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英语4课文译文

别再为迟到找借口

哈里·贝地

每个办公室总有那么几个人习惯上班迟到。管理者该如何处理多元文化环境里的这一问题呢？文化背景不同，时间观念也大不相同，作为老板，应持何种态度，是忍气吞声还是采取惩罚措施呢？

专家告诉我们，西方人和东方人对时间的看法是不同的。从文化角度来说，西方人更多地生活在当前和不远的将来，而亚洲人却更多地生活在古老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亚洲人尽力避免成为时间的神经质的奴隶。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是永恒中的匆匆一瞬。他们喜欢旅游所带来的那种“失重”感，没有近期目标，也没有紧急任务。

对许多亚洲人来说，生活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幸福绝对不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喜欢按部就班，不愿来去匆匆。静观季节的变化、儿女的成长也不认为是在虚度光阴。

西方人相信幸福就在不远的前方。多花点时间，多费点金钱，多下点工夫就能达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就靠时间紧迫的日程安排和最后期限而生存。

但是学究们深思熟虑悟出的这一见解又是如何与上班守时这一问题联系起来的呢？是否我们应该从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得出结论，一些雇员上班拖拖拉拉就是合情合理的？还是说这意味着一个管理者应该忽略守时这一工作守则呢？

表面上看来，管理者会不得不对一些文化群体比对另一些文化群体在守时方面更宽容一些，但是这在城市文明中是站不住脚的，它将使人相信此种文化的时间观念比西方的时间观念逊色这一学术论调。

这便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情：遵守时间和对时间的哲学观。

一个人认为时间是以百年来度量的，并非以秒来计算，这与他每天能够按时到办公室上班并无关系。没有哪一个亚洲雇员会为自己的迟到找一个文化背景方面的借口。他可能会寻找一些更现代化的借口，如交通堵塞、表慢了以及停车麻烦等。这些措辞与西方办公室人员所用的藉口并无区别。为什么在亚洲经常以这些借口迟到可以被接受，而在西方这样一个人却被认为是不可依靠、不可信赖的呢？

问题可能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社会生活中，对于那些让我们在市区约会的地点等候半小时的亲友们，我们往往比较宽容。我们不会认为他们不把我们的友谊和亲情当回事儿。我们也不会认为他们失礼。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容许他们用含糊其辞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

可是，如何对待社会生活中的那些迟到者却是个人问题。而在现代商业领域，我们不容许有这种灵活性。

如果一个人偶尔一次上班迟到，谁也不会在意。遵守时间不应成为一时的风尚。而在一个办公环境中，应该有这样一种纪律约束的氛围来使人们遵守时间。

即使那些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的公司，也会规定哪些时间雇员必须在办公室，否则就无法召集各个部门一起开会。

一些公司可能会主动改变他们的上下班时间，以使雇员能够避开交通高峰期。但那并不是说就不再需要守时。

一般来说，迟到这一问题只和少数雇员有关。管理者应该试图通过劝告——必要的话可反复教育——来改变他们的坏习惯。这并非易事，而且有时还颇需要些耐心。

但是，我们也应摆脱那种认为期望别人守时就是不能容忍某种文化的迂腐观点。这种陈词滥调应当立即摒

弃。

如果来自好名声的自豪感可使家人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好名声的威力

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

夏季的一天，为了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马里恩镇的农庄，父亲让我去买金属丝和建栅栏用的材料。那时我16岁，最喜欢的事莫过于驾驶我们的雪佛兰牌小皮卡车去做事。可是这次我却打不起精神来，因为爸爸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让我不得不去商店赊欠购物。

16岁是傲慢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人需要的是尊重而不是施舍。1976年的时候，可恶的种族歧视的阴影仍然存在。我曾见过我的朋友想通过赊欠购物，当俨然以恩人自居而傲慢的店主问到他们是否能按时偿还时，他们低下了头，无精打采地站在那儿。我知道像我这样的黑人青年每次走进杂货店时，都会被店员象盯小偷一样盯着。

