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安全职能演变析论

上海合作组织安全职能演变析论上海合作组织诞生于2001年6月15日，是21世纪初在欧亚大陆新出现的地区性国际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从“上海五国”机制演化而来，回顾其安全合作历程，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从解决传统安全威胁到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从建立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础到完善合作机制，从政治军事领域到经济文化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层次不断提升，成为维护地区安全的重要力量。

根据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轨迹，其安全合作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上海五国”时期安全合作（1996-2001年，从建立“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成立前）“上海五国”机制最初是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国为解决中国与苏联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加强边境地区的信任和裁军问题发展起来的。

苏联解体后，独立后中亚国家为了彻底解决冷战中遗留的中苏边境互信问题，1992年3月下旬开始，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联合代表团开始了边境裁军谈判，谈判中以中国为一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联合代表团为另一方。

经过二十多轮谈判，1995年12月，中国同四国联合代表团就中国与四国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达成一致。

1996年4月26日，上述五国领导人在上海签署了《中、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五国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不仅彻底结束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军事对峙状态，而且开启了“上海五国”这一新的安全合作机制，为五国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关系、解决地区内综合安全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4月24日，中国与四国在莫斯科又签署了《中国同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协定进一步奠定了“上海五国”军事互信的基础。

2000年7月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了第五次会晤，会议结束后中塔吉三国元首还签订了《中塔吉三国国界交界点协定》，“上海五国”实现了军事互信与安全合作，随着边界问题的逐步解决，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1996年，塔利班集团在阿富汗夺取了政权，阿富汗成为中亚地区乃至全球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基地，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中亚国家的安全。

中亚严峻的安全形势及应对这一形势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上海五国”安全合作机制必然转轨，逐渐从解决邻国间的边界问题逐步转到打击“三股势力”，特别是反恐合作上。

1998年7月3日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上海五国”第三次元首会议上，发表了《阿拉木图联合声明》，明确宣布：“各方一致认为，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民族排斥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

各方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偷运武器、贩卖毒品和麻醉品以及其他跨国犯罪活动”。

[外交部欧亚司编：《上海合作组织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这显示，除了边界问题和军事互信问题等传统安全以外，上海五国安全合作已经涉及“三股势力”、贩卖毒品、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这一阶段，上海五国机制重点解决传统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已经起步。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中国同俄哈吉塔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的以及相关边界协议的签订，实现了上海五国间的军事互信以及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宁。

随着多边机制的发展，五国不满足于军事政治及边境问题，而是寻求在打击“三股势力”以及打击贩毒、走私武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机制化建设阶段（自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到2004年塔什干峰会召开）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元首和新加入这一机制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宣言》、《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正式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区域合作组织的诞生。

因此，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日起，就把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确定为自身的宗旨和使命。

“9.11”事件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了阿富汗国际反恐战争，使中亚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为了保持地区局势稳定，2002年6月7日，六国元首在圣彼得堡元首峰会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确定了安全合作为该组织的基本活动方向，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决定》，为建立地区反恐机构奠定了法律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开始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优先合作的方向。

这一时期，成员国从加强睦邻互信和互利友好，维护地区稳定、谋求共同发展出发，积极实践新安全观，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启动多领域磋商机制，为本组织的安全和其他领域的合作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结构体系和法律基础。

三、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机制化运行阶段（2004年塔什干峰会——2005年阿斯塔纳元首峰会）2003年5月海湾战争结束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一轮恐怖主义攻击狂潮，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泥潭，美军力量由阿富汗向中东转移，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卷土重来，乌伊运、伊扎布特等恐怖组织也借助中亚国家换届选举兴风作浪。

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有针对性的强化打击“三股势力”的合作举措。

2004年6月17日召开塔什干元首峰会前，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行委员会在塔什干正式启动，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建设的基本完成。

上海合作组织具备了处理日常事务、应对突发事件的运作机制，反恐机动性、灵活性大大加强。

为了使以前签署的文件落到实处，峰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想》，明确了本组织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的主要宗旨、任务、原则、方向、形式，并建立了落实机制。

该文件使各国联合打击“三股势力”的斗争更加明确，更有针对性，大大提高了行动的效率与能力。

在此发展阶段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与框架外组织和周边国家的对话和交往进入了实质性的操作阶段，安全合作开始扩大到周边国家。

2004年6月，在塔什干首脑峰会上，六国元首一致认为有必要扩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安全。

2004年6月，批准了观察国条例，并在塔什干峰会上批准蒙古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

2005年7月的阿斯塔纳元首峰会上巴基斯坦、伊朗、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观察员国制度的建立，使该组织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得以扩大。

此外，上海合作组织还于2005年11月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

阿富汗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邻国，也是威胁上海合作组织安全与稳定的“三股势力”和贩毒等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外部策源地，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三股势力”和贩毒等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威胁，阿富汗的安全稳定至关重要。

2004年塔什干峰会就邀请了阿富汗过度政府总统卡尔扎伊参会，考虑到消除阿富汗安全问题的国际性和复杂性以及阿富汗现状，上海合作组织支持阿富汗寻求安全稳定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继续支持在阿富汗开展反恐行动，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提供军事基地和地上空中军事通道予以支持；二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这个机制，设立了常驻秘书处代表，在阿富汗重建、反恐、构筑贩毒等多个领域发挥作用。

在此阶段，主要成就是成立了地区反恐机构，该机构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拥有签订协议、开设银行账户、拥有动产和不动产等权力。

执委会的成立使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方面的效率大大提高，各项反恐协议和文件能够及时得到贯彻和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完成了机制化建设到机制化运作的阶段的过渡。

四、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深化拓展阶段（2006年上海峰会至今）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暨该组织成立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峰会对五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展望，签署了涉及信息安全、反恐、教育、经贸、和金融合作等领域共10份文件，标志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体制机制建设的基本完成，进入了细化、落实、完善、拓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上海合作组织继续以全面深化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及非法贩运毒品领域合作为优先方向。

但是进一步突出了综合安全观念，把安全合作的领域逐渐扩大到经济、文化、教育、信息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

同时，上合组织进一步开放安全视野到全球范围，在继续完善观察员国、上合组织—阿富汗问题联络小组机制的同时，又启动了对话伙伴国机制，积极扩展与框架外国家和组织的合作，共同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安全。

2008年8月，杜尚别元首峰会上，元首们批准了对话伙伴关系条例，上海合作组织的对外关系和对外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安全合作领域拓展到全球范围，上海合作组织开始有意识关注世界安全问题。

2006年成员国签署了《外交部协作议定书》，规定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协调立场，每年峰会都会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表明，向世界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明显加大了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维护成员国利益的力度。

每逢遇到重大国际事件，例如：从存在多年的阿富汗问题、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朝鲜核问题，到最近的利比亚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上海合作组织都通过各种方式表明组织的立场。

综上所述，“上海五国”时期，安全合作侧重于传统安全领域，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已有所涉及。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维护安全合作在巩固传统安全领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组织机制建设和机制落实，并一直以全面深化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及非法贩运毒品领域合作为优先方向，不断扩大深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的合作，更加注重综合安全，标本兼治，解决安全合作的根本问题。

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由成立初期的地区视野扩大到全球视野，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提高中亚成员国地位，改善中亚成员国战略条件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