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与动力朱显平、邹向阳【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上海合作组织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实际经济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进展情况并试用间接方法识别一体化的主导力量。

在实际经济层面,以区域内贸易总比重和均比重表征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是增加的,而用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来表征则是减小的。

在制度层面,一体化体现在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经济合作战略不断充实。

从时序和地域视角的间接证据表明,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一体化在贸易领域具有明显的市场主导特点,而在投资领域则具有明显的制度主导特点。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经济一体化制度一体化【作者简介】朱显平,1954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邹向阳,1970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

(长春130012)一引言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的含义被广泛引用的有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的说法。

丁伯根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丁伯根还把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前者指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促进经济交易自由化;后者指运用强力改变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1]。

巴拉萨提出:“经济一体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

就过程而言,它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差别待遇的种种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待遇的消失”[2]。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实质层面,意指成员国之间经济活动中各种人为限制和障碍逐步被消除,各国市场得以融合为一体,企业面临的市场得以扩大;其二是形式层面,意指成员国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逐步统一经济政策和措施,甚至建立超国家的统一组织机构,并由该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学术界也将前者称为功能性一体化,将后者称为制度性一体化。

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关系密切,既可相互促进,也可相互制约。

我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的分析从实际经济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两个层面分别进行。

在实际经济一体化层面主要分析区域内贸易、直接投资等跨国经济活动障碍消除的程度。

在制度层面主要分析(1)明确、正式的承诺和组织机构,(2)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决策程序、准则、规则、共识、预期、咨询论坛、合作模式和政府间协议等的建立情况。

进而在这两个层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间接途径识别市场和制度在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相对作用。

二实际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一)测量方法测量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通常有两条技术路径可供选择[3]。

第一条路径是考虑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的满足程度,通常采用评估不同国家国民间经济交易壁垒降低或消除的程度的方式。

然而,能够潜在地影响一体化的要素清单,现在扩展到远远超过诸如关税等简单的正式边境壁垒,包括了范围广泛的国内政策以及并不与政府政策直接相连,由市场结构、技术、地理、信息来源等衍生而来的各种影响力,甚至直接评估最简单壁垒的努力也受到测量和加总方法的不统一的困扰。

这些困难限制了经济一体化的直接测量方法的应用。

第二种技术路径是研究经济结果,比如贸易、资本流的规模或产品、资产国家间定价模式,通过这些变量来间接显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

通常,我们可以选择区域内贸易、投资的规模、投资占总贸易、总投资的比重或区域内产品、要素价格趋同状况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和趋势的指标。

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处在初级阶段,跨国实际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领域。

因此,我们选用区域贸易一体化指标来大致描述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和发展状况。

常用的区域贸易一体化指标包括:(1)区域内贸易总比重:,这里XAA和MAA分别代表区域A的区域内出口和进口,XA和MA分别代表区域A的总出口和总进口;(2)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这里XW和MW分别代表世界出口和进口;(3)区域内贸易均比重:,这里X AAi和MAAi分别代表i国区域内出口和进口,X Ai和MAi分别代表i国总出口和总进口,n为构成区域的国家数目。

这三个指示贸易一体化程度的指标各有特点。

区域内贸易总比重计算简单,但无法很好指示区域贸易的地域偏向,也容易受到区域内经济规模较大成员国的贸易地域模式的影响。

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可以指示区域贸易的地域偏向。

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等于1,表明属于该区域的贸易关系没有地域偏向。

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大于1越多,表明区域内贸易偏向越大。

区域内贸易均比重可以减弱经济规模较大成员国贸易地域模式对区域贸易一体化表征的影响,更好地反映区域的整体情况。

(二)数据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1995~2006年的11年间,上海合作组织6国的区域内贸易总比重一直保持在4.6%~7.2%之间,区域内贸易均比重则在28.9%~37.9%之间波动。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比重的规模,从总比重来看,4.6%~7.2%这一数字小于同期非洲约10%、墨西哥外拉美加勒比国家约25%、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约40%的水平;从均比重来看,28.9%~37.9%这一数字则位列除EU-15、NATA、CIS外的全球多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前[4]。

造成总比重和均比重数值相差悬殊的原因在于:上海合作组织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成员国——中国和俄罗斯的特定的地域贸易模式。