我的家人都很本分，总能及时偿还债务。可是庄稼收获之前，现金总是短缺。店主能信任我们吗？

在戴维斯兄弟的百货店里，培克戴维斯站在收款机后面。他正跟一个中年农场主说话。培克个子高高的，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穿着一件红色打猎衫和卡其布牛仔裤。当我去往五金制品销售区从培克身旁走过时，我朝他点了点头。当我把要买的东西放在收款台上时，小心翼翼地说：“这些东西我得先赊帐。”

那个农场主以一种调侃、讥讽的眼神看着我。可是培克的神情始终没变。“没问题”，他爽快地说，“你父亲信誉很好，总能按时偿还”，他转身对另外那个人说，“这是詹姆斯•威廉斯的儿子。”

那个农场主朝我友好地点了点头。顿时我内心充满了自豪感。“詹姆斯•威廉斯的儿子”，这三言两语为一个年轻人的自尊和自信打开了一扇大门。

就在那天，我发现好名声能产生巨大价值的精神财富。父母亲获得的好名声使邻居对我们家充满了敬意，每个人都知道威廉斯家的人具有怎样的品质：体面本分，信守诺言，自尊自重，不做坏事。

我们孩子们------八个兄弟、两个姐妹------都能享有那个不应该享有的好名声，除非我们做了什么事毁掉它。损害这个好名声意味着受损害的不仅是破坏它的人，还有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我们彼此息息相关。

好名声和由此带来的责任感，促使我们这些孩子向好的方面发展。我们从思想上和行为上一直按照好公民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最终成了非常好的公民。

在渴望让人尊重的愿望的激励下，我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最终，它给了我动力，使我能够在华盛顿（即哥伦比亚特区）成功地拥有自己的一家公共关系公司。

在听说克林•鲍威尔陆军上将声称美国需要在街坊邻居间重建羞耻感的时候，我想到了好名声的威力。他说得对。若以好名声为荣，能让家庭和邻居正直诚实的话，那么具有羞耻感可从相反的一面达到同样的效果。

吸毒、酗酒、盗窃，让年轻女子未婚先孕----今天，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像它原本应有的那样令人尴尬。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新生儿的妈妈均属未婚。许多这样的婴儿将在无安全感、无庇护的环境下成长。而这种安全感和庇护正是具有爱心的父母所应负的责任。，

一旦一个家庭的社会束缚和彼此义务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瓦解了。政客们也许鼓吹犯罪率下降了，但是从1960年人口仅以40%的比率增长时，美国的暴力犯罪却增长了5.5倍，但是我们已习惯了这一切。青少年吸毒的数量再次增长，没有哪一个街区幸免。在南卡罗来纳一个镇子里，警察从12所中学里抓了73名小额交易毒品的学生，其中一些恰恰发生在教室里。

文化影响，诸如电视和电影，经常推崇的是一个极端暴力的世界。生命在这里一文不值，不被珍惜。

同时，象征文明的小标语牌和蕴涵文明的互相尊重的行为从学校、商店、街道渐渐消失。诸如“是的，夫人”，“不，先生”，“谢谢”，“请”等象征尊重自我、尊重他人的礼貌用语也消失了。然而，受电视上、音乐里亵渎语言的鼓动，一些孩子对挑衅性粗俗的语言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

今天的许多孩子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了羞耻感。他们出生在名声不好的家庭里，对如何维护好名声毫不在乎。

今天，当我回到家，受到了尊重，只因为由父亲相传、我的兄弟姐妹和我共同维护到今天的好名声。像培克•戴维斯这样的人们逐渐意识到我的成功，这是家庭的好名声为我今日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维护好名声不仅会受外人尊重，而且那些最熟悉你的人也会对你充满信心。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按他一贯的做法，父亲担心母亲胜过担心自己的病情。他想减轻母亲在家里看着他死去时的悲伤，于是他来到我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