壮大。

这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凭藉经济、政治实力，消费水准高得惊人，高档奢侈性消费品的猛增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但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用品基本来自本土所产，他们所从事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主要缘自外地市场的需求。

市镇市场繁华绚丽，零售店铺鳞次栉比。

可是，城市零售商业并非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人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⑤］，仅能说明消费服务环节的流畅而已。

至于饮食、服务、娱乐业更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无缘。

市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多重导向促使江南经济商品生产的种类多样化。

[!--empirenews.page--] 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又高于市镇。

因其城市功能在明清时出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转化，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中心官宦性消费的弊端，所以消费水平上升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占有城市人口多数的一般工商业者经济能力的提高。

明代苏州西北阊门至枫桥是进入苏州的主干通道，这里列肆二十余里，居民数万计。

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比户皆工织作”。

生产[1][2][3]下一页技能和生产率远远高于市镇和乡村的工商业者。

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是消费水平上升的基础。

清人钱咏追记明代苏州商贸盛景：“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

”⑥］这些来自外地和本地的富商大贾累资数万、十万、百万计，由于商业资本在江南极难转向产业资本，便大量消耗在奢侈性消费中，由此刺激了商业的过度繁荣，也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兴旺、高档商品生产的增长，并进而为广大的手工生产者和小商人提供了大量生存、经营机会。

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繁荣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一些原来官宦性消费极强的江南行政城市即府治、县治的平均消费水平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功能变动而得到提高。

首先，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增加，改变了人口的比例，扩大了城市规模。

如松江旧城狭窄，方圆不及九里。

明隆庆、万历间，人口骤增，居民稠密。

来自四乡、外地的农村过剩人口汇集在府城周围。

四郊十里左右，人口不下二十万，大多数从事工商职业。

府城东、西门是商业、手工业麋集区。

万历年间，东城“男人制鞋”“轻俏精美”，“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

”西门外，有暑袜店百余号，远方客商争来购买。

这些工商业人口的多样性、复杂化的较高消费来自市场，交换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生产结构的商品化程度。

这样的消费显然与官僚、军队、士绅、城居地主及其仆从的庞大消费有别。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即当时租税折银现象也促进了市场交换的繁荣，尽管其中因商品作为租、赋转化物的不纯性而使交换掺杂着大量水份。

与物质消费提高相适应，江南城乡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和转变，当另文述及。

三、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依照“物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消费行为可大致划分为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消费与奢侈性高消费。

在社会消费品总量中，一般日常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和比重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正常、健康的发展和进步。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水平低，但由于阶级、等级、职业差别和财富差别的悬殊，享有特权或财富的“非生产者”的奢侈性消费畸型地膨胀，其对市场的依赖性尤其促使长距离贩运贸易的片面发展，由此影响到生产结构里劳动、资金的投入集中于奢侈性用品的生产，从而相对削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

高侈奢消费行为还使劳动和资金流入商业、服务、娱乐业领域，浪费了大量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扩大再生产的各种机会。

[!--empirenews.page--] 奢侈性消费品与一般日常用品的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清江南地区某些原属高档消费品的商品降为普及性的一般生活用品，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

如棉布衣饰在唐时仅为权贵服用，迄及时代，“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

”⑦］至清时，“江南一带，康熙间，常服尚多用布。

”到嘉庆间，已是“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洋。

”⑧］棉布作为日常用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

丝织业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如包头绢行、改机行，都是生产与民间消费有关的日常服饰品，包头绢为创织细软的纱代替高级品的精纱，而改机则是把原属高级品的缎或纱改织成较坚实的绸，以利在民间扩大销路。

这类日常用品范围的扩大、数额的增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产品结构摆脱前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明清江南地区消费行为的两极分化依旧严重，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侈性消费益发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