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占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约40%,区域内贸易比重却只有2.0%~2.7%,而俄罗斯这两个指标均在10%左右,因此尽管有哈萨克斯坦的35%~58%、吉尔吉斯斯坦的44%~69%、塔吉克斯坦的35%~55%、乌兹别克斯坦的31%~47%的区域内贸易比重,仍然有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内贸易总比重不高且远低于均比重的结果。

图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前后区域内贸易比重变动趋势资料来源:作者基于“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计算。

1995至2006年间,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比重的变化趋势,无论是从总比重还是从均比重来看,总体上呈现下降态势,2001年组织成立后则缓慢上升。

总比重从1996年的最高点7.2%连续下降到2003年最低点的4.6%,随后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5.3%;均比重从1995年的最高点37.9%持续下降到2002年的最低点28.9%,随即一路上扬至2006年的32.3%。

从图2可以看出,现上海合作组织6国的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与前面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不同,呈现出持续下降的特点。

这一指数从1996年最高点的1.7持续下降,到2000年跌破1达到0.94,到2006年跌至0.52。

这表明,从上海合作组织还未成立的2000年开始,该组织内国家的对外贸易就已经呈现出区域外偏向,即使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也没有扭转这种趋势。

为什么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在区域内贸易比重止跌回升的情况下还持续下降呢?其原因在于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的对全球贸易总额上升很快,它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的上升幅度超过了区域内贸易在其中的比重的上升幅度。

也就是说,上海合作组织的贸易一体化取得进展,但这种进展有深刻的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背景,它甚至落后于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速度。

三制度一体化的进展(一)制度和制度一体化的含义“制度”(institution)一词在不同背景下使用内涵变化较大,有的时候仅仅指有法律特许的正式官僚组织,有的时候指正式的规则和集体治理的程序,或者外加非正式的准则、预期和行为模式。

日常使用的“制度”一词的内涵甚至拓展到包括诸如货币、所得税、民主、婚姻等内容。

不同的学科对制度也有不同的理解。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定义为“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5]。

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把与“制度”同义使用的机制(regimes)定义为“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借以凝聚参与者预期的一套明晰的或暗含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6]。

这里我们关注的制度一体化,主要是指消除或有助于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制度的建构、各国规章、管理框架的协调、便利市场的法律、税收和政策的变迁,以及创建、执行共同政策的机制的形成,等等。

图2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前后区域内贸易强度指数变动趋势资料来源:作者基于“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计算。

(二)制度一体化的进展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制度一体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机制建设和发展战略规划两个方面[7]。

1.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早在“上海五国”时,当建立边界安全和信任措施这一重任基本解决后,经贸合作就已经成为领导人重点讨论的话题。

2002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中更是明确规定:“政府首脑(总理)会议通过组织预算,研究并决定组织框架内发展各具体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相互协作的主要问题”。

2001年9月,成员国总理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首次会晤,正式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每年一次的总理会晤机制。

为了研究经贸领域相互协作的具体问题、落实总理会晤的决议并为总理会议做准备,2002年5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宣布正式启动经贸部长会晤机制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谈判。

为了商议经济合作的具体事宜,提出合作草案并为经贸部长会议做准备,成员国经贸部长在第二次会晤后(2003年9月)不久,经贸高官委员会和5个专业工作组相继成立:中国牵头的电子商务工作组、俄罗斯牵头的海关工作组、哈萨克斯坦牵头的技术规则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应用工作组、塔吉克斯坦牵头的投资促进工作组、乌兹别克斯坦牵头的发展过境潜力工作组。

2005年,又成立了俄罗斯牵头的能源工作组和吉尔吉斯斯坦牵头的现代信息和电信技术工作组。

高官委员会和专业工作组的成立,为实现各项区域经济合作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机制保障。

与上海合作组织有关的还有3个民间合作机构,分别是实业家委员会、银行联合体和上海合作组织论坛。

实业家委员会实际成立于2005年10月25日,是一个民间非政府机构,由各成员国的实业家委员会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让民间了解上合组织的决议和发展动向,让上合组织了解民间的意见和想法,通过充分调动民间力量,使民间广泛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

银行联合体于2005年11月16日正式成立。

该联合体是俱乐部式的合作机构,不设法律实体,由各成员国指定的开发性或商业性银行组成,根据市场原则对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区域合作项目组织银团贷款。

上海合作组织论坛是成员国建立的一个多边学术机制和非政府专家咨询机构,由各成员国具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研究中心地位的权威研究机构组成,其主要职能是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