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发展经验

如图2.5所示，在1967年，经济发展的早期，纺织业及同类行业是唯一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1971年之后，对贸易收支呈现正贡献率的还有电子电气产品，紧随其后的是交通设备行业，如汽车和轮船。

而化学工业在1995年之后才出现贸易顺差，与此同时化工行业的组成部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早期发展中，韩国的化工行业在工业化学品（如石油化工品，塑料，橡胶等）方面竞争激烈，而且严重依赖进口化学原材料和精细化工品。

直到近年来，韩国才扩大生产国内的化学原材料和精细化工品以降低对进口的依赖。

就国际竞争力而言，机械虽是最后发展起来的行业，但也在日臻完善。

构建科技能力韩国一直致力于发展构建本土的科技能力。

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首要考虑的就是科学和技术；例如，EPB在制定经济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的同时，就制定了科技进步的第一个5年规划，说明本土科技的发展对工业化成功的重要作用。

为贯彻科技进步5年计划，韩国大力投资研发，国内研发总指出(GERD)在规模和强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国内研发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从1963年的0.25%增加到2005年的2.99%。

同期研究人员的数量也从1900人增加到198500人，增长近120倍。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每一百万人中研发人员的数量的平均水平是3717人，韩国经济在这一指标上已经基本接近经合组织成员国。

研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私营部门投资的扩大。

在工业化早期，私营部门研发支出比重并不大，但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科技进步的强烈需求，私营部门持续加大研发投资。

最后的结果是，科技发展的资金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内研发支出中，政府占的份额持续下降，近年来，只有1/4的资金是来自于政府，而剩下的3/4都来自于私营部门。

韩国构建科技能力的过程可以归结为引进技术与本土研发的结合。

从图2.8中可以看到，横轴表示版税（即引进技术）占商业研发支出(BERD)的比重，纵轴表示商业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也叫研发的强度）的比重，图中的曲线表示从1976年到2005年这两个百分比的变化趋势。

版税占商业研发支出的百分比直到1980年早期才有明显地下降，这表明商业研发支出的增长超过了版税的增长。

然而就研发强度来说，19世纪80年代之前一直维持在0.5%。

1980年以后，尽管版税占商业研发支出仍在30%，但研发强度的趋势有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蕴藏在这些变化之后的是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发展科技能力所作出的共同努力。

首先，经济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经济发展早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低成本因素，如廉价劳动力和规模经济。

而且那时引进技术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吸收和消化就可以运用，根本不需要组织研发活动。

相反，随着经济发展到后期，廉价娴熟的劳动力资源枯竭以及经济结构转变为技术密集型，这些变化都迫切要求制度化的研发活动，其中私营部门就通过建立公司内部的研发实验室（方框2.4所示）来应对这种转变。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韩国政府也适时地改变科技政策的导向。

经济发展早期，政策重点关注科技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开始关注目标型科技的发展。

在实施全方位经济发展规划的早期，韩国政府就清楚地认识到科技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科技领域颁布了两个标志性的政策措施，即两个机构的设立：1966年的韩国科技研究所（KIST ）和1967年科技部（MOST ）。

加上1971年成立的韩国先进科学研究所（KAIS ），这三个机构对韩国的科技行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个机构分工各有侧重，其中科技部一直主管韩国整体科技政策的制定，韩国科技研究所负责培养科技人员以应对经济快速增长对工业人才的需求，而韩国先进科学研究所（后更名为韩国先进科技研究所，KAIST）负责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实施建立研究指向性大学。

尽管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许多科技研究所和科技基础设施，如政府专业研究机构，以及70年代的韩国科技研究所，但科技政策在60、70年代起到的作用甚微。

对60年代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以及70年代的HCI来说，技术要求可以很容易的从国外获取。

科技的作用在80年代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那时韩国出口企业从为原设备制造商生产转变为开发自主品牌进军国际市场，企业竞争战略的变化对政府提出了新的政策需求。

过去，科技政策都是供给导向型，即为引进外国技术提供基础，而80年代，科技政策就开始侧重于鼓励国内研发，此时科技的作用就开始显现。

随着科技部在1982年设立了国民研发项目之后，其他部门也陆续着手研究任务导向型研发项目。

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知识经济的另一个支柱是教育（或人力资源开发）。

韩国的教育系统是与经济发展阶段协调一致的，并同创新相互促进，互相补充，共同促进韩国知识经济的发展。

从为国民提供普及教育，逐渐转变为向社会提供高技能的本科生和研究型技术专家。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韩国政府对人力资源发展和教育系统提出的政策也在与时俱进。

60年代经济发展早期，教育政策侧重于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以便向工业企业提供受教育的劳动力。

此时，教育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是学生入学人数和学校数量的大幅度增加。

6年义务教育计划的完成让相应年龄的所有孩子都进入学校学习，中等教育学生的人数也是10年前的3倍。

为了为日益发展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培训技工，60年代还设立了职业高中。

而到了70年代，经济发展规划的重点是加强职业教育，为向HCI计划提供技工，还设立了职业大专院校。

1976年设定的《基本职业培训法案》（1981年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构成了职业培训的基本框架。

除了公共职业培训机构，部分政府的资金也用于支持离校到企业中进行培训的项目。

自1976年以来，大型企业要么自己培训员工，要么交税给政府让企业员工在公共培训机构接受培训。

在70和80年代期间，随着高等教育学生入学人数的增加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发展，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随着大专院校承担了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任务，大专院校的项目更具多样化以应对不同产业的需求。

1980年7月30号，政府发布了教育改革的通知，其中包括废除大学入学考试，革新学校设施，在教师中引入激励机制等。

为教育改革融资，政府还实行征收教育税（如方框 2.5所示）。

到80年代，劳动力资源已经越来越稀缺，相比前十年，80年代经济活动人口的数量大幅下降。

伴随着经济在1985—1989年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大幅增加。

8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要求更多的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员工，这种劳动力需求的改变就需要大学加强科学和工程教育。

1992年，改革教育培训体系以应对工业化社会发展，成为第7个“5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十大政策目标和任务之一。

韩国教育体系一直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1980年7月30号的教育改革。

虽然改革的侧重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不同，但改革的本质始终不变，那就是“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1997年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p17）.但是，教育改革并不都是成功的。

定量的目标很容易实现，如20世纪70年代增加多少大学学生入学人数，但教育质量的改善相比其他事情来说仍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虽然政府对教育的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但这仍不足以改善提高教育质量。

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教育投入资金的问题，说，尽管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都以惊人的步伐前进，但教育的投资远未跟上这个发展速度（1997，p18）。

自1995年以来，韩国教育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但其中公共投资远落后于经合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如表 2.7），因此公共投资以外的部分就全部由私营部门来承担了(如表2.8)。

除了增加教育投资之外，韩国教育体系还需培养创造力。

1997年发布的教育改革简单地阐述了韩国面对的挑战：“韩国的教育，在工业化新时代已经实现了量的增加，但这仍不足以应对信息科技时代和全球化的浪潮，也不足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而创新型人才是未来时代增加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1997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p17）。

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人力资源发展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工业角度分析，快速的工业化改变了劳动力的结构，尤其在短期内，工业化的深入发展要求不断充实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

第二，从供给角度分析，教育和培训体系要随着工业需求变化而变化。

因此，韩国教育培训体系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学生入学人数来应对韩国经济的增长，但这引发了教育数量扩张和质量改善的不平衡，最终导致公共培训的人才和企业需求的人才在技能上很难匹配。

在职培训的模式受到了韩国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而公共培训却遭到了质疑。

一些批判家指出所谓的公共培训其实就是基础培训，而与此同时企业需要的是受过专业培训并能很好应对技术和结构快速变化的人才（Koh 1998,p64），这种不匹配使得公共职业培训拖累了工业需求的变化。

韩国教育体系和人类资源发展政策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也是有不足的，如向着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而不断进行改革就是褒贬参半的一个过程。

总结韩国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变革描绘了一幅向高端先进工业结构转变的画卷。

这种成功变革一方面得益于政府正确地实施政策，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企业的积极参与。

政府设定的发展目标清晰地指引了国家发展的方向。

这些目标和大的方针政策都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制定的，能够很好地应对国内和国际情况的变化。

一直以来，政府采用的方法都比较实际，而且政府的干预正如经济规划中所说一样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政府干预仍然会经历不断尝试和错误的过程，其中，如HCI 计划就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和过度投资。

在面对该错误的时候，韩国政府通过恢复市场机制的理性政策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韩国政府并不是市场的替代物，相反，政府担当的角色还很成功，因为政府职能补充了市场功能的不足，尤其是在市场和机构尚未建成的初步阶段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宏观经济政策就从早期的直接干预转变为当前的自由自主的模式。

管理经济以实现工业化既带来好处也付出了代价。

将有限的资源转移到少数目标产业使得少数大企业享受优越的条件实现了快速增长，如果没有这种政府干预，韩国可能建不成诸如钢铁、汽车、造船等现代化的产业。

然而，这种产业政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可忽视的。

政府主导的金融体制使得金融部门发展不足，这一方面带来了金融部门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70年代早期金融抑制的直接代价就是拖累了产出增长和经济的整体发展。

此外，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不匹配也使得韩国经济易受国际金融市场震动的损害。

于是，韩国政府在90年代初期调整经济体系包括金融体系，以期实现两者之间的匹配，但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结果。

总体来说，政府干预在两个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人力资源发展和科技。